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孰能有馀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其不欲见贤。
【注释】
[1]“张弓”：古人用弓箭时将弦加在弓上称为“张”。
[2]高者抑之：高，指弦位高。弦位高了，就把它压低一些。
[3]下：弦位低了。
[4]有余者损之：有余，指弦的长度有余。损，减少。
[5]不足：指弦的长度短了。
[6]处：占有，享有。
[7]见：同现，表现。
【译文】
大自然的规律，岂不就像拉弓一样吗？弦拉高了就把压低一些，拉低了就把它举高一些，拉得过满了就少使点劲，拉得不足了就加把劲（这样才能射中目标）。这是大自然的规律，多余了就减少一些，不足了就补充一些。人间的法则却不是这样，总要剥夺不足，而用来供奉有余。那么，又有谁能够将自己的有余拿来奉养天下的贫苦之民呢？只有有道的人才可以做到。因此，有道的圣人这才有所作为而不占有，有所成就而不居功。他是不愿意显示自己的贤能。
【解读】
老子说，上天的道，不就像张弓射箭一样吗？高了向下压，低了向上举，拉过了松一松，不足时拉一拉。
从地球表面的自然现象来说，日晒雨淋的结果是不断地把山川之高去弥补河谷之低。
老子以对立统一的思维方式总结出自然界的这一规律。自然界的一切现象，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自然界的一切现象，诸如昼夜的交替、四季的变化，它们都是均衡统一的；而这种均衡统一，既不是外力作用的，也不是人为造成的。而是自然而然，由自身运动表现出的一种互补、和谐、均衡。
的确是这样，这是再明显不过的道理。但是他看到的人类社会不是这样啊。他看到的是什么情况呢？
我们看一看老子生活的时代背景，西周时期，是天子统治下的专制集权主义的“大一统”社会。到了西周晚期和东周初期，分封制愈演愈烈，致使诸侯国遍地皆是。据史载，这时的诸侯国竟然多达百余个。这些诸侯国拱卫王室，划地为界，驱赶奴隶在井田上劳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尤其是从西周末年到春秋中叶，周王朝及各诸侯国横征暴敛，攻伐兼并，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诗经》中的许多篇章，就深刻反映了这个问题：如《魏风》中的《伐檀》，写一群伐木者边劳动边歌唱，对不劳而获的奴隶主作了愤怒斥责：“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硕鼠》更痛斥那些剥削者为大老鼠。《国风》中也有不少作品，反映当时繁重的劳役和兵役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灾难。
统治者劫贫济富，“损不足以奉有馀”。那些人已经是“金玉满堂”，“财货有余”，但还是不顾一切地搜刮老百姓，那边“朱门酒肉臭”，这边“路有冻死骨”。
那些富贵之人永远与权威联系在一起，所以当权者总是要保护富人的权益，于是富贵永相连。而富与贵永远也没有一个追求的终点和止境，那么他们便狼狈为奸，一起去剥削那些不富且不贵的人。
为什么不能把那些富有者的财富分给穷人一点呢？为什么不能把哪怕是发霉的稻谷分给老百姓一些呢？老子在内心深处一定发出过这样的呐喊。
但最后老子想明白了，是因为他们不是遵守“道”的人。有道的人不会这么做。老子说：“孰能有馀以奉天下？唯有道者。”只有有道的圣人才能做到啊。
为道者少私寡欲，知道满足，知道适可而止，“知止不殆”（第四十四章），只有他们，作为有余者，才能够把有余部分取出来奉献给天下百姓。
而那些不遵守“道”的人，是不会长久的。这里老子也有告诫那些统治阶级的意思，“你看，你们的行为不符合天道，所以你们是错误的，还是改正吧。”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那些人没有改正，所以，都没有统治长久。
“圣人”是有德的人，是能做善事的人，但是他做完就完了，没必要强调那是“我”做的。做了好事就有德，但他根本不在乎这个德，他是只求整体效益而不讲个人得失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欲见贤”――不想让别人看到、认为、推崇甚至表彰他是“好”人。
从个人修养来说，“宠辱若惊”，赞扬和批评都会让人心失衡，特别是赞扬更加容易让人迷失本性――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当然真正有修养的人是不为“宠辱”所动的，但是那个时候，“贤”对他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更多的就象是对一个成人赞扬说：“你真乖。”一样可笑。
另外，还有个社会效应的问题。就是第三章所说的“不尚贤，使民不争。”这才是最重要的。有了“贤”，就会有“不贤”的区别。有了这个区别，人就会被人为地划分了等级。有了等级的高下之分，就会人人争高。群起而争实际上离“贤”的内在越来越远而只是在充分暴露人性的丑恶，这就不是“圣人”实施“道莅天下”、“德化天下”的初衷了。
【从商之道】
胡雪岩办义渡
19世纪，钱塘江的江面宽达18里。每逢春秋多雨季节，上游更是水流湍急，惊涛拍岸。且江中流沙多变，历来使航旅畏途，这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晚清时，杭州钱塘江上还没有一座桥梁，钱塘江两岸的人们只能乘舟渡江，浙江绍兴、金华等“上八府”一带的人进出杭州城都要从西兴乘坐渡船，到望江门上岸。当时杭州城有一个著名的药号――叶德堂就设在望江门街上，所以生意非常兴隆。而胡雪岩开办的药店胡庆余堂设在河坊街大井巷。仅靠杭嘉湖等“下三府”的顾客光临，很少有“上八府”一带的顾客登门。
胡雪岩为了解决两江旅客渡江的苦难。同时要改变胡庆余堂的经营状况，决定在钱塘江开设义渡。
为此，胡雪岩带人亲赴码头顺钱塘江沿岸进行实地考察。他了解到从西兴乘船过江，航程长，江上风浪大，容易出危险。于是他选择了三廊庙附近江道较窄之处，决定在这里兴建义渡，把船码头“搬了过来”，让“上八府”的客商改道由鼓楼进入杭州城。
码头在胡雪岩的亲自督办下，很快就修好了。胡雪岩又出资购买了几艘大型渡船，不仅可载人，也可以载牲畜及车辆。最重要的是免费过渡，上八府的人无不拍手称快。
胡雪岩修建免费义渡后，受惠的人不可胜数，他的名声远播，“胡大善人”之名越传越广，也使得胡庆余堂在上八府的顾客中声望大为提高。
财散人聚，财聚人散
苏宁老总张近东除了分配股权给南京总部数名高管之外，还用此招来稳定苏宁各地分公司的管理团队，根据苏宁各地分公司高管的表现，张近东给予他们一定比例的分公司股份作为奖励。张近东这种慷慨行为让这些高管对苏宁由衷地产生了归属感和主人翁精神，使得苏宁众多“职业经理人”转变成“事业经理人”，因而苏宁从未像同行那样一度出现高层频繁流动的现象。
就这么一个“财散则人聚，财聚则人散”的简单道理，许多人不是不明白，而是不愿意践行，自己兜里的财富，谁都不愿意往外掏，或者说能少掏一点是一点。而总有一些悟性好的商人因为意识到分享到了重要意义，并把它作为一项重大的责任，忠实履行这项责任，结果，他们的事业一步步走向了辉煌。
有一个商人，他从小受人欺负，父母不在身边，每天放学自己去捡破烂卖钱，然后买很多东西请一帮小兄弟吃，等他被人欺负时，那帮弟兄都一起帮助他。后来他成立自己的企业集团，他说：“把钱分给下属，是我的习惯，我现在的下属们，房子比我的大，车子比我的高档，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只要我在，世界上最好的CEO还是会来我这里。”
一个合格的领导者，一定有“大爱”、“博爱”的的胸怀。正因为有爱心，领导者与下属分享财富，下属与领导者分享自己的智慧和价值。而缺乏爱心的人，不会主动分享，他们喜欢独占。正因为“独占”，就排斥了一流人才的进入，也排斥了外部智慧的加入，这其实就是一般生意人与经营大师之间的分界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