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最华彩的一章
“从金字塔到万里长城”被狸猫换太子之后，我两眼冒火欲哭无泪。我气呼呼地关了灯，迷迷糊糊摸索着走进自己的卧室，和衣躺在床上，泪水夺眶而出。病体由于激动而更加虚弱。我把自己反锁在屋子里凝视天花板，谢绝了中国律师协会副主席徐家力、中国作家协会版权委员会张树英等帮我讨回公道的建议。法院只能对此给经济补偿，而金钱对我这个白血球、血小板不足常人一半的病人并不重要。301医院血液科军医王永平到我家警告我：再这样下去小命难保。于是我开始摇摇晃晃地爬起来吃饭，颤抖的手把菜汤洒了一桌子，桌上铺着凤凰台长刚派手下还回来的地图。看着面前一片狼藉，我忽然想起老爹海明威《永别了，武器》中的一句话：“世界随时都在毁灭每个人，就在那些毁灭的地方，往往站起许多强者。”我狠抽了自己两个大嘴巴，满脸的络腮胡子告诉我，自己还是个男人。
我这人生来一张屡教不改的大驴嘴，命中注定干不了大事。兵法云“兵行诡道”，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一度打败以色列，就得感谢当时埃及空军参谋长穆巴拉克，因为这位未来的埃及总统笃信“一切胜利，依赖于严格保密下的持续的闪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海军情报局长海纳里斯将军反复教导手下情报人员：“两个人知道的事情就不是秘密了。”结果他自己却为人事机密，最后被希特勒处决掉。
尽管我一再因言获罪，吃了不少心直口快的亏，作为装甲兵上校研究员，我也深谙保密对于军事行动的重要。实践中我从事的采访，大多是前无古人的准军事行动，但作为一名新华社记者，我还是习惯对我的读者坦诚相告。
不久前，我到缅北“金三角”地区了解罂粟替代种植情况，在边境上与云南省公安厅禁毒局联络处处长董胜不期而遇。董胜是一级警督，鼻子上架一副金丝眼镜，举手投足仿佛《渡江侦察记》中的情报处长。作为资深情报官员，又是国际上著名的“金三角问题”专家，董处长对我这个臭名远扬的“鸭嘴记者”充满戒备。因为不久前，一些媒体对滇缅边界和境外“金三角地区”不负责任的炒作，给边陲的改革开放带来不少麻烦。就连境外“金三角地区”的外国弟兄也对“不负责任的记者”咬牙切齿。我碰到的某国某高级将领，几次弦外有音地提醒我“那些动机不良蓄意编造的记者，他们的下场只有死”。作为一名闯荡江湖的摄影记者，我对这位长官的看法和能力毫不怀疑。
为打消疑虑，我首先肯定我和“董兄”之间的共同之处：我们都写文章，也都拍照片，都是信息的寄生虫。其次才是我们彼此间使用资讯的差异：董处长是警察，通过情报控制犯罪，所以遇事首先强调严格保密；而我是职业记者，我的天职是尽量客观、翔实、快速地传达信息，把真相大白于天下。说到这里，我忍不住要重复我10年前在海湾前线领悟的一段旧话：“要让我的人民知道世界上正发生什么。”（见《我从战场归来》自序）
说到10年前的海湾危机，我总忍不住浊泪潸然。那是我生命中最华彩的一章，当时我还不到30岁，还没尝过和女人同居的滋味，我很担心自己就这么未经人事地夭折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不能对不起我奉行传统的爷爷。
我30岁的“成人大PARTY”是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高楼顶层防空武器丛中举行的。那天有好几枚“飞毛腿”划过夜空向我鸣炮祝贺，我活这么大从没看过那么大的焰火。从此我“三十而立”，摇身一变成了新华社驻外记者中最年轻的主任记者。
哪来的“鸟”电视？
说来惭愧，10年过去，我不仅寸箭未长原地踏步，某些方面甚至越活越抽抽，但我依然快活。我在失去健康、勇气、机会的同时还给他人带来灾难。
首先向我提出抗议的是阿拉伯国家使团副团长、文化委员会主席、巴勒斯坦大使萨法日尼，他一上来就破口大骂：“你这只鸭子怎么搞的？你的‘凤凰’怎么在伯利恒宣传以色列治理得好？还挥舞以色列的旗子！我要向你们提抗议！”
萨法日尼毕业于北大国际政治系，是我多年的同门师兄，话无遮拦情同手足。上北大前，他一直在中东打游击，绰号“铁锤之父”，还当过阿拉法特的大保镖。能把我师兄气成这样，决不是一般的政治事件。我低眉顺眼地让大师兄发完雷霆之怒，这才小心翼翼地解释此事确实与我无关，因为我早就和圣地一起被出卖了。说出卖还不准确，因为整个过程没拿一分钱，属于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一样的“强占”，中国老话叫“鹊巢鸠占”，就是一种鸟的窝被另一种鸟抢了。凤凰台长“强暴”我的当天，埃及文化新闻参赞撒克就在我家里，撒克参赞可以证明我的清白。我对师兄萨法日尼重复当初在饭桌上对凤凰背诵的马克思语录：“我播下的是龙种，而孵出的却是跳蚤。”
当天，萨师兄聚集几位阿拉伯驻华大使在“一千零一夜”饭店愤怒声讨我的罪行，因为这一切都是“鸭子这只坏鸟引起的，不然怎么会冒出‘鸟’电视”？最后还是使团公认的绅士——伊拉克大使库巴出来为我解围，尽管阿拉伯国家都被“换太子的狸猫”骗了：“唐老鸭虽有失误，罪责难逃，但还属于阿拉伯兄弟。”
于是萨师兄又恢复我的合法席位，授权我重新组织一个记者团前往中东，继续我的梦想。但这次必须严格审查成员资格，只限兄弟，不要飞禽走兽。随后海湾国家阿曼驻华大使法西让我翻译《阿曼苏丹国的2000年》……我这才得以重返阿拉伯怀抱。
从阴影里站起来
2000年4月5日黄昏，伊拉克大使库巴突然给我打电话，问我晚上是否有空，说伊拉克文化新闻部长来了，希望见见我。习惯共享新闻线索的我立即给当年开罗的老搭档——新华社国际部中东编辑室主任刘顺打电话，问他是否想见伊拉克文化新闻部长。刘顺曾常驻伊拉克，是新华社的伊拉克权威。刘顺说他已经获悉伊拉克部长来访，还告诉我这次给部长当翻译的是文化部的一个“小眯缝眼翻译”。我闻言大喜：在中国讲阿文的“小眯缝眼”恐怕只有小石。
小石是文化部外联局阿文翻译，曾在埃及使馆文化处工作，8年前就是我一丘之貉的酒友。1998年5月26日，小石前往中国驻伊拉克使馆文化处上任时，在伊拉克“死亡之路”遭遇车祸，脾脏粉碎，所以到现在都不能喝酒，而且一听“伊拉克”就有生理反应。
拨通小石的手机，这小子正陪伊拉克代表团吃晚饭。听说是“鸭哥”呼唤，立即详细汇报伊拉克代表团行程，自此保持和我的手机热线联系，每30分钟汇报一次。
4月6日上午，伊拉克文化新闻部部长胡马姆·阿卜杜·哈利格博士在库巴大使陪同下参观新华社，会晤新华社副社长南振中，我在一旁拍照。胡马姆部长在社领导面前两次用阿文夸我，只可惜社领导不懂阿文。
饭后陪同伊拉克代表团返回贵宾楼，发生了一件小事，颇令我感动。
按外交礼节和国际惯例，所有来访代表团在华期间，都能享受一笔数目不大的零用钱。来自世界各地的友好使者，包括欧美客人无一例外。据我所知，五湖四海的来宾大都笑纳主人的好意，而伊拉克代表是我知道的唯一说“不”的国家。胡马姆部长坚持：“我们感谢主人的好意，但我们的传统是不拿兄弟的钱。”
伊拉克曾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有油水”的富国。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条大河穿过肥沃的两河流域，地底下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油田。海湾危机以来，近10年的国际封锁使伊拉克人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但巴比伦的后代坚强不屈，与我们祖先“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传统美德不谋而合。
出于古老的礼节和对伊拉克人民的尊敬，小石总想向客人送点礼物表示心意。机会终于来了，小石发现，胡马姆博士对楼下商店的香炉很感兴趣。这是一尊微笑的弥勒佛，肚子里插香，嘴里吐烟。胡马姆博士经过砍价，似乎还觉得有些贵。小石见状自作主张把香炉买下送给胡马姆博士，可胡马姆博士一直到上飞机也不肯接受。因为礼品贵重，超出了可接受的范围。说到这里我两眼发酸，因为当今世界如此严于自律的政治家已属凤毛麟角。
胡马姆部长回国不久，就通过库巴大使邀请我，“希望采访过海湾战争的勇敢记者旧地重游”，看一看今天的伊拉克。德高望重的库巴大使立即亲自为我的私人护照做签证，并免收签证费，还在私人护照上注明“唐是伊拉克文化新闻部长的客人”，要求边境海关“给予照顾，行李免检”。
消息传出，海湾战争给我很多帮助的原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再次出山，通知他沿途的朋友，尽力“确保病鸭子平安无事”。外交部礼宾司长鲁培新亲自光临寒舍，在我的书桌上给驻莫斯科大使武韬、公使王凤祥写信：“今有一事拜托，我的朋友唐师曾途经莫斯科……请帮助解决。”
消息灵通的西格玛图片社总编帕皮斯从纽约通过新华社特稿部转告我：他们“始终对巴格达的所有事物感兴趣，特别是伊拉克的石油生产设施”。我对给我传话的同行说：“我感谢外部世界关注伊拉克，但我担心有人会轰炸美丽的巴比伦。我必须确认我的照片只用于新闻目的，而不是其他。”
我一路蹦跳着为中东之行作准备，亲眼目睹我从痛苦中恢复的新华社摄影部主任徐祖根在食堂二楼感慨道：“鸭子终于从凤凰的阴影里站了起来。”
出发的前夜，伊拉克大使库巴夫人在官邸为我做饭饯行，眼泪汪汪叮嘱我：“乖孩子要安全去、安全回。再来吃我的阿拉伯饭。”
我嚼着甘甜的伊拉克蜜枣，坐在伊拉克使馆官邸的草坪上欣赏树尖的明月。一阵清风吹过，我恍然发现北京、开罗、纽约、耶路撒冷和巴格达的月亮原本就没有任何区别。万籁俱寂，时光倒转，我仿佛又回到10年前孤身前往海湾的那个夜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