“联邦制不应该凌驾于州法律和法规之上，除非联邦政府的规制是为了保护国家的公民权，或没有给州际商业交往带来沉重负担。”（U.S.HouseOfRepresentatives，OrH.R.2327，TheRegulatoryReformActOf1983，July28，1983.）1982年，行政管理和预算局估计，通过放松对州和地方的规制，节约了投资成本（investmentCost）40-60亿美元，节省常规成本（recurringCosts）20亿美元，并且使州与地方雇员每年免除1180万工时（workhour）的公文汇报工作。通过推行整笔补助完成了、解除了绝大部分的对州和地方的规制，大幅度减少对州与地方的干涉。
将28项分类补助合并成单项整笔补助，教育部就把《联邦登记》上法定的667项规制降低到20项。1982年财政年度可削减83%的政府间公文要求，1983年财政年度则可削减91%的公文要求。推行整笔补助解除规制带来的巨大效果，启发了90年代在整个政府范围内放松规制（Deregu-lation）途径选择。战略性规则设计就是吸收了其中合理的要素。90年代有人提出，80年代推行整笔补助仅仅是强调放松对州与地方的管制，并没有强调放松管制后的结果，仍然不是以结果为本的政府间体制设计。的确，又有谁能肯定和保证州与地方政府推行公共政策就一定产生好的结果呢？于是一种新的思路出现，这就是政府间体制的战略性规则设计。此是后话，暂且存而不论。
第三，税制改革途径。
美国的税收政策（以收入所得税为主体）既是调控经济的杠杆，又是控制地方政权的有力工具。联邦政府提取税收的数量，直接影响到经济主体的投资欲望及纳税人的边际消费倾向，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兴衰。联邦政府的税收提取量与州和地方政府的税收提取量，在一定的时点上是个零和博奕，你多我就少的关系。1981年、1986年以减税为主题的两次税制改革，使州与地方政府能够提高税收提取能力，并扩大财政来源，这实际上就是州与地方政府梦寐以求的财政分权。（“CompetitionAmongStatesAndLocalGovernment：EfficieneyAndEquityInAmeri-canFederalism”（WashingtionD.C.：UrbanInstitutePress.，1991）一书，比较充分地论述了1981、1986年两次税制改革与分权之间的关系。）里根政府分权之后，所有的州政府都提高了公园、各类执照等方面的收费。半数以上的州提高了收入税和销售税。1986年一年内就有16个州提高了税率。1987年，40个州重新修订税率。1980年到1986年，州和地方政府收入提高了2309亿美元，联邦政府补助对该增长的贡献份额只有70%1986财政年度州政府的开支比1985年提高8.9%。同时州政府采取措施给予地方政府更大的权力以增加收入。1979-1987财政年度，地方政府的总开支，提高了26%，达到3320亿美元。（参见“Reagan‘sFederalism”，P.188-189.）当然，州与地方的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仍然没有较大的变化。联邦与州及地方仍然保持6：4的比例。联邦仍有控制地方的雄厚财力。
通过推行整笔补助、放松管制、减税等新联邦主义措施，联邦基本上实现了自己的目的。1978-1983，联邦政府给予州和地方的补助（在扣除通货膨胀率之后）下降了25%，1987年比1981年相比，联邦补助下降了33%。（UnitedStatesConferenceOfMayors.TheFederalBudgetAndTheCities；AReviewofThePresitent‘sBudgetForFiscalYear1987.（Washington，D.D.，Feb，1986）P.Iii）80年代美国政府间分权的制度设计的实质就是：联邦政府重视的是分卸负担，并没有强调分权后政策执行的效果。
二、90年代以结果为本的分权制度设计的提出
90年代的分权与80年代的分权最大的相同点是：控制福利规模，削减预算赤字。最大的不同点在于，90年代的分权强调在分散负担同时，不能把民主党进步主义集权所取得的成果抛弃。故90年代美国重塑政府运动中提出以结果为本的政府间分权制度设计之设想，这是一种企图鱼与熊掌兼得的设想。分权的侧重点也随之发生了转移：
继续以整笔补助放松规制的同时，把侧重点放在注重社区自治的基础之上。
第一，承前启后萧规曹随。
90年代克林顿两届政府基本上保持了民主出任党总统、共和党主导议会的格局。共和党通过分权来实现削减福利项目的实用主义思路，影响着重塑政府运动中分权的目标和政策选择。共和党人罗伯特·多尔（RobertDole）与金里奇（Gingrich）在90年代提出“授权给人民”的主张。该主张的真正含义是：人民应该对自己负责，联邦政府将收缩社会福利政策，人民不要再依赖联邦政府。其真正的政策含义是：以整笔补助来代替直接削减自然权利项目（Entitle-mentsProgram），把潜在的财政负担和政治压力转嫁于州与地方政府。未成年儿童家庭整笔补助已经使州政府限制了对贫困家庭的收入支持。学校午餐整笔补助将有效地取消其中的诸多权利项目。同时，美国联邦政府开始推行没有资助的托管（UnfundedMandate）政策。即联邦政府责令州政府承担一些必需的社会职能，但却没有提供任何资助，这使各州叫苦不迭。
民主党总统克林顿是推动分权的主要政治力量，但巨额的国债和仍没有彻底解决的财政赤字问题，是一种无形的压力，这种压力驱使着总统仍然不能摆脱节省开支的传统分权思路。其分权的真实意向还是削减开支，压缩赤字。
1993年的国家绩效评论没有提出统一的分权战略，还是在列举给予州和地方供给公共服务的灵活性会节省预算开支的数目。该届政府比以前任何一届政府都提倡州与地方的创新试验和灵活性，但并没有就从根本上调整联邦与州之间关系做出正式的制度安排。相反，联邦政府却设计出一些有效的制度来从总体上控制福利开支。
1994年克林顿的保健体制改革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全民保健的同时不能膨胀保健开支是克林顿政府保健体制改革的两大目标。1994年，联邦要求各州建立地区性的联盟，负责将该地区的每一个人进行登记，以此推行“承担责任的健康计划”。这些联盟将是非政府非盈利的和绝缘的组织。这样保健受益者个体不会直接面对联邦，而是面对各州组建的地区联盟。联邦借水行舟，借非政治性的绝缘组织来供给保健服务，国家保健委员会（TheNationalHealthBoard）将确定每一个联盟每年的保健开支额度（根据投入的保险金来决定额度），联盟也没有动力去超额开支。州想提高保健额度的代价也极其昂贵。于是，联邦实际上达到了削减保健福利开支的目的（特别是将经济增长、通胀因素纳入到考虑的视野）。联邦分权州，州组建地区联盟；联邦控制最终的财政资源，利益丧失者通过政治过程来改变规则的难度空前提高，这种制度安排形成的情势不正是志在控制福利膨胀吗？！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就此评论说：以这种方式组织推行保健改革，使利益丧失者不能随意改变游戏规则（RichardP.Nathan，1995）。（Richard-P-Nathan，“ReinventingCovernment：WhatDoesItMean？”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March/April1995.，V01.55，No.2）第二，鱼与熊掌兼得——新思路的初显。
80年代的分权与对工商业的放松管制结合在一起，90年代的分权与政府内部的放松规制结合在一起。
80年代的分权并不追求以结果为本，更多地追求“规则优化”，摆脱负担。美国联邦并没有一定的责任保证机制，保证分权后的州与地方执行整笔补助的效果。只是假定州与地方一定能富有创造性效率和责任。90年代的分权开始关心州与地方政府输出（特别是执行联邦资助的项目）的结果，开始考虑削减预算开支的同时，不能取消民主党人为中下层群体谋取的物质利益和公民权利；并开始考虑在建立以结果为本的政府间体制的思路之下，放松联邦对地方政府的规制。开始考虑在某些方面让州及地方免除联邦的任何规制，而自主制定有关公共服务的政策（即自主制定有关供给公共服务的规则）。开始考虑为确保结果而做出某种制度安排，其中重点是考虑打破利益集团在州及地方政府层次的分利行为。任何政策领域都是联邦、地方和特殊利益集团三者关系集汇的焦点。三者利益关系的调整往往优先于政府层次的决策。由于利益集团的居中作用，原先由公用事业委员会主管的能源事业土地政策移至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现在又要移回地方。在美国又有哪片天地利益集团的作用力比较弱呢？只有社区。
1、放松规制
威廉姆·爱格斯（WilliamEggers）和约翰·奥莱瑞（JohnO‘Leary）在《基层革命：重塑政府的一种选择》中，没有提出什么分权的政府理论，但书中提倡通过减税限制政府行为，应把政府的责任转移到个人、家庭和志愿者组织中去。
不仅联邦应该分权，州与地方政府也应该分权，特别是减少政府提取。詹姆斯·皮克顿（JamesPinkerton）在《大政府的结束：初露端倪的新模式》（1990）一书中充分肯定公房的个人所有计划、自我管理试验、学校凭单制度。克林顿政府的预算主管AliceRivlin在《美国梦的复兴：经济、州与联邦政府》一书中，主张把联邦主要项目全部分权地方，由地方自己制定规则来完成这些项目。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DavidOsborne&TedGaebler）在《改革政府》（1992）对社区拥有的政府（Community-OwnedGovermment）的强调有加，美国民主党的智囊团进步政策研究所撰写的《变革方略》，都对克林顿重塑政府运动中放松对州与地方的规制起了推动作用。
1993年9月30日，克林顿签署第12866号行政令，鼓励州与地方政府的行政部门拒绝没有资助的托管（Unfund-edMandates），并公开规制评论程序，以利公众审查。行政管理和预算局（OMB）的信息和规制事务办公室马上做出反应，召集地方代表来举行规制审查规划会议。1993年10月26日签署第12875号行政令，敦促联邦政府部门不要给予地方没有资助的托管项目。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共同努力推动州与地方管理联邦资助项目的灵活性。以整笔补助取代分类补助，提高地方支配资金的效率。教育部正推行教育灵活性合作伙伴示范项目（EFPD），授权几个州可以不受联邦教育片面的法规和规制约束。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将四个分类补助合并为一项整笔补助。1994年的地区授权和灵活性法案（LocalEmpowermentAndFlexibilityAct）创建一个示范项目，给予60个社区合并项目的权力，以提高资金使用的灵活性。西弗吉尼亚和印第安纳鼓励社区合并199个联邦项目，已得到克林顿总统的首肯（1994年1月）。
2、对社区的重视和强调
直接分权社区是90年代美国分权的一条全新思路。
这种思路及实践取向既有保证分权结果的考虑，又有权力自国家向社会转移的潜在取向。分权社区和个人在美国有一定的历史基础。美国历史上的社区组织比较发达。在新政之前，由于公共服务的数量较少，社区和宗教组织基本能够承担对公共服务的供给。新政之后，社会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超过了社区和宗教组织的供给能力。社区的职能被政府所取代，社区组织和力量一度萎缩。随着政府失败现象的增多，社区作用再次逐渐被重视。本世纪60年代的进步主义运动最大的制度和组织贡献是，以社区为基础的非盈利组织（Non-profitAgencies）的迅猛发展，即建立公私合作关系作为直接供给公共服务的重要手段。离异妇女避难所，儿童照顾组织机构，社区发展公司，社会医疗诊所等各种社区组织都是以特定的社区服务作为存在的理由，这是人们日渐对大规模的政府干预下的政府低效失去信心的表现。60年代的反战运动号召缩小官僚制的国家安全体系以及其依赖的公司。妇女运动的内含授权的本质：在绝大多数的个人和社区层次上，个人才有真实的参与权力。环保运动也发展了许多有洞察力的分权观点：“从全球的角度考虑，在地方层次上行动”；“小即是美”，“以人为本”的制度、“生态区域政府”。这种制度基础是授权社区政策创新的制度资源，新的规则变革就在已有社区组织的基础上进行。
联邦制定标准，提供资助，利用选择性刺激手段来提高解决社区问题的能力。最有效的项目来自基层，这是公共管理者的共识。社区发展、工作训练、家庭服务、社区诊所等公共服务，填补了立法过程和政府不能介入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