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下榻于天安门旁的五星级酒店。会议期间，组织者安排了内容丰富、令人眼花缭乱的参观活动。自始至终，罗莎琳一直矜持地注视着首都展现给游人的富丽堂皇，言辞谨慎，不妄加评议。但看得出来，她的内心，一定在为“资本主义复辟”所带来的繁荣昌盛而感到困惑。
临走前那天傍晚，她突然提议说，“我很想接触一下普通的中国老百姓，亲眼看看劳动人民在今天的生活。你知道，为平民百姓谋福利，求得天下大同，是我们夫妇毕生追求的信仰！”
于是，我们决定不在酒店用餐，信步穿越天安门广场，来到了前门外整修得焕然一新的大栅栏商业区。那里有一大片民居胡同，总会有她想了解的东西吧！
果然，罗莎琳对临街那些宽敞洁净、灯火通明的老字号大饭馆不屑一顾，坚持步入了与大栅栏相连的一条狭窄的小胡同。这条胡同弯弯曲曲，宽不过两三米，似乎上百年间未经改造过，与近在咫尺的主街形成了鲜明对照。路旁拥挤地排列着一间间低矮歪斜的小饭铺和杂货摊，地上乱扔着果皮和碎纸，摊贩与行人操着南腔北调的口音讨价还价。有的小铺子里烟雾弥漫，黑压压地聚着一堆人，传出哗啦啦的骨牌声。
罗莎琳肤色白皙，身材高挑，又穿着一件浅灰色的风衣。她的出现，自然引人注目。只见她左顾右盼，在一个小摊子前停下脚步，饶有兴致地拿起发卡和鞋垫等小商品，在昏暗的路灯下仔细欣赏。可是，还没等她开口问价，身边就围拢来好几个人，有的只是伸长了脖子盯住她瞧；有的把一堆项链手镯举到她鼻子尖下，用流利的英语飞快地报价；还有一位大妈，扯住我的袖子，竭力说服我们到她的铺子里去吃火锅。
我感到颇为尴尬，深恐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场面落入罗莎琳的眼帘，破坏了中国在她心目中建立已久的神圣形象。我忍不住嘟囔道，为什么在规划整修时，人们会忽略了这片最该整修的地盘呢？
“咱们不要朝里面走了。”我停住了脚步，劝她道，“这条胡同里的饭馆，条件太差，你恐怕会不习惯的。”
罗莎琳的唇角浮出一丝微笑，双眸直视着我的窘迫。“为什么？这里是劳苦大众生活的地方，我没什么不习惯的。咱们就在这里找一间小饭馆用晚餐吧。我只要一碗面条就可以了。面条，总会有吧？”
一间间门脸看过去，我为她翻译着招牌上那些字眼：爆肚，肺片，猪头肉，牛百叶，羊腰子，驴钱肉……洋人多有洁癖，这些东西，绝对上不了他们的餐桌。也许她会知难而退，打消与劳动人民同吃同住的高尚理念。
罗莎琳却毫无退缩之意。说话间，她已在一家小饭铺门前立住了脚。隔着玻璃窗，可见里面一个十八九岁的年轻小伙子，正在案板旁吃力地揉着一大团面。天气很冷，他瘦削的身板上，却只穿着一件单薄的红色套头衫，裸露的双臂上，沾满了面粉，上下挥动着。
罗莎琳温存的目光在小伙子身上停留了几秒钟，然后她伸出手指，优雅地点了一下。“这里，应当有面条吧？”
我不好再反对，掀起了在寒风中抖动的塑料片门帘。
小小的饭铺里，挤着七八张电镀桌椅。我们小心翼翼地跨过撒落在水泥地面上的鱼刺骨头，汤汤水水，拣了张靠墙的桌子，面对面坐下。
罗莎琳看上去很平静，神色中似乎还流露出一丝骄傲。我为她介绍了菜谱，帮她点了六元一碗的青椒茄子面，为自己点了五元一碗的白菜面，然后悄悄示意操着东北口音的女服务员，把地上的垃圾略为清理一下。
除了我们两人，屋角还有一对顾客。两人一面吃饭，一面激烈地争论着什么。罗莎琳悄悄地观察了他们一会儿，问道，“这两个人，是不是进城打工的农民？”
听着他们浓重的中原口音，再打量那黧黑的肤色、沾满尘土的衣裤，我点了点头。那两人看上去像是走南闯北、经多见广的老民工，丝毫不理会罗莎琳这个洋女人关切的目光。
罗莎琳的嘴角却绽出了得意的微笑。“呵呵，你刚才不是还抱怨，政府为什么没把这块地方也整修一新吗？依我看，保留下这几条小胡同，非常正确！你想想，一顿饭才花费不到一美元，只有在这种地方，劳工阶级才吃得起饭呀！否则都修成水晶宫似的高档酒店，他们劳累了一天，到哪里去填饱肚子呢？”
对比罗莎琳的高尚境界，我很为自己狭隘的虚荣心感到羞惭，不好意思地笑了。
罗莎琳的身后，便是那个埋着头用力揉搓面团的红衣青年。我冲他招招手，半开玩笑地说：“小伙子，这位女士不远万里，从加拿大来到中国，就是为了品尝你做的手擀面呢！”
罗莎琳显然听懂了“加拿大”这几个中国字，明白我是在介绍她，便转过头来，睁大双眼凝视着小伙子。猜得出，她一定是在期盼着顷刻间绽出的惊喜表情，欢迎她这位白求恩大夫的故乡人吧。
然而，小伙子只是侧过脸，朝我们投来茫然的一瞥，手中依旧不停地揉搓着那一大团面。
“唉！”罗莎琳轻叹了一声，回过头来，“听说，中国最近把历史课本重新修改了。有关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革命那几十年历史，竟然缩减为不到一页！白求恩，自然也就从中国历史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今后的中国，恐怕都没人知道白求恩是谁了。”
刚出锅的面条端上来了。热气腾腾的大碗摆在我们面前，似乎冲淡了罗莎琳的失望与惆怅。她一面笨拙地摆弄着筷子，连连称赞青椒茄子面的可口，一面摆出姿势，让我为她拍照。
于是，我拍下了一张她与衣冠不整的农民工同室进餐的照片，又拍下了一张她用筷子高高挑起面条、端坐微笑的特写。背景便是低头揉面的红衣青年。
不知是她吃腻了会议几天来提供的珍馐美味，抑或她只是受高尚情操支配的缘故，反正我觉得面前这碗仅仅撒了一把盐粒的白菜煮面条，实在是寡淡无味。若不是为了她，我倒宁愿去品尝那些在加拿大绝对享受不到的爆肚羊杂之类真正的特色小吃。但我不想扫她的兴，便陪着她，慢慢往口中塞着饭菜。
正当我们沉浸在各自不同的感受之中时，小小的饭铺里，突然响起了骇人的清理喉咙的声音，“咳……”
我的头皮发麻，浑身上下瞬间绷紧了。我知道，接下来的，就该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一声“呸”了。我不敢抬头，心里紧张地祈祷着，揉面的小伙子会记起来正在用餐的顾客，忍住自己喉咙里的冲动。
然而，十分不幸，我听到了那口痰有力地冲出口腔，“啪”的一声落在地上，紧接着，又传来了胶鞋底蹭在水泥地面上的刺耳的摩擦声。
这一切都近在咫尺，无遮无拦。我垂下眼皮，机械地捏着手中的筷子，一下下戳着碗里的面条，挑起来又放下。从眼角的余光，我看到罗莎琳早已放下了手中的筷子，身板僵直，呆若木鸡。我能感到，她失神的目光正定定地投向我头上。但我坚持着避开那双灰蓝色的眼睛。在尴尬的气氛中，过去了整整半分钟。
“我来中国，已经四天了，看到了许多东西，对一切，也都能逐步理解和接受了。”罗莎琳开口了，依旧慢条斯理，但声音里透着寒气，“唯独这件事，我无法接受。”
我终于抬起头来，迎接着她强自镇静的神情。我知道，她在竭力压抑着心头的厌恶。但我不知该对她说什么才好。难道她不晓得，选择到这种地方来就餐，就意味着要坦然面对劳苦大众的生活习惯？此刻，我多么希望，她能够克服心头的软弱，勇敢地面对生活中严酷然而却真实的一面啊。
“你明白我指的是什么吗？”见我不回答，她误以为我太迟钝，没有理解她的意思，于是斜斜嘴角，不易察觉地歪了一下头，暗指站在她身后的红衣青年。接着，她又问。“听说，早在奥运会之前，中国政府就已经向老百姓进行过卫生礼貌方面的宣传教育了呀！”
“也许是吧。”我点点头，“不过，你不能指望所有人都能很快地改变几辈子形成的生活习惯，尤其是来自底层的百姓。”
她碗中剩下的青椒茄子面，已经变冷，汤面上漂浮着几星白腻的脂油。只见她朝着空中发了一会儿呆，终于推开碗，立起身来。
我叹了口气，也放下了手中的筷子。临出门时，我悄悄瞥了一眼仍在奋力揉面的红衣小伙子，向他摆手道别。他的眼神，与方才一样，依旧罩着一层漠然与空旷。
小胡同里，游客都散尽了。寒风中的路灯白惨惨的，照在人脸上，泛出一层幽幽的青光。我和罗莎琳踩着脚底高低不平的路面，默默地往回走，谁也不再开口。
评论：北国的“红枫”--李彦
陈瑞琳
李彦，中国长大的北方姑娘，如今依然生活在异乡的加拿大，正如同北国的枫叶，身上总有一股风霜雨雪之气，文风里也透射出冷静而又热烈的刚毅个性。显然，凄迷坎坷的身世背景，时代变幻的锻打冶炼，再加上异国他乡的蚀骨体验，同时灌注在这样一个敏感多思的女子身上，于是她如地下多年滚动的岩浆渴望喷发，这一喷发便是如此厚重，如此高涨而磅礴。
李彦出生在当代中国的上世纪50年代，少年时即开始体味颠沛动荡的人生，对社会、对人生，较早地形成了她自己目光的冷静和深邃。李彦在80年代来到西方，面对社会制度的反差，不同文化的冲击，她一方面在思考如何让一个独立的“新我”面对新世纪的未来，另一方面她开始咀嚼从前的岁月所包涵的人生意义。由此，她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并形成她自己鲜明独立的创作风格。
《红浮萍》是李彦1995年发表的第一部英文长篇小说，可以说是一幅斑驳厚重的历史画卷。作品叙述了一个家族几代人在中国近百年历史中命运的变迁，重现了在历史大潮裹挟下的人们难以自主的漂浮。其结构恢宏而细致，中文的书名简洁而意境深远。上个世纪的中国人，哪个不是飘荡在红色海浪里的“浮萍”，哪个人的命运不是在被那个特殊的时代所左右？《红浮萍》的创作成功，使李彦成为第一个被加拿大全国小说新书奖提名的来自中国大陆的作家。
李彦用中文创作的长篇小说《嫁得西风》，是海外移民文学中难得的一部特别以女性生活命运为焦点的长篇小说。“嫁”，意指女性，“西风”则是海外。小说描写了一群性格各异、观念不同的华人移民女性在枫叶国的生活经历，挖掘出许许多多的人性冲突及文化冲突，表现出对世俗的反叛精神和冷峻的嘲讽。李彦的作品，善于再现政治巨变对人性的摧毁和戏弄，尤其是表现出人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在灵与肉、爱与恨、卑鄙与崇高、性与情、去与留、舍与弃等等矛盾和漩涡中挣扎，从中窥见出古老的中华文化熏陶下的中国人被卷入这个世界性的现代化过程中的断面和折光。
如果说李彦的《红浮萍》是含泪忆苦，那么《嫁得西风》就是在笑对当今。她的文字，总是在冷静的悲剧气氛中品味人性，在艰辛沉重中寻求善美，在黑暗中等待光明，其内涵的思想深度和人生哲理烁烁燃烧，令读者在掩卷之后不胜叹息。在艺术上，李彦追求细腻、朴素、厚重，兼有写实风格和印象主义的意蕴色彩，情节和故事有戏剧性美感的层面，体现出她卓越的生活感受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她尤其擅长从历史和社会的高度，去观察和审视普通人的命运和事件，从而进行深层次的剖析和探索。她的短篇纪实小说《罗莎琳的中国》也同样达到了这样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