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梁启超政治活动的评价
对梁启超政治活动的评价，民国以前的部分讨论比较多。1949年以后，大陆起初是基本否定，后对戊戌变法时期给予了比较多的肯定；接近九十年代以后，才对梁启超流亡日本以后从事的思想启蒙与立宪运动有比较正面的评价。台湾的启动更早一些，其中张朋园的《梁启超与清季革命》（1964年）与《立宪派与辛亥革命》（1969年），最早着手这方面的研究，对国内近代史学界也有很大影响。张的著作和他九十年代末的反思，基本上代表了学界在此问题上研究的进展。近年对立宪派的重新认识也充分显示出，辛亥革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立宪派在各省谘议局的力量，张朋园将其概括为“避革命之名行革命之实”。梁启超的立宪政治思想因此得到了相当高的评价。这些情况一般了解较多，不准备多说。
而梁启超在民国的政治表现，许多人，包括他在清华的学生张荫麟等在内，都无好评，认为是其“一生最不幸之时期”，“从政最失败”。不过，梁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又被人称赞为“厥功最伟”。因此，其去世后，蔡元培与章太炎的挽联也都在此做文章。蔡言：“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章亦称：“共和再造赖斯人”。此可谓盖棺论定。至于其他的政治作为，则以前少有一致的评价或干脆被埋没，近年却已有越来越多的赞许，比如对德宣战与五四运动，下面会再谈到。
对于政治活动，梁启超本来很热心，也有准备。其在日期间，即研究经济、法律，著有《中国改革财政私案》、《财政原论》、《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等。所以，梁出任司法总长与财政总长并非虚应故事，本来也可以说是用其所长。但经过民国初年进入政权内部的实际操作，从先前的“理论的政谭家”变为“实行的政务家”，梁启超发现，不但自己搞得心力交瘁，而且并不能实现原先的政治理想。所以，不但别人认为他从政失败，他自己也持同样的看法。应该说，“理论的政谭家”其实也不合适改变角色，亲身从政。因为政治理想可以纯洁，而现实政治并不纯净。进入官场，也就丧失了批评的立场，必须遵守另一套游戏规则，结果不是同流合污，就只能急流勇退了。
梁启超在民国期间的从政是否全部失败，可以再议。而其挫败感，除了上述原因，也有个人才性的限制。按照周善培的说法就是：“任公有极热烈的政治思想、极纵横的政治理论，却没有一点政治办法，尤其没有政治家的魄力。”此言如从正面理解，意指梁属于书生从政，没有政治权谋与手腕，在机诈百出的官场上实在玩不转。实际上，梁启超也并非只会纸上谈兵。如讨伐张勋复辟之役，据伍庄说，段祺瑞无钱发军饷，也要靠梁为之筹划，让叶恭绰向交通银行暂时挪借六十万元，才有“三造共和”之举。另外，人事的纠葛也困扰着梁启超。惠隐作《梁启超任北洋财政总长时二三事》一文，指梁任用亲友，“任内未能兴一利，革一弊”，“虽满腹理财经纶，殆无施展之余地”。张朋园在《梁启超与民国政治》书中也认为，除了汤叡（觉顿），从康有为到万木草堂的弟子，对梁的政治作为只有拖累而无帮助。梁作司法总长后，同学、亲友多来求官，康对梁也有压力，要其安排同学职位，并特别指定要让徐勤作广东省民政长（相当省长），甚至要求梁以去就争。梁抱怨说：“须知吾非总统，（即总统亦不能干预各部用人权）岂能为所欲为。”但仍不得不作一些安排。在此情况下，梁与旧官僚的任人唯亲差别也就有限。
从政的挫败感曾经让梁启超对政治心灰意冷。他与伍庄发生过争论，梁的说法是：“唐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李、杜，历史就减色不少了。”伍的
回答是：“开元、天宝间之姚崇、宋璟，诚然算不得有重大关系。但安、史闹到猖獗之后，郭子仪、李光弼就有重大关系了。此时可以无杜甫、李白，决不可无郭子仪、李光弼。……你想为中国文化史争气，就非从政治奋斗不可，否则文化亦毁灭。”不过，更多的时候，梁启超还是承认：“我若不管政治，便是我逃避责任。”所以，他的理想是“做个学者生涯的政论家”。在政治活动中，他把自己定位在“政论家”，还是有自知之明。当然，他讲这话的1921年，已经从“实际的政务家”脱身。但此言仍能表明，即使政治活动失败，梁启超也并未放弃对政治的兴趣。而有政治情结，也是梁与王国维这类纯粹学者的区别。
表面看来，梁启超的政治立场不断变化。从职位的期待上，先是说“除却做国务大臣外，终身决不做一官者也”，但很快就做了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梁的政治主张也是从改良到革命再到反对革命，对政治制度的诉求是由君主立宪到开明专制、最后又接受了共和政治，和其师康有为形成了鲜明对比。康有为自称：“吾学三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在政治上也如此，终其一生坚持君主立宪立场，故有参与张勋复辟之举。梁启超则不然，其名言是：“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梁自己检讨说，因多变使其言论效力往往互相抵消。而他的“善变”、“多变”也为人诟病。
其实，梁在“变”中也自有不变者在。就政治制度而言，梁始终以承认现存国体、谋求改良政体为目标。这使他无论是在清廷的专制还是在民国的共和两种国家体制下，都有与当局合作的可能。而其所谋求的政体改良也是一以贯之，始终以立宪为目标。无论是主张君主立宪，还是顺从民主共和，这一点从未动摇与改变。即使后来退出政坛，改以社会名流的身份发言，推动国民运动，其关注点也还在修宪、制宪。这一点很重要，梁启超这派人后来对民国政治的影响主要也在此。1946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即是由梁派文人张君劢起草的，张因有“宪法之父”的称号。而梁的自白说：“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这个一贯不变，即使在不抱偏见的政敌，如陈少白也是承认的——“救国才是他的宗旨”。批评者斥其“反复无常”、“卖朋友，事仇雠，叛师长”，实际是梁为其不变而多变遭致的责难。所谓“卖朋友，事仇雠”，指的是他与出卖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袁世凯合作；“叛师长”指的是他1917年通电反对张勋复辟时称，“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开罪了康有为。但这也正好可以见出梁对国家利益与政治信念的坚持。
四、对德宣战与五四运动
梁启超对于民国政治的贡献，除反对帝制外，也应该肯定其推动对德宣战，即梁在一战时主张中国参战。这一点，最早应该是毛以亨在《梁启超》（1957年）中提出的。梁对德国的态度有变化。他起初认为德国必胜，1914年撰写《欧洲战役史论》时尚持此看法。后受留学德国的张君劢影响，张分析德必败，梁又转而推动段祺瑞政府向德国宣战。连1917年《对德对奥宣战文》的《大总统布告》也由梁执笔，现收入本人所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
梁启超此举当时招致巨大的反对声浪，孙中山以及同样留学德国的马君武均表示反对，马并有驱逐梁启超出京“以绝祸源”的动议；而且，康有为也持反对态度。特别是戊戌变法期间，曾经因举荐梁“英才亮拔，志虑精纯，学贯天人，识周中外”的徐致靖，政变发生后，以“滥保匪人”而被革职监禁，此时也痛心疾首，给康写信称：“绝交不已，又将加入，贵高足之主持斯义，究不知是何肺肠？……若起先皇于九泉，治臣以滥保匪人之罪，其何能有解耶？！早知如此，彼若人者，不如戊戌被戮，反得保令名，免至今日肆虐，所谓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也。”
尽管朝野一片反对痛骂，梁启超仍一意孤行。而其目标不只在宣战，还在出兵。这一点其实很重要，日后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巴黎和会，以及后来的五四运动的发生，其实都与此有关。当时，梁虽是担任财政总长，但因刚刚参与过段祺瑞的讨逆军，在内阁中还很有影响。经过他的游说，段同意参战。尽管在位不到半年，梁即辞职，而具有决定意义的参战宣言已经作出。不过，他当时积极建议的出兵西欧战场，并没有被段政府接受。这也是中国在此后的和会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前因：只能参与和中国问题有关的会议，自然无法产生主导性的影响。这段经过在梁启超的《对德宣战回顾谈》中有叙述，此文对了解梁出任政府要员时的政治作为很有用，可惜没有收入《饮冰室合集》，后来看到的人也很少。
即使是世人公认由北大学生发起的五四爱国运动，如果追根溯源，其实也与梁启超有关。以前偶然看到过伍庄的说法：“民八年欧战既结束，开和会于巴黎。日本必继承德国在山东之权利。时徐菊人（引者按：徐世昌）为总统，有意要出席和会代表签字。任公正亦在巴黎，深不谓然；即电告当时外长汪伯唐（大燮），嘱其万万不可承认。倘有困难，不妨商诸蔡孑民，以民意的方式出面反对。其后，果出现了反对签字的爱国的五四运动。”这话是1952年“五四”时说的，我当时看到后并没有当真。后来为了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仔细翻阅《晨报》，才发现伍庄的叙述相当可靠，特别是把梁与五四运动直接挂钩，很有道理。
1918年底，梁启超以私人身份游欧。居住巴黎期间，正逢和会召开，梁即以个人名义展开民间外交。从报纸上可以看到梁在和会期间不断发给国内的电报，这些电报的接收者是汪大燮与林长民。但因政府1918年9月已与日本秘密签约，同意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所以，中国代表、包括梁启超在内，要求交还青岛的一切努力终告失败。梁最重要的一则电报是4月24日发出的，5月2日见报，要求“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同日的《晨报》在社论位置刊登了林长民的《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也直接向国民发出了“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的呼吁，要求国民“誓死图之”。5月3日晚，汪大燮即去找蔡元培，蔡当晚九点招集北大学生代表谈话，第二天，呼喊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口号的北京学生就上街了。这条材料是由当时担任外交委员会（汪任委员长、林为事务长）事务员的叶景莘所回忆，我觉得可信度相当高，因为是不约而同，可以和伍庄的说法互相印证。
至于伍庄认为，“所谓新文化运动和这个爱国运动是两回事”，从事实上说确实不错，梁启超等人参与的爱国运动是政治运动，胡适、陈独秀等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是文化运动。不过，梁仍与后者有关。只是在五四爱国运动中，梁或者可以称为发动者；但在新文化运动方面，梁多半已是跟着走。
总的说来，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其在野比在朝时影响更大、更深远。从早年的参与戊戌变法、从事政治思想启蒙，到后来的促成五四运动、提倡国民运动，以及一以贯之的立宪追求上，都可以看出。
（原刊《云梦学刊》2008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