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重袭楚庄王之意，沿用古训，不取异说，故云然耳。人言为信，三体石经信作，从千不从人，千人之言必可信。十口相传谓之古，意义正同。千之古音如人，则信、二字皆会意而兼形声矣。转注假借，异说最多。余谓“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者，兼以音义言之。考之与老，义既匪二，音复相近，此所谓转注也。未造字时，先有语言，方音有殊，名义则一。其音或双声相转，或叠韵相移，则为更制一字，字形虽异而音义大同。虽二字，实本一字，此转注之义也。“本无其字，依声托事”者，谓造长短之长，不造长幼之长。造命令之令，不造县令之令。县令发令于众，长者长于幼小，号令之令，长人之长，即托于命令、长短之字以行也。自段氏以同声通用释假借，其义乃泛。信如其说，古人制拼音之字足矣，何必如此繁琐哉？且文字之用，本以治万民、察百官，广同音通用之道，势必纠错纷纭，不可究诘，百官乃不得治，万民乃不得察，适足增治丝之棼耳。
揆其初意，盖以经典相承，文有音讹，不敢指斥其非，故造同音通用之说饰之。自汉以来久有此说，而不可以解六书之假借。余谓假借云者，意相引申，音相切合，义虽稍变，不为更制一字。如令、长之类，托其事于命令之令、长短之长，引申其义，不别为一字，然后文字不至过繁，此与转注之例，相为正负，乃文字繁省之大法也。
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
造文字者仓颉也，正文字者史籀也。史籀《大篆》十五篇，至叔重时，仅存九篇。古文沿袭多讹乱，不尽可以六书解，籀文则字字可以六书解。今三体石经之古文，为叔重书所不收者，亦有可以六书解者，然不甚多，若大篆几无字不可以六书解。盖文字沿用既久，势必日趋谬误。是正文字者，后有李斯，前有史籀。古文笔画既少，结体亦不方正，大篆改之，为之增加笔画。笔画重叠，则不易混淆，此史籀之苦心，石鼓文在，可证也。孔子、左氏，后于史籀。
史籀为王朝太史，是正文字之后，后人应奉为准则。而复沿用古文者，六经中《易》、《书》、《礼》、《诗》，《诗》除《国风》外，均史籀前书，流行民间，为日已久，史籀不及改也。又封建时政治不能统一，史籀之力，仅及王畿千里，故其文不甚行于关东。且作书者畏大篆之繁重，故依古文以省时间耳。叔重尊耸壁中书，故曰其意可得而说，实不可尽说也。
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