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问古今文坛，谁把酒问青天
成都被称之为“中国的诗都”，在中国诗词史中，始终流淌着两种液体：一种叫“泪”，伴随着李煜似的闲愁“一江春水向东流”；另一种则是“酒”，诗酒风流，从远古一直流淌至现在，成就了一代又一代真性情与真豪杰的文人墨客，更成就了中国文学的博大、豪迈与精深。
据说，明人有一本《酣酣斋酒牌》甚为经典，将历代与酒有关的名人雅士挨个排座次。“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被时人号为“醉圣”的李白，以“无量数”位居第一，傲视群雄；而“为人昂昂若孤松之独立，其醉犹如玉山之将颓”的嵇康，以“万万贯”位居第二；“酒酣登吹台，慷慨悲歌，临风怀古”的杜老夫子，以“千万贯”位居第三；感叹“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一生与诗酒为伴，每饮必醉的“酒诗人”陶渊明，则以“百万贯”位居第四。十分有趣的是，竹林七贤之一、世称“阮步兵”的阮籍，因为“醉卧妇人侧”，仅以“一文钱”位居末席。
这应该算得上是一个名士与饮者珠联璧合的伟大的排行榜，除上述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外，还有“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以《酒德颂》传世，令古今酒徒相形见绌的刘伶；常叹“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的孔子二十世孙孔融；自号“四明狂客”，骑马如乘船，以“解金龟换酒为乐”，大醉后，跌进井里竟全然不知的贺知章；喝醉后，宛如玉树临风，不能自持，有“潇洒美少年”之称的崔宗之；雅好宾客，夜则燕赏，饮酒日费万钱，酒量有如鲸鱼吞吐百川之水的汝阳王李琎；一面耽禅，长期斋戒，一面嗜饮，经常醉酒，“醉中爱逃禅”的吏部侍郎苏晋；酒醉后，“脱帽露顶王公前”，奋笔疾书，自由挥洒，笔走龙蛇，字迹如云烟般舒卷，仿佛如有神助的“三杯草圣”张旭；嗜酒不羁，一生最大的愿望“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因夜偷同僚美酒，而享有“瓮间吏部”美名的吏部侍郎毕卓；“道经酒肆，停车脱衣换酒，与驺卒对饮，观者如堵”的尚书右丞谢几卿；吏部尚书，“饮酒至八斗方酣”的山涛；“乘牛经酒肆，辄饮数日”的“斗酒学士”王绩；慨叹“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仅以一首《临江仙》便足以名垂诗史，有易装癖的杨慎等。
颇令人意外的是，苏东坡在《酣酣斋酒牌》中居然没有一席之地，真是一个不可原谅的疏忽！这个通才，这个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如果说《酒牌》中少了他是一种遗憾的话，那么，中国文学史少了他，就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了。但苏东坡该怎样出场呢？笔者颇多踌躇。众所周知，汉魏六朝是一个张扬个性的时代，出现了像阮籍、嵇康、刘伶等一大批以饮酒为乐，豪饮癫狂的名士。他们狂放不羁，对酒当歌，用癫狂来对抗当时的执政者。与此同时，却又把文化和酒高度地统一起来。因此，对魏晋文学有精湛研究的鲁迅，才把他研究魏晋文学的宏论，有些绕口地命名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深知，研究中古文学史，酒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话题。至酒仙辈出的唐代，酒香已经深深地浸入到文化人的骨子里去了。文人雅士用他们的智慧和灵感把酒文化发展到了极致。
苏东坡生活的北宋，是一个更加讲究生活品位的时代。苏东坡嗜美食，其饮酒的“知名度”虽不及李白、贺知章、刘伶、阮籍等前辈，但却颇有“特色”。他从不沉溺于酒，他在饮酒赋诗时写下的多是对生活的赞美与祝福。因此，苏东坡堪称酒德的典范。他是一个特别看重手足情的人，但在中秋佳节思念弟弟子由，痛饮达旦，大醉之后，并没有借酒浇愁，而是趁着酒兴把这份浓得化不开的愁绪，天才地转化成了他那家喻户晓的千古绝唱——《水调歌头》。
酒性外冷而内烈，而文人则大多外儒而内刚，二者相济相通，自然是相见恨晚了。因了这些终日与酒缠绵悱恻的名士，我们日常饮用的酒便有了特殊的意义，嗜酒也与名士有了更本真的“融合”。一本《酒牌》，其实就是一部中国文学史的缩影。一本《酒牌》酒气弥漫，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同样充满了醉意。
美酒成都堪送老
写了大半年关于酒与酒坊的文字，行文至尾声之际，脑际突然浮现出一句古诗来——美酒成都堪送老，我不得不佩服自己的灵感。的确，唐代大诗人李商隐送给成都的这句广告词可谓精妙绝伦：“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遑遑数千年，一坛坛美酒送走了多少才子佳人，天之骄子，贩夫走卒……又送走了多少人间的悲与喜，圆与缺，忧与愁……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春雨如酥，满城红湿，蜿蜒城中的锦江，便也飘漾起片片落红。
只因“美酒成都堪送老”，所以，古往今来，在成都休养生息和挥洒诗文的杰出文人频频辈出。所以，自古以来，成都的上空一直荡漾着“凤求凰”的故事，几千年来绵延不绝。所以，滋养着一方成都人物的历史长廊，几乎全都由文人占据。于是，成都人保留了武侯祠、大慈寺、王建墓，重建了杜甫草堂、文殊院、青羊宫……就像经历了三千年晨露洗礼过的芙蓉花：鲜艳而顽强，妩媚而具有个性，特别是那花瓣上的露珠，晶莹而剔透，明珠般地将那一缕缕阳光，小心翼翼地搂入怀中，然后，再轻轻地让它飘扬而去……几千年的风雨沧桑和文人墨客们的诗情画笔，滋养出这座神奇的城市，造就了有着丰厚文化底蕴的成都。
说到“美酒成都堪送老”，归根结底，话题还得回归到“中国第一坊”这个巨大的酒窖上来，我们很容易畅想镶嵌着水井坊酒坊的水井街那一幅幅画面感很强的场面，相传古时水井街有许多的小酒馆，酒旗飘飘。客人来了，打几两酒，要几碟成都名小吃做下酒菜，品美酒，赏锦江春色，是成都的一大人文景观。
其实，这样的景象自唐宋就开始了，《成都古今记》也如是记载，成都一年之中，每月皆有市，如正月灯市、二月花市，而以十月为酒市，可以想见当时万人空巷的盛况。这里我们又不得不借用杜甫的诗以衬旧时其盛：“鱼知丙穴由来美，酒忆郫筒不用沽。”对于中国人饮酒，俄国大作家契诃夫曾在他的《萨哈林游记》中写道：“他们一口一口地喝，每一次都端起酒杯，向同桌邻近的人说一声‘请’，然后喝下去，真是怪有理的民族。”在这位看惯了俄罗斯民族暴喝烈性伏特加酒的大作家看来，中国人饮酒如此彬彬有礼，实在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当然，如果他有机会更多地了解中国古代文化，有机会更“亲密”地与李白、苏东坡这样的中国大诗人接触，那么，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对于中国人的酒礼，也许他老人家就不会感到那么稀奇了。
无论是水井坊遗址呈现的“前店后坊”式中国最古老的“酒吧”也好，还是其酿酒规模和经营规模在当时酒业中首屈一指堪称“中国第一坊”也罢，毕竟岁月沧桑，人事更迭，加之战火更替，历史风尘碾过，岁月匆匆而逝，昔日的繁华胜景，也仅余下史籍中的只言片语和老街古巷的无限沧桑。今日的水井街，倘若从成都市区地图上观察，不过是盘根错节、蛛网似的街道中的一条短线。其街道全长不过二点五公里，宽不过五米，西接水津街南口，东沿双槐树街、金泉街、星桥街直达九眼桥……
粗略看来，这样的小街在成都市众多极具个性的街道中，实在太平常不过，有时甚至显得有几许平庸。但这些都并不重要，你也可以小视其外在的无所作为，因为非凡往往掩藏在平庸的背后，吹去平庸的浮尘，伟大便显现出它的非凡来。水井街也是如此，成百上千年来，它哺育了“中国第一坊”，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长河里，滤去时间的铅华，让人叹为观止的文明浩如烟海，一条窄窄的小街能攀上个“中国第一”，你还能再说什么？
带着这样的心情再次踏上这条小街，你便有了一种仰视的感觉和理由，小街上的一切都变得丰富甚至神圣起来，因为我们的脑海里浮现更多的，是洞穿那业已远逝的岁月，曾在这里上演过的无限荣光与繁盛。
正所谓“诗酒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如果说礼是中国酒文化的内核的话，那么德就是中国酒文化的外壳。对于“酒”和“德”，成都这座城市最具发言权，它有如一位千岁老人，用中国最古老的“道”最好地将二者精妙地糅在一起，一直滋养着这座城市而生生不息。
编者
2010年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