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贯中有两个天平。一是政治历史的天平，一是道德伦理的天平。用政治历史的天平来衡量时，对曹、刘、孙的英雄业绩大加肯定和赞扬，谱写了乱世英雄的颂歌；用伦理道德的天平来衡量时，歌颂刘备集团的仁义，而贬斥曹操的奸诈。仁义之师失败了，“奸雄”的事业却成功了，作者哀叹这道德沦丧的悲剧。这两个标准，有时还出现从政治历史上予以肯定，在道德上予以谴责；理智上予以肯定，感情上又予以贬斥的矛盾现象。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宣扬的道德原则，包括“仁义”思想，“鞠躬尽瘁，死而后巳”，“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等等，是我们民族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同时，又有时代的特色。如刘备与关、张，既是君臣，又是兄弟的关系，反映了市民阶层的平等观念。
《三国演义》所歌颂的道德原则，体现这些道德原则的人物故事，成为我们民族的道德风范而千古传诵。刘备、诸葛亮等人的道德悲剧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这就使《三国演义》成为我国最早的一部具有悲剧色彩的长篇小说。
四、军事文学的开山之作出色的战争描写是《三国演义》具有永久艺术魅力的又一重要原因。
《三国演义》写了大小四十多场战争，其中有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猇亭之战等重大战役，又有濮阳之战、街亭之战等激烈的中小战役，还有许褚裸衣战马超这样的搏斗场面。可以说，整部《三国演义》就是一部三国时期的战争史，堪称我国军事文学的开山祖与典范性作品。
《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有以下几个特点：
1.以斗智为主，智勇结合的战争描写。
一般的描写战争的作品，大都沉湎于战场上武力的较量，刀光剑影，蛮勇拼杀，而《三国演义》则以斗智为主，展开战争描写。这主要表现在把战略决策与战术运用、斗智与斗勇结合起来，而以斗智为主，着重写战略战术的运用。
战略决策的正确与否是关系战争全局的，战术运用是否得当是局部性的。《三国演义》把战略决策与战术运用、全局与局部结合起来；把战争描写得绚丽多彩、丰富深刻，而不是单纯的胜负记录，单调乏味。赤壁之战是最出色的例子。作者用九回篇幅写赤壁之战，其中头三回集中写战略决策。在曹操强大力量的威胁下，诸葛亮为争取与东吴结盟，奔走于夏口、柴桑之间，分析形势，利用矛盾，争取了同盟军；孙权集团内部，展开战略决策的激烈辩论，主战主和各执己见，决战求和犹豫难决，孙权在周瑜、鲁肃的支持下，从狐疑不决到誓死抗战。整个战略决策过程写得跌宕起伏，变化多端。在战争进程中，又充分展开孙、刘之间又联合又斗争；孙权内部主战派主和派的矛盾；主战派内部周瑜、鲁肃对待同盟军不同策略的矛盾，把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结合起来，使战略决策的描写具有更深刻的内涵。
作者把斗智与斗勇结合起来，写出由于孙、刘联军的战术运用正确，从劣势转化为优势，写出战争胜负的原因。作者紧紧抓住曹军不善水战这个线索，写出孙、刘联军如何利用自己的长处和敌人的弱点，变劣势为优势；而曹军又如何千方百计克服弱点，终于因无法克服而导致失败。周瑜利用蒋干行反间计，除掉深谙水战的蔡瑁、张允；庞统献连环计，貌似为不善水战的曹军排忧解难，而实际为孙、刘联军的火攻巧作安排；黄盖献苦肉计，使在隔江水战这样困难条件下，有了火攻的可能性。在决战的前夜，作者又写了周瑜的谨慎周密与曹操的骄横大意，使曹军的失败成为无可挽回的定局。
正因为把斗智与斗勇结合起来，既写出谋士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又写出武将披坚执锐，斩将搴旗。在我国小说史上还没有一部作品能把战争写得如此丰满有力，既饶有趣味又发人深思。
1.全景性的战争描写。
《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特色，还在于它的全景性。第一，它描写了这个历史时期的一切重大战役和著名战斗。描写了规模宏大的战役，又写了具体的战斗；既有战役的全景鸟瞰图，又有战斗场面的特写镜头；既有火攻又有水淹；既有设伏劫营，又有围城打援；既有战船交战，又有陆地交锋；既有车战又写马战，以至徒手搏斗，可以说具备了古代战争的一切形式。描写战争规模之大，次数之多，形式之完备，都是世界文学史上所少见的。第二，它很有魄力地直接描写战争的总司令部，写了曹操、孙权、刘备等最高统帅，写了诸葛亮、周瑜等前线总指挥，更写了关、张、赵、马、黄、张辽、徐晃、甘宁、周泰等数十名大将，描写了数以百计的将校和士兵，写出了古代战争的复杂和丰富。特别是最高统帅部的描写，使读者对战争全局、战略决策、战术运用、胜负原因等都一目了然，从中受到智慧的启迪和美的享受。表现战争全景，描写最高统帅部的雄伟气魄是《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宝贵经验，这正是我国当代军事文学所极需借鉴的。第三，它的全景性还表现在既写战争又写政治；既写战争生活又写政治生活，使《三国演义》能通过战争描写，气势镑礴地描绘出三国时代的历史画卷。
3富有个性的战争描写。
《三国演义》描写了几十场战争但没有雷同之感。毎场战争都有自己独特的风采。究其原因，是因为：第一，把写战争与写人物结合起来，特别是着重写统帅的不同性格。赤壁之战与猇亭之战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正如毛宗岗指出的：“曹操赤壁之战，骄兵也；先主猇亭之战，愤兵也。骄兵败，愤亦必败。”由于曹操与刘备的不同处境与性格，曹操因骄傲而麻痹大意，导致惨败；刘备因愤怒而失去理智，全军覆没，这就使两次战争各具特色。第二，从实际出发，不把战争简单化、模式化。作者不是从概念和模式出发，而是从史实、生活出发，写出战争的复杂性。不像某些古代小说那样，有所谓第一条好汉，有无敌的法宝，只要第一条好汉出来，只要祭起无敌法宝，对手都只能束手就擒。《三国演义》写出战争的复杂性，料事如神的诸葛亮也有街亭之失，无敌的关羽却被偏将马忠活捉。在整个战役中，不回避胜利一方的某些失误，所以胜利一方常常是大处得胜，小处失败；而失败的一方却是局部取胜，全局惨败。第三，把紧张激烈的战斗与轻松闲适的场面结合起来。作品里既有庞德抬棺决战、夏侯惇拔矢啖睛那样激昂慷慨，也有诸葛亮弹琴退仲达、观鱼平五路那样悠闲自得的场面。在激烈的大战中，也有像蒋干中计的喜剧、庞统夜读的安谧。这种有张有弛的描写，把战争写得丰富多彩，神趣各异。
五、类型化艺术典型的范本
在历史小说创作中，是以叙述历史事件为主，还是以人物塑造为中心，这是历史演义小说成功与否的关键。《三国演义》把塑造历史人物形象放在重要地位，在故事情节的演进中塑造人物形象，这是《三国演义》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的又一重要原因。
《三国演义》塑造人物形象有以下的特点：
1.用浓墨重彩，用夸张和渲染的手法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给读者以强烈、鲜明的印象。人物主要性格特征，得到多方面的表现和反复的强调，足以支撑整个形象，虽然比较单纯，但却像雕塑一样，达到高度的和谐统一。诸葛亮的贤能，关羽的义勇，曹操的奸诈，张飞的鲁莽都是经过反复强调，多次渲染给人永难忘却的印象。
2善于用传奇性的细节和情节来塑造人物。《三国演义》里生活的细节比较缺乏，但却有不少惊险生动的细节，我们称之为传奇性的细节。曹操献刀，梦中杀人，借头压军心，查检董承衣带诏，都非常深刻地表现曹操奸诈的性格。
3善于用对比、烘托的手法塑造人物形象。作者在重要人物登场时，总是通过对比、烘托的手法，渲染他的重要作用。一出场就给他一个亮相的机会，在某些关键时刻起重要作用，他们的不同凡响就烘托出来了。诸葛亮出山之前，通过司马徽、徐庶等人的称赞；通过刘备的“三顾”，把孔明的地位写得非常突出。然后，一登场就是精彩的“隆中对”，对天下形势作了透辟的分析，提出了刘备集团的战略方针，他作为军师的形象就勾勒出来了。街亭之战前，对司马懿的出场，作者也作了精心布置。曹丕托孤，司马懿得到重用，诸葛亮视为心腹大患；然后诸葛亮用反间计，司马懿被削职回乡，诸葛亮“大喜”；到孔明第一次兵出祁山，所向无敌时，曹魏又起用司马懿，诸葛亮闻之“大惊”。通过孔明的心情变化衬托出司马懿的杰出才能，造成先声夺人的气势。然后他一登场，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镇压了孟达的叛乱，使诸葛亮措手不及。经过这样的烘托，司马懿这个人物就在读者心目中站立起来了。
4善于通过特定的情势和氛围表现人物内心的精神状态，达到传神的地步。关羽温酒斩华雄，首先通过前面几员大将被华雄所斩，把优势让给华雄，造成特定的形势；其次通过袁绍、曹操对关羽的不同态度，造成特殊的恶劣条件，使关羽处在不利的地位，有巨大的环境压力，关羽能否取胜，成为读者心中的悬念；第三，一切从听觉中来，战场情况完全是虚写，最后关羽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下，“其酒尚温”。用这传神之笔，把关羽的英雄神采突出地表现出来。
《三国演义》在人物塑造方面也有不少缺点，主要是人物性格单一而且缺少变化；只有人物的横断面而没有性格发展史；作家没有揭示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人物性格形成缺少依据。写上层人物，帝王将相比较成功，写下层人民，写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苍白无力；叙述语言半文半白，既不深奧又不粗俗，比较成功，但人物语言个性化不够，缺少生活气息。造成这些缺点的原因，主要因为《三国演义》取材于历史，历史人物登上政治舞台时已经成熟，对他们性格的发展史，材料不够，知之甚少；由于取材于历史记载，缺乏生活气息。更重要的是，我国传统文化观念，重伦理道德，重文艺的教化作用，作家的审美意识与伦理道德观念结合在一起，强调人物要体现善恶观念，这样就不可能多元化地展开人物复杂性格和内心矛盾的描写。
对《三国演义》人物塑造的成就与不足，应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应该承认《三国演义》塑造的人物是典型人物，在我国小说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像曹操、关羽、诸葛亮、张飞等人物能给人那样鲜明的印象，产生重大的影响，达到家喻户晓的地步是不多见的。这些典型人物体现了古代审美意识的特点：单纯、崇高、和谐，适应了中国古代读者的欣赏水平，在现代也“仍然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些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不可企及的范本”气不能用西方小说的个性化的典型模式来衡量，否定它的类型化典型性。当然，另一方面又要清醒看到它的不足之处。《三国演义》是我国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有不足之处是必然的，人物塑造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傅继馥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重要人物形象，是古代文学中类型化艺术典型的光辉高峰和不朽的范本”，“证明由类型化典型到性格化典型是普遍的规律，中国小说的发展历史并没有例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傅继馥：《类型化艺术典型的光辉范本》，见《三国演义研究集》第101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
《三国演义》所塑造的类型化典型还有待发展提高，逐步完善，向性格化典型过渡。
六、虚实结合的辩证艺术
正确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辩证关系，是《三国演义》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的又一重要原因。在《三国演义》以后产生的历史小说，或太实，成为通俗化的历史；或太虚，演为英雄传奇、神魔小说，失去历史小说的特质。“全实则死，全虚则诞”，把史实与虚构对立起来，对历史小说创作来说，都是行不通的。《三国演义》正确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的辩证关系，它的主要经验是在掌握分析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历史进行总体的审美把握，把作者的理想、感情熔铸在历史事实之中；按照艺术创作的规律对人物进行典型化的概括；对历史材料重新进行组织，使之符合艺术结构严整性的要求。
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时，用《三国志平话》作框架，大量利用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司马光《资治通鉴》及胡三省注，并采用大量民间传说。因此，《三国演义》主要情节符合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人物性格基本符合历史人物的面貌，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结局大体符合史实。因此，它虽有不少虚构的情节穿插其间，但就事件的总体说，基本符合历史，或是历史上可能发生的，因此，使人不易觉察出是虚构的，达到乱真的地步。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说：“如王渔洋是有名的诗人，也是学者，而他有一个诗的题目名《落凤坡吊庞士元》，这‘落风坡’三字只有《三国演义》上有，别无根据，王渔洋被他闹昏了。”
罗贯中在史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虚构，大体上采用了以下几种办法：
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如“怒鞭督邮”本是刘备，移为张飞，以突出张飞鲁莽的性格；斩华雄本是孙坚，改为关羽，以衬其神武等等。
妙手生发，善于铺叙：根据《吕布传》中“布与卓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几句话，生发出王允“巧使连环计”，虚构出貂蝉故事；根据《诸葛亮传》里“于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这样简单的叙述，铺叙成“三顾草庐”这脍炙人口的故事。
于史无征，采用民间故事：桃园三结义、华容道放曹操等没有历史依据，主要采用《三国志平话》，加以加工改编，使之描写符合情理，不觉其伪。
（斗）本末倒置，改变史实：张辽主动投降曹操，改为张辽被俘后拒不投降，刘备、关羽说情，曹操义释；鲁肃与关羽都是“单刀赴会”，鲁肃义正辞严，逼使关羽“无以答”，变为关羽单刀赶会，鲁肃在关羽的神威面前，惊慌失措。善于穿插，巧于构思：“失街亭”和“斩马谡”正史都有记载，但“空城计”只见于裴松之注所引的《郭冲三事》，而且与“失街亭”、“斩马谡”并无必然联系。作者巧妙地把“空城计”插在“失街亭”与“斩马谩”之间，这样一来，可以说明街亭之战的重要意义，街亭一失，诸葛亮几乎被俘，马谡罪过严重，非斩不可。诸葛亮的空城计不是故意弄险，故作惊奇，而是万不得已，不得不走这一步棋。这也突出诸葛亮临机应变，化险为夷的本领。“空城计”插人后，更好地塑造了诸葛亮与司马懿这两位主帅的性格，他们都充分估计对手的才智，极为谨慎，但孔明在谨慎中表现出临危不惧，果敢机智；司马懿在谨慎中却显出多疑诡谲，犹豫不定。诸葛亮没能料事如神，犯了用人不当的严重错误，但有了“空城计”这神奇的一笔，使诸葛亮的失败被淡化了，神机妙算更突出了。正因为“空城计”插在“失街亭”、“斩马谡”之间，独具匠心，描写孔明失败的“失、空、斩”却成为表现古代英雄杰出才智的赞歌，在我国艺术舞台上久唱不衰。
七、历史地位与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