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小蝉显得很焦躁，整个行程她都是这种情绪。高速公路通车后，从武汉到古城襄阳只需要三个小时车程。她一颗接一颗抽那种又细又长的烟，明显地焦躁不安。她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把袁啸勇搞走。
尽快，越快越好，越远越好。十九年，十九年了，我们毕业了二十年，他就跟了我十九年，我的整个青春都葬送给他了，我都要发疯了，她说。
一个男人，不是一个女人的丈夫，也不是这个女人的情人，却跟随她十九年，说起来是让人难以相信的事。
十九年？真的有十九年？一年都不少吗？我说。
一年都不少。她说。
我说，袁啸勇也说过，是十九年，但是我心里还是不信。
你不信我扳指头给你数，马小蝉伸手左手，她的手指又细又长，不过掌口很硬。毕业后平静了一年，恋爱谈了四年，五年婚姻，离婚之后搬到武汉，又过了十年。毕业后算下来，总共二十年，从我和别人谈恋爱开始，他就出现了，一直纠缠着，到结婚，到离婚，再到武汉来，刚好十九年。
马小蝉继续给我数，前四年我谈恋爱，每年一个，一共谈了四个，前三个都被袁啸勇打破了。第四个，也就是我前夫，他是陕西一个科技大学分到我们厂里来的，分来的时候单单薄薄，戴幅眼镜儿。袁啸勇没有打破我们，我们结婚了。
我结婚只有五年，没有孩子，五年就离婚了，马小蝉说。
你结婚那五年，袁啸勇在干什么？他也跟着你吗？我问。
是。你在我们家不远的地方摆了一个摊子，他贩磁带，后来贩碟子，他摊位一摆就是五年，我一离婚，他马上收摊不摆了。她说。
这五年你怎么过，每天碰面和他打不打招呼？我说。
一开始别扭，不习惯，我和前夫怕他报复，请他吃饭，每天上下班经过他那个摊子，别扭得很，后来习惯了，麻木了，换个煤气，买个粮油，一喊他，飞快地跑。马小蝉苦笑，说，你信不信，他和我前夫成了好朋友。
真的？我不相信，我说。
我也不相信，马小蝉说，后来他们经常在一起喝酒，互相称兄道弟。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恶习，就是喝了酒爱哭，两个男人，经常喝了酒凑在一起哭，真是滑稽。
你离婚和袁啸勇有关系没有？我说。
没有一丁点关系，她说。
离婚以后，到武汉这十年，你一个离婚单身女人，他一个未婚男人，就没想到再组合一个家庭？我说。
那不可能，马小蝉坚决地说。
车拐进襄江轴承厂厂区，是一条宽阔的大道。左边是影剧院，足球场，排球场，右边是一幢一幢的家属楼，不过都已经陈旧和破败，丝毫看不出当年的繁华。这里有少年马小蝉的影子吗？有青年马小蝉的影子吗？有结婚生子的马小蝉的影子吗？真是难以想像。
我把车开得很慢，从主干道到支干道，已经考察多次了，要不了多久，就里的一切都要炸掉，夷为平地，然后重新建设。
想当年，这里是什么情景？工人有一万多，生活在这个厂里的固定人口和来来往往的流动人口，少说也有七八万人吧。煅造车间、车削车间，热处理车间，磨制车间，包装车间，磙子车间，机修车间，光车间都有大几十个。有子弟小学，中学和职工大学。当时全国有四大轴承，哈瓦洛襄，襄江轴承是其中之一。生产的产品供一汽供二汽，供上汽，还出口日本韩国。
想当年，襄江轴承厂的人牛到什么程度啊，他们的眼睛长到额头上，谁拿正眼看过古城襄阳的人呢，更不用说我们这些乡里的孩子。他们直接归属远在北京的机械工业部管，他们的厂长和古城襄阳的市长是平级的。在整个襄阳地区，只有他们这个一个厂全体讲普通话。他们像生活在优裕的富人岛。他们那里的小伙子，一般不会娶古襄阳市的姑娘；那里的姑娘，更是不会嫁给当地的小伙子。每年国庆春节，都有国家级单位来演出，光烟花都要放几十万。好好学习，考上一个大学或中专，毕业后分到襄江轴承厂，是我们多少人的梦想啊！
弹指一挥间。
我们在她家原来的住址停下来，黑黑的一幢楼，只有几家零零星星的灯光。
我们找到袁啸勇当年摆摊的地方，那里成排成排的摊位已变成一截一截废墟。
如今，所有的繁华都消失殆尽。成幢成幢的楼房没有人住，很多楼梯上都长出了青草。百分之八十的车间已经停产，年轻人，有能力的技工，大学生，工程师们，大都流落到上海、江浙、广东……留守下来的，只是一些老人和正在上学的孩子。
我和马小蝉站在一片空旷的广场上，望着灰蒙蒙的一片楼房，心里一阵阵怪异，翻江倒海。二十年，不，不到二十年，这个厂真正滑坡不到十年。但是这是关键的十年，改革了，改制了，合作了，合资了…每年一个口号。
这些口号和时光一起，改变着这个大型企业，也让一批批新生力量悄悄地生长。
你们买这么一大片地干什么？马小蝉问。
盖一个旅游城，三国城，像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那样，投资几个亿，建一个完全浓缩的三国项目，周围还要征地，盖别墅，我说。
这么多房子，全部炸掉吗？马小蝉说。
全部炸掉，哈哈，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一间也不留，哈哈，我快乐地说。
看完襄江轴承厂之后，我接到一个电话。我原来出生那个乡镇长听说我们在投资三国城，想和我见见面。看看还有时间，我带着马小蝉直接开车过去了。
乡镇长带我乡镇的开发区，没有想到乡镇开发区就是我小时候居住的那个生产大队。我小时候居住的地方，如今已经被推平，正准备建招商引资的厂房。负责这个开发区的主任，也就是这个村的村长，居然是我的一个小学同学。
乡镇长把小学同学找来。这个小学同学的父亲原先是老村长，现在他的儿子也在当村长。这个村长在读小学的时候，仗着他父亲是村长，经常欺侮同学，其中包括我。
村长见到我的车，先震了一下，但是随后见到我，态度以下变得相当傲倨，他大声叫我的小名，不停地讲我当年的许多笑话。乡镇长十个笨家伙，他没听出其中的意思，一直跟着哈哈笑。
我把乡镇长叫到一边，问，这个村长现在最怕谁？
乡镇长想了一下，说，要说最怕的，恐怕是县公安局长。
我问，为什么？
乡镇长说，这个公安局长曾经当过我们镇派出所长，那时候这个村长年轻爱打架，小混混一个，公安局长曾亲手抓过他，用绳子捆住他游街，现在，公安局长又是县委常委，他肯定怕。
我给市里一位领导打电话，市领导给县委书记打电话，县委书记给公安局长打电话，不到半个小时，公安局长开着警车呼啸着陪我来了。
公安局长一来，村长的态度果断大变，头好像被削去一截，眼光里充满了谄媚，哈巴狗一样跟着我们后面。
中午吃饭，公安局长请我坐上席，村长在下席。村长在席间大肆渲染我当年的优秀，成绩如何好，和他的交情如何如何好，公安局长逼他敬我喝酒，我喝一小杯，要他喝一大碗。我连喝了五小杯，他不得不连喝五大碗，喝得跑到外面场子角落里呕吐，然后布袋一样倒在地上。
返回的路上，我一直笑，心里很开心。一开始时浅笑，后来把车停在路边上，放声大笑。
马小蝉一直纳闷，说，笑什么呢？
我说，笑那个狗村长，他从小欺侮我，今天终于让他服我。
马小蝉也笑他的一些举动，笑完之后说，你让公安局长来，是专门对付他吗？
我说，是。
马小蝉说，一个小村长，动这么大干戈，值吗？
值，我说，怎么不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