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日后，兵卒向曾国藩报告此人挟千金逃走，请发兵追捕。曾国藩默然良久，说：“停下，不要追。”沉默一会儿，曾国藩双手把须，说：“人不忍欺，人不忍欺。”身边的人听到这句话，想笑又不敢笑。过了几天，曾国藩旧话重提，幕僚问为什么不发兵追捕。曾国藩的回答高人一筹：“现今发、捻交炽。此人只以骗钱计，若逼之过急，恐入敌营，为害实大。区区千金，与本人受欺之名皆不足道。”此事在令人“喷饭”之余，亦足见曾国藩的远见与胸襟。
清代有个叫钱大昕的人说得好：“诽谤自己而不真实的付之一笑，不用辩解。诽谤确有原因的，不靠自己的修养进步是不能制止的。”器量阔宏，使我们能检点自己，大度本身就是一种魅力，一种人格的魅力，那不仅是对自己缺点的正视，而且也是对自身力量的自信。
做人和交友能够胸襟坦荡，虚怀若谷，就可以使人与人之间以诚相待，互相信赖，博取人们对你的支持和真诚相助，事业就有成功的希望。
关于曾国藩的雅量大度还有这样一件事：新宁的刘长佑由于拔取贡生，人人都参加朝考。当时的曾国藩身份已很显贵，有阅卷大臣的名望，索取刘的楷书，想事先认识他的字体，刘坚持不给。以后刘长佑做了直隶总督，当时捻军的势力正在兴旺，曾国藩负责分击，刘负责合围，以草写的文稿，将要呈上，有人说：“如果曾公不满意我们怎么办？”刘说：“只要考虑事情该怎么办，他有什么可怕的呢！”曾国藩看了这个文稿，觉得这样是非常正确的。刘长佑知道后，对幕客说：“涤翁（曾国藩）对于这个事能没有一点儿芥蒂，是由于他做过圣贤才能达到的。”
宽容大度之态，让曾国藩博得了众多的支持和鼎力协助，造成了相当的影响，同时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宽容别人，还心灵一份纯净
一个人可以“独清”，但是人类作为群居动物，却不可因此而没有朋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处世方式与原则，我们没有必要用严苛的眼光来要求他人。
宋朝的范仲淹，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人。他在用人的时候，主要是取人的气节而不计较人的细微不足。范仲淹做元帅时候招纳的幕僚，有些是犯了罪过被朝廷贬官的，有些是因为犯了罪被流放的，这些人被任用后，不少人不理解，产生了疑惑。范仲淹则认为：“有才能没有过错的人，朝廷自然要重用他们。但世界上没有完人，如果有人确实是有用人才，仅仅因为他的一点小毛病，或是因为做官议论朝政而遭祸，不看其主要方面，不靠一些特殊手段起用他们，他们就成了废人了。”尽管有些人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范仲淹只看其主流，他所使用的人大多是有用之才。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道德修养的人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有过能改，不再犯相同的错误。所以用人时，用有过之人也是常事，应该看到他的过错只不过是偶然的，他的大方向是好的。《尚书·伊训》中有“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的话，是说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不求全责备，检查约束自己的时候，也许还不如别人。要求别人怎么去做的时候，应该首先问一下自己能否做到。推己及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才能团结能够团结的人，共同做好工作。一味地苛求，就什么事情也办不好。
在现代社会中，与人相处，不时地会遇到他人对自己利益的侵犯，如果不是大的原则问题，不妨一笑了之，显出一些大家风范。
戴尔·卡耐基在电台上介绍《小妇人》的作者时心不在焉地说错了地理位置。其中一位听众就恨恨地写信来骂他，把他骂得体无完肤。他当时真想回信告诉她：“我把区域位置说错了，但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么粗鲁无礼的女人。”但他控制了自己，没有向她回击，他鼓励自己将敌意化解为友谊。他自问：“如果我是她的话，也会像她一样愤怒吗？”他尽量站在她的立场上来思索这件事情。他打了个电话给她，再三向她承认错误并表示道歉。这位太太终于表示了对他的敬佩，希望能与他进一步深交。
宽容不会失去什么，相反会真正得到：得到的不只是一个人，更会得到人的心。要做到宽容，领导者首先要有宽广的心胸，善于求同存异，虚心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和建议，不要总是对一些细枝末节斤斤计较，更不要对一些陈年旧账念念不忘，因为领导人的一言一行，都可以成为属下在意的对象。
由此可见，处变而不惊，以不变应万变，以宽容对待狭隘，以礼貌谦恭对待冷嘲热讽，不将心思牵于一事一物，不将一丝哀怨气恼挂在心头，这是作为一位领导人理应具备的容人雅量。古语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对于现代人来说，领导的肚子里要能跑开火车才行。对于具有不同脾气、不同嗜好、不同优缺点的人，你要学会去团结他们，因为你是一位领导者，你应具备一颗火热而宽容的心。
要想成为众望所归的企业领袖，必须具备一个重要的基础，那就是有一颗和常人不一样的宽容之心。
所谓宽容的心态就是以宽阔的胸怀和包容的心态，去面对人和事。宽容本身包含着谦逊。古人说，满招损，谦受益。一个人如果不能虚怀若谷，就不能有效地吸纳有益于自身发展的精神食粮，只有具备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心态，我们才能学习他人的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充实、拓展、成就自我。宽容不仅是一种与人和谐相处的素质，一种时代崇尚的品德，更是吸纳他人长处、充实自我价值的良好思维品质，“宰相肚里能撑船”，既然要做一个能位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必须具备这个基础。一个人要想成功，只有处处多为别人着想，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宽容别人，这样才会得到更多的人理解和支持，梦想才会更容易实现。在现代社会中，试想一下，在谈判桌上，每一方都互不相让，无法宽容对方，都想赢得更多的利益和实惠，结果往往会造成僵持、不欢而散的局面。针对一个与你观点不一致，或者你认为是与你唱反调，不配合你的人，哪怕他是一位“作恶多端”的人，只要你对他拥有一颗宽容善待的心，若能加以正确引导和启发，则往往会使他转向为“始是敌人，终是朋友”的立场，说不定还会成为你成功道路上的知心朋友和伙伴。因为你应该明白：一味敌视别人或不能原谅别人，实际上你是不能原谅自己，在给你自己制造烦恼，伤害了别人，同样也伤害了自己。
曹操为何能得到那么多人才的拥护？关键就在于他对从敌营投奔而来的谋臣勇将不计前嫌，以礼相待，撇开个人恩怨而委以重任，从其对陈琳的态度就可见这一点。
能否宽谅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是能否做到成功用人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现代的领导者来说，要想吸引能人，做到成功用人，就必须要有宽大的胸怀，要具备宽谅反对者的素质。爱德华·利伯是一个玻璃制造商，拥有一家规模不大的企业——新英格兰玻璃公司。利伯与其他玻璃制造商一样，渴望公司能发展壮大，成为美国玻璃制造业的巨擎。而迈克尔·欧文斯则是其玻璃公司一名普通的工人，同时还是当地颇有声望的工会领导人之一。
在一次罢工运动中，欧文斯鼓动工人反对利伯，要求增加薪水，缩短工时并改善工作条件。这次罢工迫使利伯把公司迁往另一个城市，但利伯在把公司迁走时，不仅没有开除欧文斯，反而把他和少数工人一起带到新厂所在地，并重用欧文斯。
原来，在罢工期间，欧文斯曾代表工会与利伯进行过谈判。在双方唇枪舌剑的交锋中，利伯发现欧文斯不仅血气方刚、敢想敢说，同时还是一个在玻璃生产和技术改进革新方面不可多得的天才。欧文斯除了要求公司改善职工待遇外，还激烈地批评了利伯在生产管理、技术革新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利伯认为，欧文斯谙熟制造工艺，并对某些问题有独到见解，因而，他不仅没有因为欧文斯带领工人与自己作对而怀恨在心，反而起了爱才之心。因此，他在搬迁公司时，特意带上了欧文斯。
到了新的地方后，利伯开始注重发挥欧文斯的才干，他不计前嫌的宽宏大度使欧文斯深受感动，他们开始了真诚的合作。3个月后，欧文斯向利伯提出了一连串的建议，并被利伯全部采纳，根据这些建议制定的措施使公司大受裨益。利伯也因此更赏识欧文斯，委任他担任了部门的监工。两年后，再次提升他担任公司业务部门主管。
就这样，两个曾经在谈判桌上针锋相对的对手，变成了一对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此后，利伯一直不遗余力地在各方面支持欧文斯对玻璃制造工艺的改进。而欧文斯也不负厚望，他一次又一次成功的技术革新，使利伯的公司成为闻名全球的大型企业。
由此可见，一个领导者是否具有一颗宽容不计前嫌的心态，直接关系到他能否纳才、聚才和用才，而且也关系着企业的发展前途。因此，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对于有才华的反对者就应以宽广的胸怀大度的气量主动去接近、团结并任用他们，让他们感受到你的爱才之心和容才之量，从而使他们改变对你的态度，并愿意为你所用；同时，也让你更富有吸引别的优秀人才加盟的个人魅力。
公共关系专家告诉我们：“面对千差万别的现实世界，宽容是现代管理者必备的素质，对于所谓的‘异己’，在不涉及大是大非的前提下，不是打击、贬抑、排斥，而是应当学会宽容、包容、赞美和与其和谐相处
超然旷达，无往而不乐
人的一生，做事是一个方面，做人是一个方面，不善做人，就无从论及做事。做人又须从身心兼治开始。
人间万事超然旷达、随遇而安，是因为人毕竟太渺小，生命毕竟太短促。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
人生短暂，萍踪无定，人生的历程如雪泥鸿爪，很快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开不败的花朵，也没有看不完的好景，“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分明？”梨花怒放，柳絮飞舞，草色青青，满城春色，人们在尽兴地赏花游春，可是“人生看得几分明”？一个人的一生有多少尽兴赏花的机会呢？有限的人生给人们带来多少惆怅和迷惘啊！既然人生胜景难逢，聚少散多，别时容易见时难，那么，何必过分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升沉荣辱呢？
超然旷达，随遇而安，在这方面，苏轼可以说做得超神入化。
苏轼以清醒的理性精神对待人生，认为人们应该“循物之理”，按照客观事理和人的生命规律生活，随遇而安，“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只有遵循客观事理和人的生命规律，才能尽人事，终天年，做到死而无憾。
怎样才能尽人事，终天年，死而无憾呢？苏轼认为关键在于淡化功名利禄、物质欲望，进退出处、显达富贵、福祸穷通一任于天。“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
正是由于苏轼超然旷达，无往而不乐，所以，他能在各种各样的人生情境下，始终保持心理上的平衡和安宁。在顺境，即使在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兼侍读的春风得意之时，也没有得意忘形、飘飘然不知所往；在逆境，即使是身陷囹圄或贬居流放，也没有丧失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他总是在平凡甚至是困苦的生活中去体味生活的乐趣、生命的欢欣。“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居黄州，他不仅政治上失去自由，行动上受到限制，而且饱尝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我谪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风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宜死矣”。与此同时，经济上十分窘迫，为了维持生活，苏轼不得不垦荒东坡，躬耕陇亩，“与渔樵杂处”。面对这样孤苦寂寞的环境，苏轼仍坦然自若，从困苦的境地中摆脱出来，寻找和发现生活的美：
长江善廓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江上西山半隐堤，此邦台馆一时西。
南堂独自西南向，卧看千帆落浅溪。
在岭南和海南，他的处境更加艰难。在岭南，由于无法适应当地的瘴雾毒气，致使“旬日之间，丧两女使”，连他最宠幸的爱妾朝云也病逝了。在海南，他更是过着“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生活。海南，当时是人迹罕至的地方，流放海南者很少得以生还，苏轼也断绝了生还北归的愿望。即便在如此困厄的境况下，苏轼也没有心灰意冷，仍然保持乐观旷达的情怀。“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一个人精神生活的充实，可以弥补物质生活的贫乏，战胜外在险恶环境的艰苦，所以，尽管生活窘迫，苏轼仍“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正是这种超俗旷达、怡然自得的乐观情怀，让那些至今依然脍炙人口的千古丽词，洋洋大观地流泻于笔端，他战胜了人生道路上的重重险阻，终于成就自己辉煌壮丽的诗意人生。
给别人面子，给自己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