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汇丰银行调整经营策略，休养生息，通过吸收存款和发行纸币，率先从“废墟”中恢复元气，仅隔一年银行的股票就开始增值了。19世纪60年代前，国际汇兑是所有在华外资银行的主要业务，汇丰却将“抓存款”作为“首务之急”，不仅从多方面吸收存款，而且大小不拘，一改过去只重汇兑而忽视存款的风气。
面对中国混乱的政局、不稳定的社会，汇丰银行成了地主、商贾的“保险箱”。凭借外资背景和租界优势，汇丰银行的账户免查特权，更让许多军阀、官僚以汇丰为最安全的“小金库”，把历年搜刮来的赃款统统送了进去。
另外，1872年港英当局扩大了汇丰银行的发钞权，准许汇丰发行票面1元的小额钞票。随后，汇丰的小额钞票大量出笼，并迅速流通于华南各地。有史料记载，在1873年从澳门到广州的轮渡上，船上300余人的轮渡费，几乎都是用汇丰发行的1元钞票交付。掌握了巨额流动资金，汇丰银行有了接办清政府“商业”贷款的底气。
对于许多人或者企业来说，战争使他们的“性命”就像草芥一般易逝。然而，对于汇丰而言，中国发生的战争就是它发展的好时机。1874年，日本入侵琉球群岛，进而登陆台湾。面对日寇威胁，福建船政大臣沈葆祯紧急向朝廷汇报，向汇丰银行申请贷款加强海防军备。
经批准，汇丰银行借给清政府200万两白银，即“福建台防借款”。这笔贷款的成功，开创了汇丰银行政治贷款的先例，并且它一改以往由中国地方政府借外债期限短、金额小的做法，期限长达10年，年息8厘，由中国关税担保。
当年外滩汇丰银行新楼刚建成 (1923年)汇丰银行另外还耍了一个心眼，这笔借款第一次以英镑为计算单位，在借取时按汇兑时价，将英镑折算成银两，归还贷款时仍按英镑汇率折算银两。这样，汇丰银行既可坐收利息，又可将因银价下跌所造成的损失全部由借款者承担。由于军事需要，政治需要，大清朝已经顾不得这点“蝇头小利”了。
政府借款是让汇丰银行真正摆脱财务窘境的开始。1873年11月，汇丰以6万两银子的价格，买下位于外滩海关南面的华记洋行花园，并于第二年建造了汇丰在上海的第一栋办公楼。沪上媒体报道称，楼高三层的汇丰大楼，其规模和豪华程度均超过了当时“甲于上海”的丽如银行大楼。
1874年3月，上海《字林西报》刊登1874年2月四大英资发钞银行——丽如、渣打、有利和汇丰的钞票发行额，在实发的350万元钞票中，汇丰的钞票占到了51%以上。汇丰银行的赶超之势十分明显。
真正推动汇丰银行火箭式发展的，是汇丰第三任总经理杰克逊。从1866年进汇丰，到1877年担任总经理职位，杰克逊在银行界已浸润多年，可谓行业经验丰富。汇丰选择杰克逊做总舵手，是汇丰发展历史上最大的转折点。
大海不拒细流，杰克逊十分重视吸收人气旺盛的小额零星资金。1881年4月19日，汇丰在上海报纸上刊登广告，推出一元起存的储蓄项目。为进一步招揽客户，杰克逊还规定凡是汇丰的存款客户，每年除了获得存款利息外，还会收到汇丰每年从盈利中拨出的一部分，作为额外红利。一时间，汇丰银行营业厅内人流如潮。
此外，向清政府提供贷款，是在杰克逊任期内汇丰银行最为重要的业务之一。“福建台防借款”后，汇丰银行又承揽左宗棠西征新疆的三次西征借款，以及清政府为应对中法战事所借的外债。对于汇丰因此斩获的巨额利润，连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都忍不住说，汇丰银行的“油水很大”。
为了拉住清政府这个大客户，在各国逐渐转用金本位、国际银价持续下跌、其他银行削减白银库存的时候，汇丰银行的库房却堆满了白银，从而有能力不断向中国政府放款。据学者对1874—1890年清政府外债的统计，26笔外债的4136万两白银中，汇丰就贷了17笔2897万两，超过了总额的七成，成了清政府最大的“债主”。一笔笔贷款，令财政窘迫的清政府对汇丰的依赖像吸食鸦片一样难以自拔。
每次中国发生战争，都为外资银行提供了存款和借款机会。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在清朝的最后60年中，借钱打仗、战败赔款、继续借债成为其魇咒。有学者统计，因战争而起的军费、外债和赔款，三项费用加起来占到了国家财政总支出的三分之二。
尤其是甲午战败之后，《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应偿付日本军费23亿两，这笔巨款相当于日本当时7年的财政收入，以至于日本朝野一时间竟不知如何使用这意外横财。如此巨额赔款，让本来就可怜的清政府财政濒临破产。更大的灾难是，按《辛丑条约》的“庚子赔款”，列强勒索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这不仅在中国千年历史上前所未有，在世界史上也是空前绝后。老态龙钟的清政府，即使没在南昌城的枪声中倒下，也会被缠身的巨额债务逼死。
虽然清政府“撒”银子像下雪花，但上海滩的银子也不是俯首既得的，外资银行之间矛盾重重、竞争激烈。为了获得清政府的贷款单，彼此下黑手也是毫不留情，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从来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1884年，丽如银行的总行在南非和锡兰等地，因投资不慎而亏损破产，中国的分支也于1892年寿终正寝。事实上，在华外资银行的市场退出率同样很高。据统计，从1845—1895年，有22家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营业机构，其中汇川银行、利生银行、利华银行、利升银行、汇隆银行、德意志银行、德丰银行、俄国对外贸易银行、丽如银行、法兰西银行等13家银行，或因经营不善，或其因母国国内政策变化，总行调整跨国经营战略，从而退出中国。换而言之，1845年后的五十年间，外商银行尽管享有租界和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但市场生存率只有3636%。其脆弱性，同样令人惊讶。
汇丰银行让北方的俄国十分羡慕嫉妒恨，于是沙俄筹建俄国银行，以此加强俄国对中国的影响，抗衡英国。为壮大实力，俄国还拉上了法国人，将法国霍丁银行、巴黎荷兰银行、里昂信贷银行等机构请到俄国，提出出资合办银行，并许诺：该银行将在俄国政府的庇护下，在极为“宽泛的原则之下”，在东亚进行全面而又无限制的各种活动。
做贼生就怕被人发现，为混淆视听，1896年沙俄财政大臣维特主动找李鸿章，提出清政府出资500万两白银，联合组成华俄道胜银行，总行设于圣彼得堡。一心联俄抵日的李鸿章，自然爽快地答应了。
1896年2月，华俄道胜银行上海分行在外滩29号的法兰西银行内，租了一个角落对外开张了，随后天津、北京分行也陆续营业。虽然这是近代中国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由清政府官方与外资合办的银行，但清政府派驻银行的官员却没有实权。在八个银行董事会席位的分配中，俄国占据五个，法国有三个。拿了中国的钱办银行，中国人却连一个董事席位都未捞到。
由于中国还未设国家银行，华俄道胜银行就打着替清政府“经理”国库的招牌，操纵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管理权。此时，作为中国财政重要来源的关税、盐税皆存放于汇丰、德华、华俄道胜三大外资银行中。人弱被欺，国弱被辱。一批实业家和留学归国的有识之士，通过各种渠道向清政府提出种种兴国方案，其中最重要的两大建议是：设立国家银行，“以中国之银，供中国之用”，修筑全国铁路。
千呼万唤中，中国人自己的银行终于有了点眉目。1896年11月，洋务派官僚盛宣怀上奏清廷，请求“急设中国银行”，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批准。1897年5月，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现代银行在上海营业，取名为中国通商银行，出资创办的是宁波人叶澄衷、傅筱庵、严信厚和朱葆三等，宁波帮在上海滩崭露头角。银行的内部管理全仿汇丰银行，开办时资本定为五百万两，分作五万股，每股一百两，当时盛宣怀就认购了一百万两股金。
在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史上，买办出身的盛宣怀可谓名头响亮，他是张裕葡萄酒公司的创办者之一，中国近代的轮船、矿山、电报、铁路、纺织等产业他无不染指，特别是与李鸿章关系密切。此时，盛头顶清政府督办全国铁路大臣的帽子，他的建言让“私营”的通商银行享受了一些政府的优待政策：首先，由户部拨存官款一百万两，议定周息五厘，第一年至第五年只付利息，第六年起开始还本，每年二十万两，五年还清；其次，朝廷赋予它与国家银行相仿的权力，授予发行银元、银两两种钞票的特权；第三，准许经营国家证券，代收库银及经营一般商业银行业务。
由于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银行，因此通商银行的英文行名开始为“中华帝国银行”，其官方性质由此可见一斑。如此旗帜鲜明地为民营资本保驾护航，几乎是空前的，清政府在银行问题上一开始就赋予了某些政治期待，急切地想将稚嫩的民族资本推上前台。再加上盛宣怀一旁的鼎力提携，当时铁路、矿务、航运等中国大型工交企业的存贷款，通商银行都有参与，银行在营业之初得到了比较迅速的发展，开办年底又在北京、天津、汉口、广州、汕头、烟台、镇江等地设立了分行，到1899年底存款已达397万两。
眼见清朝摇摇欲坠，皇族大臣爱新觉罗·奕劻写了一份名为“试办大清户部银行推行银币”的奏折，光绪皇帝批示奏准试办。1903年，户部委派张允言等人赴日本考察币制金融情况，研究筹设政府银行的问题。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官办国家银行——户部银行于1905年8月在北京前门设立。1907年户部改称“度支部”，户部银行亦于第二年7月改称“大清银行”，张允言被任命为首任行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