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无愧畏，便毁其贤以为当黜，庶乎饰己不言之过。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与高司谏书》）
可是，现在的问题不是这样的啊！我们是把对您的要求降低了，不再以君子的准则来要求你该怎么做。我们够宽容了吧！您呢？不但不保持你平常之人的本色，反而蹬鼻子上脸，真把自己当一号人物来看了，您准备要做君子了！你说像您这样胆小怕事，资质平庸，没有那个能力给范仲淹做辩护就算了，偏偏你不自量力，为了证明自己还是一号人物，是一个君子，居然以诋毁人家范仲淹为幌子，还器宇轩昂，还洋洋得意，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啊！我来告诉您答案吧！你就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于平庸罢了。您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一个人的能力和胆量有大有小，能够做成和敢不敢去做是一回事，可是如果靠着一点自以为是的小聪明去掩饰自己的错误和过失，这就是“君子之贼也”。您这样做就是跟君子对着干，是普天下众多君子的敌人。你要小心哟，谨防成为公敌！
欧阳修这样替范仲淹鸣不平，那范仲淹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欧阳修认为范仲淹是一个能力超强的君子，“自三四年来，从大理寺丞至前行员外郎，作待制日，日备顾问，今班行中无与比者……是则足下以希文为贤，亦不免责；以为不贤，亦不免责，大抵罪在默默尔。”（《与高司谏书》）。
不说别的，就从范仲淹近三四年的表现来看，他不仅是个君子，而且自身的能力也是让大家有目共睹的。首先，他得到了皇上的信任与重用。如果范仲淹不是君子，没有能力，我们皇上会重用他吗？会相信他吗？其次，就连朝中的大臣也很佩服他。试问，同僚中还有能与他相比的人吗？范仲淹以他自身的能力于人格魅力取得了上至皇上，下至同僚的赞誉和认同，他不是贤能之人，还是什么？可问题在于，对于高若讷这样的谏官来说，即便是范仲淹不是君子，不是贤能之人，他在这个节骨眼上诋毁人家范仲淹都是不对的。对此，欧阳修的理由有如下两条：
1．如果您高若讷要怀疑范仲淹，认为他不是贤能的君子，是一个哗众取宠的庸俗之辈，甚至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那么，我倒要问了，当初皇上任命范仲淹为天章阁待制的时候，您这个做谏官的干嘛去了？你大可以跟皇上说，皇上啊！范仲淹没有那个能力，他只会把事情搞砸，不能用他啊！可是，现在的情况是，您怎么成了事后诸葛亮了？在背后说人家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您到底有没有一个判断的标准？
2．如果范仲淹是一个贤能的君子，作为谏官的您看到他遭人陷害，受尽蒙冤，为什么不站出来说道说道，怎么反而成了一个哑巴了？我告诉您，高若讷，高大人，无论范仲淹是不是一个贤能的君子，您都难逃此咎。
欧阳修的这番话，简直是说得密不透风，环环相扣，有理有据，怎么说都有理，都站得住脚。最后，欧阳还跟高若讷三条建议——
1．您看，您都不是一个称职的谏官，您老呆在那里“占着茅肯不拉屎”，也没什么意思，干脆离开谏官的位置得了，省的别人说您没能力。我这是替您着想，为您好！
2．您都不是一个称职的谏官了，干嘛还要厚着脸皮到余靖家里去见那些士大夫。这是典型的恬不知耻啊！我替您感到悲哀，这样一个恬不知耻的谏官，将来这件事记载在历史上的时候，您知道有什么后果吗？您恬不知耻不打紧，可您这个“君子之贼”会让我们大宋王朝蒙羞啊！
3．尽管您是一个恬不知耻的“君子之贼”，可您也不是一无用处，我有件事想请您帮忙，这件事可以发挥您谏官的作用，如果您认为我写的这封公开信是在替范仲淹说话，那我就是您认为的邪恶的朋党之人了。我拜托您将信交给皇上，让他杀了我，使得天下都真正了解希范仲淹应当被斥逐，这也是谏官的一大作用啊！
高若讷收到欧阳修的《与高司谏书》的信之后，气得暴跳如雷。欧阳修这小子太可恨了，居然这样侮辱我，说我是“君子之贼”。我得赶紧给皇上写一道奏章，对了，还得把这小子的书信一并附上，这都是罪证啊！
高若讷的奏章一上，欧阳修就倒霉了，被贬到夷陵。有人看你要问了，这样看来，欧阳修并没有取得胜利，反而惹祸上身了。事情的真实情况并非我们一般理解的那样，欧阳修因为《与高司谏书》遭到贬谪一事，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对此，我举一例，便可说明。我们知道在北宋时期，有四大书法家，分别是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其中，蔡襄就写了一首名为《四贤一不肖》的诗，“南方之强君子居，卓然安首襟韵孤……吾知万世更万世，凛凛英风激懦夫。”在这里，我主要说一下什么是“四贤一不肖”。其实，说白了就是四个好人与一个坏人，四个好人就是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一个换人就是高若讷。北宋四大书法家的名气谁人不知，蔡襄的《四贤一不肖》一写出来，其影响力有多大呢？据说，当时有很多人争着抄写这首诗，不仅如此，连商人都加入其中，还将这首诗买去，一转手就能挣不少差价。更有意思的是，当时契丹国的使者出使到北宋，他们来到东京后，竟然悄悄的买了不知道有多少份，总之是特别多，给带回契丹国了。这下，高若讷不成为历史的罪人都难了。
为什么这首《四贤一不肖》影响力会如此巨大，除了蔡襄的名气，更重要的是像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这样的忠良之臣，竟然遭到如此的陷害，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引起了公愤。欧阳修被贬夷陵后，他的哥们尹洙曾这样问他，说你这样抨击高若讷会不会有点过了，现在会后吗？毕竟都是哥们，尹洙这样问也是情理之中。欧阳修坦然的说，我一点都不后悔，我就没把高若讷当朋友看，像他这样的小人，有什么值得我后悔的？
现在，我们若再次读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在此时此刻的心境下去读，就会很深刻的发现，欧阳修不是一个醉翁，他是一名不出手则以，一出手就足以将对手击败得永无翻身之力。这样鲜明的正直个性，以及文笔犀利毒辣的风格，将他在北宋政坛上的光芒尽显其中。然而，这只是小试牛刀。不过，影响却是极为深远。因为，《与高司谏书》不仅仅是抨击高若讷一人，更为起作用的是，这封信成为继续推行朝政改革的导火索，为新政的继续施行埋下了伏笔。
这就是欧阳修，年仅30岁的他因替范仲淹鸣不平，一出手就名动官场。欧阳修年轻气盛、正直有能力、不畏权贵，他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打虎英雄。于是，一个问题很自然的就出来了，被贬到夷陵后的欧阳修他又做了什么呢？他会“吃一亏，长一垫”有所收敛吗？他到底彻底的惹怒了谁，引得众多老虎纷纷向他围攻？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围绕着守旧派进行的旗帜鲜明的斗争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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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我们对欧阳修进入官场后的第一次出击进行了讲述。接下来，我们将时间定位在他被贬夷陵之后。
欧阳修到了夷陵，为一小小的县令。与柳宗元相比，欧阳修的心态好得很，远没有柳宗元的万念俱灰。当时柳宗元被贬为31岁的样子，欧阳修跟他的年龄相仿，在给哥们尹师鲁的信中他这样写道，“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辈，沈默畏慎，布在世间，相师成风。忽见吾辈作此事，下至灶间老婢，亦相惊怪，交口议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与尹师鲁第一书》）
欧阳修说五六十年以来，我们都习惯了沉默畏惧，谨小慎微的社会风气，这种风气就像病毒一样蔓延开来，代代相传。忽然间看到有人做出惊世骇俗的事，就算是在厨房里烧火做饭的老厨娘见了，也都惊讶不已。很多人都交口议论，却不知道这种事古人天天都在做。
那么，欧阳修说这番话表明了什么呢？我认为至少有两点：
1．对当前的社会风气不满，为了打破这种社会风气，他甘当第一人。
2．心态很平稳，没觉得因为这事被贬谪而感到苦恼与后悔。
正因为有如上两点，欧阳修才没了乱了阵脚，他才得以看清今后的形式——改革派还会东山再起。相比之下，柳宗元就没有这样的认识了。不过，欧阳修于柳宗元被贬有着本质的不同。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柳宗元是站错了对，他们的改革触动了朝廷的核心利益，而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是符合朝廷的核心利益的。
为什么这样说，这个时候的范仲淹并没拿出那“十条”（《答手诏条陈十事》措施，当时宋仁宗不过20多岁，但他却有强烈的革新朝政的愿望，所以宋仁宗是很信任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的。换句话说，当时的大环境是有利于改革派的，只不过范仲淹等人没有把握好尺寸，有点急于求成，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当时的宋仁宗执政不过才两三年的时间，他需要稳固自己的地位，不可能一下把守旧派给扳倒。虽然范仲淹等人因为这个原因被贬谪了，但是朝廷上下改革的心声并没有因此而减弱，反而加强了。再加上欧阳修的那篇《《与高司谏书》带来的深渊影响，使得改革的继续推行希望是大大的有。
欧阳修正是因为认识到了上述形式，所以他一点都不悲观。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朝廷还会重用他。果然不出欧阳修所料，大概过了三年，欧阳修接到朝廷的诏令，官复原职。在这之前欧阳修在朝廷的任职是阁校勘。按理说，有了之前的“教训”，欧阳修应该收敛一些才对，但是他没有，反而更加锐气十足。大家别以为欧阳修是冲动之人，实际上他心里清楚得很——政治环境允许他这么做。
对此，我们先来看当时宋朝面临的边境威胁。宋朝跟西夏的战事不断，隔三差五的就要打上一仗，宋朝打不过，吃了不少败仗，这就给朝廷很大的压力。此外，宋朝在艰难应对西夏的同时，还要进贡给辽国。如此一来，打仗又打不赢，还要耗费巨大的财力于人力，再加上辽国那里的进贡每年也不少，一个最大的恶弊就出来了——财政赤字。不仅如此，国内官员徇私舞弊，老百姓赋税繁重，各地民变之事也是有发生，搞得朝廷是疲于应对，叫苦连天。
终于，朝廷忍受不了了，宋仁宗不得不广开言路，向群臣及有志之士寻求解决良方。欧阳修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彻底动了大老虎的屁股。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守旧派们拿欧阳修没法，只能往他身上泼屎——说欧阳修跟外甥女乱伦——也就有了被贬滁州。
现在，我们回到欧阳修动老虎屁股这件事上。庆历二年五月，即公元1042年，宋仁宗亲自颁布诏令，希望朝廷上下能上书言事，为解决朝政危机而献计献策。对此——
欧阳修在《准诏言事上书》中说道，为人君者，以细务而责人，专大事而独断，此致治之要术也；纳一言而可用，虽众说不得以沮之，此力行之果断也”。什么意思呢？做君王的应该要有自己的逐渐，不能够被身边的人左右。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1．做君王的要懂得放手。具体的来说，就是把具体的事务交给下面的人去干，自己只需要总局把握，要抓大事，不必事必躬亲。一句话，抓大放小。
2．君王要有君主的魄力，要有果断明锐以及坚定的特点。具体来说，君王心中要有一杆称，能明断是非，不能朝令夕改。一句话，不受宰相所左右，坚定自己的主意。
“知此二者，天下无难治矣”。（《准诏言事上书》）如果能做到这两点，治理天下还有什么困难的呢？
在《为君难论上》和《为君难论下》中，欧阳修说道，“任之必专任之必专，信之必笃，然后能尽其才而可共其事……专任而信之，以失众心而敛国怨”；“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独其主不知者”；“专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于祸败者多矣”。
做君王的一定要懂得如何用人。既然任用了一个人，就得信任他，尽量做到人尽其才。但是，如何用人呢？不能阿猫阿狗的什么人都用，衡量的标准是，如果大家认为这个人有问题，那就不用，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果君王一意孤行，坚持要用这个人，带来的后果就是失去民心，引起众怨，并由此埋下祸患。
欧阳修提出的如上建议，是十分中肯又管用的。如果朝廷内部都混乱不堪，天下又如何稳定，如何没有人才，又谈何发展壮大。做君王就得有为君之道，用人之道，识人之道，并要做到乾纲独断。这就是欧阳修对宋仁宗的要求，换句话说，欧阳修在上书言事中矛头直接指向宰相一帮守旧派，是他们在阻碍朝政的改革，为朝廷埋下了祸根。
这样说来，我们就可以更为透彻的之道，欧阳修是要动宰相吕夷简为首的保守派的屁股。他要拿掉这祸害百出的大老虎，否则新政无法继续实施。
欧阳修的这些上书言事，在当时影响颇大，直接引起了一股抨击改革之风。我们看到，在这些言事中欧阳修并没有提到吕夷简的名字，然而，当时谁人心里都明白。于是，一些锐意改革的有志之士，包括朝中大臣，他们干脆捅破窗纸，直接点名指姓跟吕夷简干起仗来。说吕夷简就是一个蛊惑皇上，让朝政乌烟瘴气的罪魁祸首。我归纳了一下，大致有以下两种观点：
1．吕夷简自私又阴险，且卑鄙无耻。吕夷简不提拔比自己有能力的人，只提拔比自己差很多的人。这样一来，整个朝中只有吕夷简一人可以担当宰相之职。其动机是多么的阴险与卑鄙，这是在向皇帝表明，吕夷简才是宰相的最佳人选。
2．吕夷简执政长达20多年，此人竟然以苟且偷安为稳定，什么事都采取回避的态度，要不就是诽谤他人，排除异己。
那么，这些抨击吕夷简的人说的都是实情吗？我个人认为有一点点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吕夷简对朝政改革造成严重阻碍的事实。
我们来看《宋史》对吕夷简的评价，“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什么意思呢？这天下大事都掌握在他一人手中，不仅如此，他还对天下的掌控做到收放自如。吕夷简的势力如此之大，我们不禁要问，皇帝干嘛去了？只能说，皇帝看你也是有心无力，拿他没办法。然而，吕夷简在任宰相期间，还是做了不少贡献的。比如，在巩固边防，稳定国内局势方面。而且，宋仁宗对他也是很信任于敬重，在吕夷简重病在危的时候，宋仁宗还把自己的龙须给他做药引子。这至少说明，吕夷简也并非是十恶不赦。但是，问题的关键，还是欧阳修给点出来了。对此，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里有这样的记载，“致四郊多垒，百姓内困，贤愚倒置，纪纲大隳……盖其在位之日，专夺主权，胁制中外，人皆畏之，不敢发擿。”正是因为吕夷简20多年的大权在握，使得他的关系网盘根错节，遍布朝廷内外，所谓根深蒂固，实乃难以撼动，因此，哪怕是革新派的一点点动作，只要他轻轻的一出手就会给革新派带来巨大的阻力。可以说，整个朝廷上下都因为他而笼罩在死气沉沉，因循守旧的氛围中。要想朝政焕发出新的生机，就必须将他连根拔除，只有这样才能使改革顺利进行，从而使得冗官与冗费的局面得到有效的改观。
因此，在革新派看来，只有吕夷简退出，后者说只有扳倒吕夷简，朝政改革的实惠才能落到实处。因为，吕夷简的存在严重阻碍了改革的进行，不是因为他个人品行的好坏，只因为他是守旧派的一根标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