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这是一个已经过去10年的故事，却并没有因时光流转而黯然失色。
10年前，一群有勇气、有智慧、有眼光的人物，书写了一段股市传奇，他们在股市的经历，也在无意间成为一本堪称典范的庄家教科书。
10年后，我们翻开这本教科书再度品读，仍然会为这些人的精妙设计而赞叹。庄家财技，无出其右。作为中国股市第一只百元大股，亿安的坐庄手法被诸多资本炒家效仿。之后，无论庄家类型如何变化，在落实到操盘手层面的时候，皆脱离不开亿安用过的
招数。
自然，我们也为庄家们的勇气所惊愕。除了贪婪之外，再没什么足以驱使这些资本天才放手一搏。然而轰轰烈烈之后，只留下尘埃满地。
《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笛福曾经写下过这样一段文字：
“有人秘密组建空壳公司，发行新股牟取暴利。他们抛出一个又一个天花乱坠的计划，营造虚名，诱惑世人。先树立信用，再宣布贬值，把所有股民的财产据为己有，让众人争吵不休、不能自拔。”
在笛福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法国刚刚脱离了一场空前的慌乱，造成这场慌乱的原因并非革命，而是一场股票骗局。人们在那场投机风潮中变得失去理智，对股市的狂热如同浓雾般遮天蔽日、蔓延飘扬。280年后，同样的场景在中国再次出现，做局的庄家们被一时的成功所鼓舞，开始考虑如何进一步扩大“战果”。他们心里清楚，骗局必然以失败告终，但在一些难以言说的因素驱使下，谎言还是被推向了极致。
我想尝试用不同的手法来描述中国证券市场上的这段离奇股案。亿安一案在给我们展示了一场荒唐的闹剧之余，其实也透露出一个到今天依然通行的道理：在一个不讲道德、缺乏规则约束的年代，庄家随时可以攫取暴利，但无论在何时，谎言都注定无法长久。
聚首：庄家们的秘密约会
和这个故事相关的第一个主人公叫罗成，1998年8月，他决定干一件大事。
罗成原名罗湘江，是广东廉江人。他读书不多，却从小胆大。改革开放之后，他跑到东北倒腾一些手表之类的小商品。在1982年前后，他着实赚了一点钱，却在宏观调控中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入狱，虽然后来被放了出来，但积累下来的原始资本却被罚了个精光。出狱之后，他就一直在珠海东大工贸公司（以下简称东大）里混，那是一家注册资本只有50万元且亏损严重的空壳企业。让人想不到的是，随着罗成在公司里的地位逐渐提高，这家公司竟然被他“玩”成了东大集团。
罗成的大胆，从一些细节中便可以看出一二。他进入东大的背景是：1988年，东大已经濒于破产，被迫公开招募“能人”。这时，罗成闻讯而至。在对东大底细毫不知情的前提下，这个广东人竟然一口应承了60万元的年利润指标。一年之后没能完成，罗成竟然自掏腰包垫齐了欠款，东大的上级主管单位对其的信任由此倍增，完全放手让他经营东大。得到经营自由的罗成开始疯狂炒卖彩电。和计较单台暴利的一般炒家不同，罗成总是大批量进货，然后略微加价甩给下家，尽快脱手。两年之后，罗成便上交了1 000万元的超额利润。1995年前后，东大集团的年销售额已经达到了20亿元，资产规模和销售收入比著名的TCL、格力等企业还高，一度名列全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之一。
就在东大集团如日中天的鼎盛时期，罗成却突然弃之而去。据说，他离开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东大是他一手做大的，他却拿不到一点儿股份；二是1992年，广东地区企业股份制改造正如火如荼，罗成也想借此机会拿到上市名额，最终却未能如愿。因此，个性强烈的罗成最终负气而去，转而开始了自己的“二次创业”。
在离开东大之后，罗成正式进入了亿安集团（以下简称亿安），这是他在1985年注册于香港的一家公司。在打理东大的同时，罗成也安排亿安做一些进出口代理和公路投资的业务，几年下来居然也颇有成绩。不过，他对经营实业始终兴趣不大。在1997年的时候，他曾经尝试着控制上市公司黔中天（现为世纪中天），却因为与其高层不睦而最终流产，此后，他一直在寻找进入资本市场的机会。据说，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对身边人说，二次创业的思路一定是“迅速做大”，只有这样做事才过瘾。
1998年，他遇到了一个重要的人，他就是和这个故事相关的第二个人物：张大伟。
张大伟是日后亿安股案中最重要的干将之一，关于这个人的身世，今天已经很难查得清楚。在网络与报刊提供的寥寥资料中，我们可以得知，这是一个极善交际、又颇谙资本运作之术的人。在1998年前后，他在深圳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担任高管。因为想要把手里的一个壳资源“吉轻工”卖出去，他通过朋友联系到了罗成，希望亿安集团能够买下这个壳。一路交道打下来，虽然生意最终没做成，两人却深相结纳，彼此认同对方在商业领域的抱负，希望能够在一起大展拳脚，做一番事业。于是，在1998年8月，罗成正式邀请张大伟加盟亿安，专门负责集团在资本市场上的运作。
1996年后，股市坐庄操纵之风渐起，许多人依靠坐庄控盘，操纵股价大发其财。罗成与张大伟便也打起了这个主意，但一时之间却找不到合适的上市公司炒作。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机会被送到了他们面前。
1998年9月的一天，罗成忽然得到了一个消息：上市公司深锦兴A（后更名为亿安科技，现为ST宝利来）正在寻找买家，并声称正积极寻求重组。嗅觉敏锐的罗、张两人立即意识到，这可能是一只非常适合坐庄的股票，他们“做大事”的机会到来了。为了搞清楚这家公司的真实情况，罗成和张大伟亲自前往考察，得到的结果让他们振奋不已。
深锦兴A由深圳市锦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锦兴）发行。这家企业由深圳外贸集团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发起组建，1992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挂牌上市。20世纪90年代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外贸企业的效益非常好，股票自然一荣俱荣。然而受体制限制，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便开始走下坡路。此时，由于参与上市公司配股，母公司连本带利竟然亏了几千万元，这让粮油公司非常痛苦。作为国企，它必须完成上级的考核指标，同时又要达到上市公司这边的指标，否则便会面临退市的危险。在那个资本运作之风尚未兴起的年代，食古不化的国有企业领导们便感觉到，这个上市公司已经成为包袱，不但不能赚钱，反而还要不断配股分红，把母公司的资产一点点分掉。最终，母公司打定主意，只要找到合适的买家，就将上市公司卖出去。
在打出转让的招牌后，先后有几家公司上门问价，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由于经营不善，母公司的资金状况出现大滑坡。据当时深锦兴的员工回忆，公司在房地产上亏了钱，以至于“连股权谈判时的定金都用掉了，没办法，只能用股权顶账”。1996年，山穷水尽的母公司甚至给政府打了一个报告，希望政府能够出面接手，挽救上市公司。
公司亏损至此，上市公司的股价自然也不会好。从1996年开始，深锦兴A的每股收益为–0.2332元，净资产收益率为–11.8%；到了1998年，企业的亏损已经无法遏制，每股收益为–0.85元，净资产收益率为–69.7%，沦为纯粹的垃圾股，彻底失去了在资本市场上圈钱的“配股资格”。一个令罗成和张大伟更加欣喜若狂的状况是，深锦兴A的流通盘竟然只有3 500多万股，加上已经放出的重组消息，又为人们提供了无穷的想象空间。事实上，就在罗成他们考察深锦兴A的同时，这只股票已经从每股5.5元的价位静悄悄地开始上涨。到正式收购时，亿安不费一枪一弹，深锦兴A的股价就已经翻了一番，这无疑帮了罗成的大忙。
流通盘小，市值不高，经营业绩糟糕，持股的国有企业对其失去兴趣，拥有题材炒作的想象空间。对于真正的投资者而言，这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投资对象，可是，当罗成等人决意坐庄操控股价的时候，这只垃圾股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亿安收购深锦兴并从事股价操纵自然需要大笔的资金，这对于本来就缺钱的亿安来说无疑很困难。作为亿安的代表人物，罗成自然不可能在这个当口出去四处借钱，于是，第三号人物郑伟便在这个时候出场了。
郑伟是北京人，与罗成是旧时好友，他自下海以来始终在金融圈里厮混，兴风作浪之余，很是积累了一些关系。在亿安开始物色借壳上市的目标时，他恰好是广东金易投资顾问公司的操纵者。当罗成找到他后，郑伟立刻对坐庄深锦兴A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很快，他就拿出了8 000万元的自有资金投入参与此事。不过，只靠这些钱来操纵股票，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于是，郑伟和罗成之间又达成了一个私人协议：由郑伟负责找钱来买公司的股票，再把这些用借款买来的股票授权给张大伟麾下的操盘手团队来控制。双方联合坐庄，共享利润。
直到今天，我们都没能找到这份协议的文本，但从日后的整个坐庄过程上看，罗成、郑伟等人的确按照这样的分工各司其职。其中，郑伟为了有更多的法人资格用来融资，先后在1999年4月、8月和9月分别注册成立了6家投资公司。这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不是罗成的司机，就是罗成的侄女。如此一来，从融资工具到操盘团队，整个庄家组合自然悉数在罗成等人的控制当中。
1999年3月2日，亿安最终与国有控股方达成协议，由成立于1998年10月13日的亿安科技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① 收购深锦兴26.11%的股权，成为深锦兴的第一大股东。公司的经营范围也由房地产相应地变更为电子通信、数码科技、网络工程、生物工程等产品的开发和产销。1999年8月，经深圳市工商局批准，深锦兴正式更名为广东亿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由罗成担任董事长，张大伟担任总经理，其在股市上发行的股票称为“亿安科技”。
在当时的投资者看来，这场收购实在是平淡无奇。虽然深锦兴的新东家亿安科技提供了一些新鲜的题材，深锦兴看上去也像是要有一番作为的样子，但就当时的股市大环境而言，两年前的暴跌行情还影响着沪深两市，实在让人看不到一丝由熊转牛的希望。不过，这种景象只是暂时的，很快我们就将见识到，在一群有勇气、有眼光、有智慧的资本天才的操纵下，中国股市最惊心动魄的一场游戏即将上演。
谋局：如何缔造亿安神话
在亿安接手的时候，深锦兴A的股价已经涨到了每股10元左右。根据罗成团队中的一位操盘手日后透露，罗成等人坐庄的实际成本，大概在每股17~18元，因此，理论上只要将股票炒到这个价位之上，便可以出货套利、离场走人。
此时，罗成已经指示张大伟麾下的操盘手们坐庄操作深锦兴股票。对于这些专业知识熟稔的操盘好手而言，想要把一只拥有重组故事的股票拉升几块钱，根本不是什么难事。他们只需要在内部分成两派，一派抛盘，一派接盘，随时保持盘型稳定即可。与此同时，再由郑伟出面，组织股评家、分析师等专业人士撰文吹捧，一切都按计划顺利地向前行进着。
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没有大势的配合，亿安的庄家们或许根本不会把游戏玩到那么大，反而甚至有可能被这只垃圾股套住。然而，大概连罗成他们自己也没想到，就在他们偷偷摸摸地坐庄深锦兴A的时候，一场源于高层的风暴，把中国的股市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峰。
“十五大”之后，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对股市的理念逐步发生了变化。1999年4月13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参观了美国纽约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回来之后，随即提出了允许商业银行为证券公司融资、降低印花税等有利于股市上涨的八点意见。1999年5月19日，《上海证券报》突然登载了一篇名为《网络股能否成为领头羊—关于中国上市公司进军网络产业的思考》的文章。文章认为：“日后将是一个网络的世界，而目前我国的网络用户却只有210万，前景之广阔不言而喻……”
有宏观政策作为刺激，再加上明确的方向引导，1999年5月19日，在网络科技股的带领下，中国股市忽然出现一轮异常凶猛的上涨行情，多只股票出现涨停。在此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原本懒洋洋的股市忽然间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5月18日，沪深两市的成交额合计只有35.71亿元，然而在此之后，日成交500亿元以上的有3天，300亿元以上的有11天，全然一副大牛市的面貌。
据一位老股民回忆说：“当时习惯了每天看着绿色屏幕的股民，忽然看到有一天厅里所有的屏幕都变得红彤彤的，血红的颜色让人感到刺眼。大概过了几分钟的时间，人们才猛然醒悟过来—股票涨了。”在此后的两个交易日，只要一开盘，许多股票就立即封住涨停，成交量也成倍地增长。
按照以往的惯例，面对如此规模的大盘暴涨，监管当局必然会出面大吹冷风，挤压泡沫。然而，不仅冷风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反而是阵阵“暖流”：6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央行）宣布实施第七次降息；6月14日，在上证指数达到1 400点之后，证监会官员竟然发表讲话，指出“股市上升是恢复性的”；6月15日，《人民日报》专门发表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规范发展》为这一讲话加上了有力的注脚，文章要求“各方面坚定信心，发展股市，珍惜股市的大好局面”。种种迹象表明，为了让那些等待重组的国企脱困，管理层正挖空心思地组织发动一轮大牛市。在中国证券史上，这波由管理层策动，由网络科技股领涨的牛市，被命名为“5·19”行情。
有了这轮凶猛上涨的牛市行情做庇护，亿安的坐庄计划一下子变得顺利许多。亿安科技的股价开始一路上扬，从每股10元一下子涨到了每股20元。到10月25日，股价已经跃至每股26.01元，比起一年前整整翻了5倍。按照事先商定的计划，这个价格已经高出坐庄成本将近10元，完全可以上演“胜利大逃亡”的好戏。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罗成和他的庄家伙伴们却突然发现，他们必须把这个游戏接着玩下去。
日后对亿安一案的研究发现，罗成他们之所以要把这场骗局进行到底，原因不外以下两条：第一，亿安突然出现了财务危机；第二，尽管亿安科技股价上涨了不少，但他们却根本拿不走多少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