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之入子部，《汉?艺文志》已然。儒家之言，关于修己之道独多，论及政事者亦不少。孔子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礼》、《乐》本以教人修己。一部《论语》，言修己之道更多。今《论语》人经部，实则《论语》为孔氏一家之书，亦儒家言耳。《论语》既入经部，则若《孟》、《荀》等无一不可入经部。唯因篇帙太繁，不得不揭称儒家，以冠九流之首。后人疑《孟子》不应入经部，如论其源流，实无大背谬也。
经兼修己治人，史则详治人而略修己，自《论语》出而修己之道灿然大备，儒之可重者在此。原夫史之记载，多帝王卿相之事，罕有言及齐民。舜虽耕稼陶渔，终登帝位，史亦不能详其初事。周公制礼作乐，而礼犹不下庶人，与齐民修己鲜涉。唯孔子出身编户，自道甘苦，足使人得所效法。夫子之贤于尧、舜，亦其地位使然也。
孔子以前，为帝王而立言者实多，为平民而立言者盖寡。东家之邱，人固以细民易之。孔子亦自言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其后为委吏、为乘田，能会计当而牛羊壮，又《檀弓》南宫縚之妻之姑之丧，夫子诲之髽，则夫子于细民鄙事，能者实多，故能“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不改其乐”。以历经困厄之人，甘苦自知，言之自能亲切，而修己之道亦因之圆满。
其后孟、荀二儒，益能发挥尽致。《汉?志》人《孟》、《荀》于儒家者，以分部时当然，实则渊源无异也。如此则经、史二部，亦固可合于儒。若“六经皆史”之说，微有语病，因经所含不止史学，即儒家之说亦在其内也。
今教人读经，要在策人记诵，而史传及儒家学说，无不当悉心研究。儒之与史，源一流分。虽儒谈政治，史亦谈政治，而儒家多有成见，渐与史有门户之分。然无儒家，则修己之道不能圆满。而治人之道，欲其运用有方，则儒家亦往往有得之者。孟、荀二公，不得其位，不论。
汉初所谓儒者，若叔孙通、娄敬、郦食其、陆贾四人，无不长于应用。叔孙制礼作乐，不失儒家面目。娄敬乃一策士，而定都关中，敬实主之；与匈奴和亲，亦敬主之。郦生虽似迂阔，然能以口舌下齐七十余城，设不为韩信所卖，当亦不至就烹。陆贾说赵佗去黄屋称制，才调与纵横家相近，名之曰儒者，以其本业为儒耳。前此孔子弟子，如子贡之存鲁乱齐、破吴霸越，亦纵横家之前驱。
后此汉文时之贾谊，才气较前数人为高，而惜不得其位以死。观此数子，则古儒者固多有用之材矣。若专门说经之士，往往乏运用之术。孔子以来，唯吴起、杜预二人为有干略，他若公羊、穀梁与其传授之徒无有以功名显者。又如孔子传《易》于商瞿，中经数传以至汉世，亦无以功业显于当代者。
余若传《诗》之高子、孟仲子，传《礼》之高堂生，传《书》之伏生，皆无事迹可见。盖纯粹经师，往往不涉世务，故功业短于儒家。然则经典治人之道，非儒家固不能运用，有赖于儒家者以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