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两岁的时候，妈妈再次怀孕了，那些日子，爸爸和妈妈总是为了一些琐事争吵，直到怀孕三个月的时候才发现，那段日子家里条件也不太好，妈妈吃的大不如从前，每日的心情也不是很好，就这样眼瞅着快要生了。
离预产期还有一个月的时候，外婆来了，一天晚上，妈妈吃过饭，躺在家里休息，突然，妈妈的脸色一变，皱着眉头对着外婆说：“妈，我肚子疼。”外婆比较有经验，赶紧叫爸爸准备去医院的东西，妈妈疼的眯着双眼，双手只顾捂着肚子，看到透明的液体从妈妈的大腿内侧流出，外婆快速地从床上甩下席子，铺在地上，大声说：“快到席子上来，要生了，来不及了。”这边爸爸慌里慌张地去烧水，当时住的房子还没有院墙，爸爸没了主意，着急地朝着隔壁的邻居喊道：“二嫂子，我媳妇可能要生了。”二大娘一听，赶紧从院墙翻了过来，刚跑进屋，只听“哇哇~哇哇~”的婴儿啼哭声。“老二，生了，生了。”二大娘看到趴在席子上的婴儿，轻轻拨开后背，大笑着说：“老二，是个小子。”脐带还未剪断，这时的妈妈已经虚脱的跪在了席子上，看到席子上那个瘦瘦小小的我，爸爸一声唏嘘，长舒了一口气，他们赶紧把妈妈送进了乡卫生所，进行后续的剪脐带，消毒等工作。
到了医院，进行婴儿体检，冬天出生的我才5斤，不仅瘦弱而且一生下来就生病了。那时姐姐已经三岁了，听妈妈说，姐姐看到我的第一眼，说了句：“妈妈，这是我的弟弟吗？好小啊，我要保护他。”这些天的辛苦，因为姐姐的一句话，妈妈的脸上挤出了一个大大的微笑。
出生在冬日里的我，每日裹着被子，妈妈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姐姐因为我的出生，变得格外懂事，每天都会早早起来，趴在床边，和我说话，和妈妈说话，爸爸每日的辛劳也因为有了我们，而倍感欣慰与值得。
根据建国以来的第三次人口普查，1982年，中国人口已涨到10。08亿，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确定“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同年12月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确立了计划生育的法律地位，走上了依法行政的道路。
确切的说，我是一个超生儿，听爸爸说，出生在1990年的我，被罚了1000多，这些钱相当于家里两年的收入。尽管如此，可家里因为有了儿子，日子更加充满了希望，爸爸和妈妈的关系也缓和了不少。
第二年开春，五叔结婚了，结婚后的五叔和五婶暂时住在爷爷和奶奶搭建的两间平房里，日子过得还算融洽。那一年，爷爷家里做起了小生意，院子里摆着一个黑色的用过的油漆桶，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爷爷就在院子里和面、生炭、烧水，奶奶负责做早饭。天亮了，香喷喷的烧饼就烤好了，一些从门口经过的上班和上学的人，都停下脚步，买一块爷爷烤的烧饼。爷爷烤烧饼的手艺很好，只见他三下五除二把发好的面在案板上揉搓，直到很有劲道时，摊开用一根粗粗的棒子碾平，刷一层糖水，撒一些芝麻，用刀上下左右切成几十个小块。轻轻撕开一块薄薄的面，蘸着水左右手互换，直到面不再粘着手，快速地把手伸进锅炉里，贴在锅炉边上，有时下面的炭烧的很旺，爷爷都会用最敏捷的速度，在桶的边缘贴出一圈又一圈的烧饼。
大约烤上几分钟，用大大的火剪伸进锅炉，一边撬开饼的边缘，一边快速向上提，熟练地把饼摆放在锅炉边上，望着那黄黄的、胖胖的，还冒着热气的饼，总想吃上一口，咬一口，香脆可口，芝麻的芳香久存齿间。
那时虽然五婶和爷爷奶奶同住，想吃块饼可没那么容易，一来，爷爷烤的烧饼不够卖；二来，爷爷也不舍得把这么好的烧饼拿给家里人吃；三来，五婶在家里的地位大不如从前的妈妈，媳妇已经娶了好几个，奶奶也没那么重视了。听妈妈说，有一次，爷爷烤饼的时候，火候没有掌握好，有一块烧饼烤糊了，爷爷拿着那块饼走进五叔的房间，说：“小五啊，这块烧饼给你媳妇吃。”五婶拿着饼，看到那焦糊的边缘，轻叹一口气，说：“你爸这么小气，烤焦的饼还拿来给我吃。”五叔笑着说：“你有的吃还不错了，我都没得吃。”
五婶作为刚嫁过来的媳妇，加上五婶又怀上了孩子，爸爸和妈妈要到地里干活，于是就把我和姐姐送到爷爷奶奶家，五婶就负责看管我们俩，那一年，我已经一岁多了，也能慢慢走几步了。爷爷奶奶家的房子还是那种茅草屋，连大门的屋檐都是草墩做成的，门口有一条小河，五婶怕我和姐姐有危险，就把我们锁在院子里，五婶在院子里洗衣服，我和姐姐在院子里玩泥巴，欢声笑语荡漾在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