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增强社区的力量。1993年联邦政府设立了社区事业委员会（TheCommunltyEn-terpriseBoard）（副总统戈尔任主席），目的是在联邦和州的资助下，有机整合协调凝聚社区自下而上的创造力以及私营部门的创新性。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和农业部正执行着行政授权区域立法（TheAdministration‘sEmpowermentZoneLegislation，该立法是混合预算协调法案的一部分）的条款。将90个社区作为授权区，将95个社区作为事业社区，从而帮助社区得到联邦基金和其他方面的补助。现在联邦政府强调让社区优先设计解决问题的方法，然后根据社区的要求有针对性的定向资助。社区组织是一个自组织，不依靠外部的强制力量而生存，也不依靠经济刺激利润追求作为发展的动力，它是一种源于社区群体内在合作需要以自助为特征的组织。若社区组织以市场经济为依托，以政府的资助为条件，就可以更健全地发展，而与州和地方政府一起成为实现社区政策目标的力量；就有可能比州和地方更能保证社会政策实现的结果，更能保证公民所需公共服务的质量。
第三，90年代之后美国分权的可能思路。
毕竟社区组织不能代替州和地方政府，接纳联邦政府交给的供给公共服务的全部任务。那就是说，州与地方政府不一定像社区组织一样能保证公共服务供给的结果（公平、质量、效率），那么分权后，如何才能保证州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结果呢？战略性规则设计是其初步的回答。
罗纳德。P.桑德斯提出的“一揽子拨付计划”，奥斯本提出的“挑战性补助计划”，实际就是处理政府间关系的战略性规则设计。其基本组成要素是：
其一，联邦政府制定出州及地方政府供给某些公共服务的战略性框架与总的指导方针。其中内含联邦政府追求的核心价值目标（公平、节约、服务质量等）。但并不具体决定地区应该如何做的微观规则。
其二，州与地方政府拥有自主制定供给公共服务规则的权力（即拥有制定规则的权力，不是只拥有管理规则的权力），自主地设计管理公共服务项目，去实现联邦要求的绩效指标。
其三，联邦通过考评州及地方政府实现绩效指标优劣顺序，分别拨发不同数额的挑战性补助。绩效指标越高，得到的补助将越多。这样有助于改变以前整笔补助只注重投入，不注重结果，只注重简化规制，不注意培育动力机制的缺限。
战略性规则设计已经在州一级发展起来，用于处理州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如宾夕法尼亚州的本·富兰克林伙伴关系计划）。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也提出建立社区开发挑战性补助的主张。一些学者也开始就此而鼓与呼，但联邦层次战略性规则设计的实施可能是21世纪的事情了。目前有一点可以肯定：分权后，美国州与地方政府设计公共服务供给规则的权力会加大，但财权之扩大比较渺茫，因为竞争性获取补助的前提是：联邦政府控制主要财源。
（第四节本章的结论
一、预先的制度安排是中央与地方分权有序进行的重要条件
美国80年代以来的分权制度设计是在美国宪法既定的法律框架之内进行的，是在美国联邦制的总体框架之下进行的。美国的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均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权力划分。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互动有既定的法律框架做依归。罗斯福新政之后80年代以前，联邦政府的集权取向是如此，80年代以后的分权取向同样如此。
美国政府的集权取向与分权取向都是由特定历史社会、技术环境下的社会要求决定的。联邦制能够规定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大体权力空间，但并不能决定联邦政府——州政府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拥有的实际权力。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实际权力占有状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在总体框架下的动态变化过程。这个动态变化的诱因是社会对政府的需求的变化。美国从二元联邦主义，过渡到罗斯福新政的合作联邦主义（集权取向），这是由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社会需要政府巨大的功能输出所诱发的。当时的经济萧条、社会混乱、政治动荡迫切需要政府大规模地干预，以便克服市场经济的内在结构性缺限，解决社会矛盾，稳定资产阶级的共和政权，尽快实现经济的复苏。在当时的技术、人力、体制条件下，只有美国联邦政府才能凝聚分散的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推行强有力的政府干预，以满足社会对政府的需求。各州政府与地方政府均没有相应的政府能力，取得相比于联邦政府的比较优势。
美国联邦政府对州与地方政府的集权取向在所难免。当然，美国联邦政府的集权取向的步伐一旦启动，联邦政府内部的官员就构成推动集权发展的动力，这是由利益内在驱动的结果。同时，美国联邦政府长达半个世纪的集权历程也是与大工业集中化、统一化、标准化的生产性质相一致的，也是与工业社会的技术条件相一致的。
二、美国80年代以来的政府间分权的直接动力与原动力存在差异
最直接的动力来源于联邦政府的财政压力，因此80年代以来美国中央与地方之间分权的政策实质是：联邦政府向州及地方政府分散负担。其原动力来源于信息技术、信息革命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来源于信息技术对行政权力配置的影响。
传统工业社会政府间制度设计不再适宜于信息社会的技术环境。信息社会的社会群体已“原子化”，联邦政府统一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不能满足公民多样化的需求；信息社会的现代通讯手段，使信息富有瞬间共享性。而信息是信息社会的权力基础，正像财富是工业社会的基础一样。
权力基础的变化使权力的主体多样化了。负担沉重的联邦政府不再拥有权力优势的技术基础。其现实的动力来源于联邦政府——州及地方政府的互动。现实中联邦与地方的分权程度取决于各方实际的力量对比。联邦政府尽管丧失了中央集权的技术基础，但它实际拥有现实的优势权力；州与地方政府各方面（体制、人才、技术方面）的素质，在技术发达、教育普及的时代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州与地方政府的公共管理者也有独立干一番事业的职业志向（不愿再简单地充当执行联邦政策的办事员角色）；但它仍处于争取更多权力的地位。联邦政府与州及地方政府在分权问题上各有自己的目标，两者的持续互动，将是推动美国分权实际进程的现实动力。
三、80年代以后美国同样存在保守主义和进步主义两种分权观
如果说，80年代以前美国存在保守主义和进步主义两种集权观，那么80年代以后，美国同样存在保守主义和进步主义两种分权观。
两种分权观，就有两种分权实践080年代的共和党总统在位的里根政府，奉行的是保守主义分权观，推行的是旨在压缩社会福利项目、分散联邦政府负担的分权实践。里根政府有限的政府间分权是通过变部分分类补助为整笔补助、税制改革、解除规制来实现的；正是因为其政府间分权的保守实质，才导致1982年里根新联邦主义创议的失败。
90年代民主党总统在位的克林顿政府，奉行的是进步主义的分权观。即主张在分散政府负担的同时，不能把美国的进步主义者利用集权为美国公众争取的物质福利和公民权力抛弃。尽管克林顿政府没有从根本上改革美国政府间制度，但其“注重社区”、“强调结果”两个新的分权动向，表明美国是尽可能利用已有的组织基础（发达的社区组组）、已有的联邦政府财政优势，诱导分权实践要兼顾美国政府公共政策的执行结果。即分散负担分散权力不是目的，满足公民需求才是真正目的。“注重社区”与“战略性规则设计”
（“挑战性财政补助”）是美国90年代甚至是下一个世纪政府间分权的着力点。
四、“事权”与“财权”的调整具有非均衡性
从美国80年代以来的分权实践看，分的至多是“事权”
（即管理项目的权力，有条件的制定公共服务供给规则的权力），“财权”的分权还遥遥无期。美国政府间的集权也好，分权也好，联邦政府总是主导地位。究其根本原因有二：美国联邦政府在法律上高于州政府；美国以分税制作为财政体制的基础。前者保证了美国联邦政府的“政治优势”，后者保证了美国联邦政府的“经济优势”，分税制保证了美国联邦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财力基础。
美国政府间的分权与市场间的分权有一定的联系。
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分权（测量度是政府开支在GNP中所占的比重），与中央及地方的分权有4种关系，其关系模型如1、中央向地方分权的同时，政府向市场也分权；如80年代以来美国的分权状况即是如此。
2、中央从地方集权的同时，政府却向市场分权；如80年代的英国撒切尔政府即是如此。
3、中央从地方集权的同时，政府也从市场集权；如30年代始的美国即是如此。
4、中央向地方分权的同时，政府却对市场集权，如中国封建割据时情形即是如此。
美国80年代以来分权属于图中的情形1，与图中的情形3刚好相反。在情形3之下，权力是从社会集向政府（并且是中央政府）；在情形1之下，权力是从政府流向社会，其结果出现以社区组织为代表的社会权力的扩大趋势。是否真正开始出现权力由政府向社会的转移，还有待于实践进一步做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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