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执政山西后，他在加强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建设的同时，对文化教育事业也予以了极大的重视。这其中固然与他受到中国历来注重教育这一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很大关系，而他留学日本时，对于日本明治维新期间因推崇教育而使日本发生巨大变化所留下的深刻印象，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阎锡山对于教育的重视，在其提出的“用民政治”中，即有所体现。在这个“用民政治”中，他就把“民智”作为了与民德、民财并列的三项重要内容之一。为了“启民智”，还把发展国民教育、职业教育、人才教育、社会教育作为加强教育的几项重要措施。在他看来，现在国家“政体已成为民主，而民实无主之智能；主之者既非民，即失却民主之精神，无民主精神而曰民主，危险孰甚！，欲渡此一难关，惟有积极发展教育之一途”，所以，“国民教育为人群之生命，非普及教育不可”（《阎锡山年谱》（一），第355页），“国家的兴衰，社会的好坏，全看人民的程度。要想人民程度高，必须要有良好的小学教育”（《人民须知·社会篇》）。他于1919年10月在“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五届年会”上说的这番话，虽然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的，却也进一步反映了他对教育的重视，其实，发展教育的意义，并不止此，它对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政治和精神文明程度以及国民素质的提高，都是极为重要的，从阎锡山的“欲决胜于疆场，必先决胜于学校”这句格言中，更可以说明他对发展教育的意义是有着深刻地认识的。
阎锡山在其要发展的几种教育中，对国民教育亦即他专指的义务教育或基础教育“视为最重”。因为在他看来，振兴教育，就像建屋，“屋之在地上者，人人皆知注重，殊不知屋之能否经久不坏，全在地下之基础，教育也是如此”。“人才教育，屋之在地上者，国民教育，屋之在地下者也。人才教育对于社会上有报酬，受此教育者，亦多亟亟以谋发展，故社会上皆知重之；国民教育系义务教育，低贱的，对于社会无报酬，受此教育者，也无所发展。其不为社会所重视，盖有故也。不过今日为列国并立之世界，此人群与彼人群遇，较量优劣，要在多数人民之知识，不在少数优秀人才，今日中国四万万人，不及他国二千万人者，因多数人无知识，……说到对内，共和国家，主体在人民，必人民之知识发达，然后能运用良政治。如其不然，则其政权必将由多数人民移之少数人之手。既移之少数人，则此少数人所运用之政治，必以少数人之利益为利益”（《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三），第49页）。所以，他不但强调“当兵、纳税、受教育，为国民之三大义务”，而且要求“为父母的，无论如何贫穷，总要使子女上学，是父母对子女的义务，又名叫义务教育”，“人民若不上学，就要罚他，罚了还得上学，又名叫强迫教育”，“凡是山西百姓，不论贫、富、贵、贱的小孩子，七到十三岁，这七年内，须要有四年上学，这就名叫国民教育”，“国民学校的功课，就是修身、国文、算术、体操、图画、手工等事，有四年工夫就毕业，学下打算盘、写信、记帐的本事。稍有钱的，再上高等小学校；实在穷的，也可自谋生活。这就是求知识的第一样要事”（《人民须知·民智篇》）。同时，为了发展以普及小学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国民教育，阎锡山还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即一，扩充师范学校，培养师资队伍；二，调查学龄儿童，筹款设校；三，劝导入学，实行强迫教育；四，全省分六次普及，第一次省城至七年九月普及，第二次各县城至八年二月普及，第三次各县乡镇及三百家以上村庄至八年八月普及，第四次二百家以上村庄至九年二月普及，第五次百家以上村庄至九年八月普及，第六次十家以上村庄至十年二月普及（《山西用民政治实行大纲》）。
经过一番努力，山西小学教育迅速发展，据1916年统计，全省每1万国民中有小学生290人，居全国各省首位。1918—1919年，全省在校小学生人数达到316888人（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8页）。每万名国民中有小学生的数量又比1916年增加了34人，对此，黄炎培先生在《读中华民国最近教育统计》中讲，民初山西学校和学生数额的增长“进行速而最稳”。有鉴于山西在教育方面的成就， 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五届年会于1919年10月10日至25日在太原举行。1920年3月19日，北京政府通令各省酌参山西办法，推行义务教育。美国教育家孟禄博士也在同阎锡山的谈话中称：“贵省教育发达，久已声闻海外，今日得亲至贵省观光，实为荣幸之至！”（《阎锡山年谱》（一），第406页）。此后，山西教育继续发展，到1921年，全省男女国民学校已办有19463处，学生人数达722156人，其中男校16297处，学生627571人；女校3166处，学生94585人。还建有普通高等小学校近300所，在校学生约50000人（《山西政治述要》）。当时山西人口逾千万，学龄儿童当在百万人以上，以此推算,学龄儿童入学率已达百分之七十多。到1923年，山西约有80万儿童接受了不同方式的初等教育，“使山西小学生的入学的人数成功地巨增”（（美）唐纳德·G季林著，牛长岁等译：《阎锡山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68页）。因而，山西“比其他任何省份所报告的进入初等小学的人数要多得多”（《中国年鉴》（1925—1926年），第257页）。
与此同时，阎锡山对于职业教育、人才教育和社会教育也予以了很大关注。他不仅对这些教育的重要性在思想上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而且对如何办好这些教育，采取了相应的积极措施。如在职业教育上，他就要求“国民教育中应加授职业教育”，“如果不教学生学会技能，毕业生将成为游民。自高级小学起，应加授职业教育，则有益家庭，有益社会”。职业教育的内容也非常广泛，包括水利、桑蚕、造林、畜牧、植棉、冶矿、机械等人才的培养。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阎锡山对于发展职业教育的目的十分明确，这就是要“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主”，但在怎么办职业学校的问题上，他却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他认为，过去中央政府对办职业学校不重视，结果从专科学校出来的学生，对社会上有的事情不屑去做，或是做不了。而社会上许多待办的事，却又因为没有相当的人才不能办。现时当局虽然在这方面有所改进，但其办职业教育的方法却是错的。因为“在职业和教育一分为二的路上办教育，无论如何是错的路，总不会找到‘对’。实质的说，希望‘学什么的做什么’，结果学下什么终是不能做什么。假如反转过来，让‘做什么的学什么’，那么，学下什么，就原做他的什么去。教育放在职业里边，教育与职业打成一片，则前述各种困难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为此，他强调，“我们今后必须招什么学生，从什么职业里去找，使真正做什么的去学什么，学生不称学生，就称学徒或工徒，毕业后不给文凭，使学生心里洁净了做职业官的错误观念。然后，学有所得，才能真正安心回到本职业界，改进其生产技术，增加其生产能力。如此，既有益于社会，本身也绝不怕找不到职业，变成游民。不过，一般办学的人，或认为办理此种学校是降了格，是丢了人，至于学生不愿意更不必说。但我敢断言，要不能矫正这个观念，职业教育永不会办好”（《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第8辑，第8页）。基于这种认识，阎锡山一方面要求自高级小学起，加授职业教育，如养蚕、造林、植树、牲畜、商业等科目；一方面要求在省城及各县均设立一些相应的传习所。如他依各地的经济优势，资源状况和原有文化教育基础，就将运城、长治、朔县的三个职业学校与临汾六师、代县女师改职，要求运城着重纺织技术的传习，临汾则“因乡间织土布者甚多，技术应加改进，漂染尤应传习”，代县不少人口在口外经商，“应授以商业知识与蒙文”等。他还“电令各县县长，召集绅商各界征询前项职业是否相宜，此外有无更适宜的职业应当提倡”（《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第8辑，第38页）等等。在他的督促下，自1918年起，在太原相继办起了省立的林业传习所、省立女子蚕桑传习所、医学传习所、银行薄记传习所、商业传习所，至1921年，各县也先后办起了128所商业传习所，14所蚕桑传习所，4所女子职业传习所。
在人才教育方面，阎锡山出于“以供给适应时代之行政自治，及社会高等事业之用”这一目的，对发展人才教育的迫切心情并不亚于发展国民教育。为此，他于1918年初设立了“育才馆”，“招收专门学术试验所录取之学生，训练新人，推行新政。其后，山西行政及经济建设，即以其为骨干，各机关主官及重要职员，多为育才馆所训练者”（《阎锡山年谱》（一），第353页）。此外，阎锡山在对1912年由山西大学堂改成的山西大学校予以改革的同时，还在太原设立了一些专门学校。在运城、大同、长治、代县、临汾设立中学、师范，从而使山西省逐步形成了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或专门学校的系统教育。山西大学在原先设有文、法、工三科本科的基础上，又于各科之下设学门。1913年首办法科法律学门和工科土木学门，1916年开办工科采矿学门和文科文学门的国文学类，1919年又开办法科政治学门和文科文学门的英文学类等，至此，山西大学初步形成了包括文、法、工各学科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在此期间，阎锡山还对原来设立的各专门学校作了调整和创新，使专门学校更为专门。如1919年阎锡山倡 办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并将原医学专门学堂改为山西医学专门学校。到1921年山西已有省立法政专门学校、省立农业专门学校、省立工业专门学校和省立商业专门学校各一所，省立甲科农业学校3所、省立国民师范1所、省立师范学校6所、省立女子师范学校6处、省立医学校1所，共计达21所，学校学生人数总计达6437人，每所学校平均有300多学生。其中，省立国民师范的学生人数最多，达到1829人，其次为省立工业专门学校，有518人（《山西文献资料》第24辑）。这些专门学校，除医专外，其余学校的修业时间均为三年。在教学上，这些学校除沿袭了清末实业教育的传统，把教育同发展工商业紧密地联系起来这一特点之外，还仿照日本的教育方法和内容，教师多为留日学生或是聘请日本教师。如山西农专牧畜科，就聘有日本兽医教师，后来，经日本教师的倡议，还设置了独立的兽医科，每年招生40名（据《阎锡山全传·上》第350页有关数据统计）。
从这些专门学校的设置上来看，阎锡山对于为发展教育而大力培养师资，以及为进行经济建设而对工农业等方面的专门人才的培养工作是十分重视的。特别是对妇女的受教育予以了更大的关注。在省立的专门学校中，师范学校就有7所，总人数达4532人，占到了专门学校总数的近三分之二，学生占到了这些学校学生总人数的79%，其中，女子师范6所，学生486人，又分别占到师范学校总数和人数的46%和10.7%。
在中学教育上，这一时期也发展很快，到1921年，全省共有中学26所，这些中学分省立、公立和私立三种，其中省立者9所，有的是由清末中学堂改建的，有的则是新建的，如省立第一、二、三、四、六中学，即分别由原来的晋阳中学堂、河东中学堂、大同府中学堂、潞安中学堂、平阳中学堂改建而来。宁武的省立第五中学、右玉的省立第七中学、榆社的省立第八中学、隰县的省立第九中学则为新建。公立中学即一县或几县合办的中学有5所，公立女子两等学校1所。私立的中学有川至中学、育德女学校各1所。26所中学共有学生5562人，其中省立中学有3023人，占到中学生总数的54.4%，15所公立中学有学生2312人，占到中学生总数的41.6%，私立学校2所，共有学生227人，占到中学生总数的4%（据《阎锡山全传》（上），第350页中有关数据统计）。
在中学教育上，阎锡山于1918年在其家乡五台县河边村创办的私家学校即“川至中学”（取百川归至之意），颇值得一提。当时五台县立中学因资金短缺，设备太差，无力再办下去，于是，由阎锡山出资在河边村办起了两等小学校后，又在本村选址，由他出资，修建了私立“川至中学校”。1920年将两等小学并入中学，称附属小学。校内总共盖有7排瓦房，每排20间，作为教室和宿舍，另外还建有大礼堂、会议室、生化研究室、标本陈列室。大礼堂可容纳近千人，学校后面有几亩地的体育场，设有足球、网球、篮球等场地。整个学校规模宏大，建筑宏伟。学校初成立时，不但不收学费，每年还给每个学生发一身校服、一双皮鞋（后改为帆布鞋），1924年以后停发制服，并让学生交纳学费。中学建起后，阎又出资10万元，存入他在太原开设的德生厚银号，以其利息为该校经费。1923年夏，为复兴山西商业，造就人才，又为该校筹集资金10万元 ，增设商业速成科，为初中生设立科学奖。川至中学有校旗、校训、校歌。校旗用长4尺、宽2尺5寸的白色纺绸制成，以流水状的绿绸子从对角线上将旗分成两个三角形，三角形上剪贴着“川至”二字，迎风招展，表示百川如临眼前。校训是“公毅敏洁”。另有“苦学救国”巨匾悬挂在礼堂。校歌最后两句是“苦学救国嘱吾曹，切莫负主人之设学意”。1923年时，川至中学有学生154人，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该校共毕业1000多名学生。当时的学生主要是五台籍的，尤其是河边村的，定襄的学生占第二位。此外，还有崞县（今原平市）、繁恃、忻县、代县、文水、交城、祁县的学生，河北、陕西、黑龙江省也有来川至求学的。毕业生中，不仅有成了阎锡山的军政骨干的梁化之、吴绍之、薄毓相、孟际丰、方闻、朱点等人，而且也有成为共产党的重要干部的赖若愚、朱卫华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