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上，特别是对科学技术人才的教育培养上，阎锡山更是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认为：“国家的富强文明，既须国家的科学进步，科学进步，又赖于科学家不断的发明，不断的改进”，“只要我们有现代化的科学人员，科学一定能够日有进步，只要我们的工程师能有超越的进步，我们的工程一定不会不现代化”，科技人员的工作“是关系国家富强文明的前途，人民幸福生活的需要”，“责任至大”（《西北实业》月刊，第1卷第1期），“得人者昌，失人者亡，无人才不会起劲，人才不高，也不会成功”。今后“若非尽力培养人才”，事业“不能发扬广大”（《西北实业》周刊，第94、95期合刊）。为了造就一支庞大的技术人才队伍，服务于工矿业建设，阎锡山曾采取了一些措施，这主要是：一，选拔部分优秀学生或现有技术人才，派送省外国外学习或考察，以增加见识，提高技能。如1917年，阎锡山在北京参观陆军部国产武器试射比赛时，见汉阳兵工厂所制枪炮颇为精良，又听说该厂设有艺工学校，便拟派学生前往学习，回到太原后，他即将大专应届毕业生刘笃恭、张书田、赵甲荣、梁蓉斋、杨焕章、邢公弼等十人选送至汉阳兵工厂学习。为了解决旧有火药生产不适军火生产急剧发展的矛盾，1927年，他就叫曹焕文前往日本参观考察陆军火药厂、海军火药厂以及民间火药厂。二，大力吸收国内专科学生，不断补充人才。1930年中原大战之前，阎锡山就曾从山西大学、山西工业专门学校及其他专门职业学校中，吸收了一批应届毕业生到太原兵工厂等厂服务。三，在厂内设职业学校，举办工徒训练班，就地培养训练。阎锡山为了尽快培养更多的技术人员，在工厂内设立职业学校或举办工徒训练班。1919年8月，他就在山西陆军修械所内设立了实习工业学校，半工半读，招收学生百余人，不久，因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学生闹开学潮，遂改归了国民师范专业科。1925年，又在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内成立了艺徒队，招收高小毕业程度的学生400余名，并续有补充。通过这些办法，曾造就了不少技术人员。
在社会教育方面，主要是设立冬学，开办一些短期的讲习所，颁发《人民须知》、《家庭须知》，在各县设立阅览社、通俗图书馆，普及刑律知识等。如《人民须知》，就列有民德、民智、民财、家庭、社会、国家、世界、地理图说九篇，每篇中都有具体的内容，如民德篇就列有信、实、进去、爱群；家庭篇中列有家庭教育、家庭、产育、女学、自立、职业、勤俭、积蓄、戒溺女、禁缠足、戒早婚、婚聘、祭葬；社会篇中列有村政治、结团体、尊重团体、互助、尊重劳工、信教自由、修理道路、慈善事业、尊重小学教员、好人的责任、戒纸烟、戒赌博、正当娱乐、公众卫生；国家篇中列有国家、爱国、调查与登记、违警罚法、不服行政处分之告诉，清理不动产典当办法、告发诈财官吏，尊重军人警察、提倡国贷；世界篇中列有世界、种族、条约、待外人的道理等，总之，从个人的修身养性、成家立业，到每个公民应遵守的社会道德、法律、法规，以及各种社会活动规范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为使《人民须知》深入人心，阎锡山不但将其大量刊印发行，几乎做到了人手一册，同时，他还要求各县署、区署组织人员宣讲，至于国民学校的校长和教员，街村长、闾长、在籍之高等小学以上学生及前清举人、贡生、生员、童生之品性端正者，还有退伍军人，更有义务向人民宣讲。
山西的教育事业，在阎锡山的积极关注和支持下，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18年，全省能看书的人如前清举人、贡生、生员及学校毕业的学生，总计不过3万多人。1919年，全省中学也只有26所，但到了1937年，全省中学即发展到了55所，师范学校由1919年的1所发展到了17所，大学由1所发展到了6所，中等技术学校从无到有，兴办了5所，全省小学在校学生774075人，中等以上学校在校学生14329人（阎武宏主编：《山西经济》中华书局香港分局、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510页）。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于山西经济社会产生了多方面的作用和影响。最明显的就是它较好地满足了全省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和科技文化等方面建设的需要。如阎锡山通过各种途径所教育培养出的许多技术人才，后来就都成了山西工业界的骨干。而他的军事工业在1930年以前所以能有迅猛的发展，省营的工矿业建设所以能在抗战爆发前进入它的“黄金时期”，同蒲铁路能在短期内修筑成功，等等，都与阎锡山着力于人才教育有着密切关系。除此之外，全省以往文盲大量存在的现象，也有了很大改观。
从这一时期阎锡山发展教育的思想认识和实践活动来看，有不少方面是顺应时代潮流，适合中国国情的，也是具有创新进取精神的。把阎锡山有关发展教育的思想和实践放在当时中国社会这一背景之中加以考察，更能反映出这一点来。在民国建立后，面对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现状和几次帝制复辟的现实，阎锡山不但承袭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先驱者们早就倡导的“教育救国”、“教育兴国”的优秀思想，并且响亮地提出了振兴教育，增强国民智识“为民主立宪的根本”这一见解，把办教育的意义能上升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这可说是阎锡山教育思想中的一个闪光之处。然而在如何办教育、怎样才能办好教育的问题上，也许由于他所处的地位和身份不同，他在考虑这些问题时，就跳出了一些“教育救国”论者就教育论教育的窠臼，而是把教育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对待的。也就是说，阎锡山不仅仅将教育当作是培养人才的一种手段，而是把教育作为提高国民精神、文化素质，培养国民爱国、爱群精神，增进国民智识，进而使之能够自主谋生，并能够创造财富为社会出力的重要途径。是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贯彻于其中的。因此，他对发展全省教育事业的规划是全面的，也是相互有机联系的。不但把国民教育“视为最重”，将其作为了发展教育的基础，同时，也重视了职业教育，人才教育和社会教育，从而使全省的教育形成了一个全方位推进的格局。另外，阎锡山的比较务实，不尚玄虚；新旧兼容，中西并蓄的这些特点和做法，在发展教育上也表现得相当突出。阎锡山对于发展教育的意义、目的，教育的一些基础理论问题虽然有不少论述，但更多的则是谈论 如何使教育服务于他的政治主张，服务于经济建设和道德建设，如何扩大教育范围，以及教育者当抱何种态度来教育受教育者等等具体问题上。如对发展职业教育重要意义的再三强调，在职业教育中，他要求人们抛弃陈旧观念，不图虚名，而求实效，并坚决反对把教育办成“培养资格的敲门砖”等，都说明阎锡山对教育的实用性，教育与实际的结合是十分重视的。在办教育的方式方法和教育的内容上，阎锡山也是不拘一格，采取了多元化的形式，他既强调省立学校的重要地位，也鼓励公立、私立学校的发展，对于技术人才的培养更是灵活多样。在学校科门的设置和教学的内容上，他既重视了理、工、农、医等自然科学学科的建设，并聘请外国教师授课，以适应经济建设的需求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但同时，也保留了中国传统的一些学科，欲使这些国粹得以继续发扬。凡此都为山西教育事业的发展在物质和人才资源上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对推动山西社会的进步发展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但是，也应当指出，阎锡山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虽然有不少值得肯定和借鉴的地方，然而，不能不看到由于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在阎锡山的教育思想上，也确实有不少消极乃至反动的东西。阎锡山尽管接受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但他毕竟是在古老的中国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政治传统，阴霾一样笼罩着九州大地的封建文化氛围，社会上随处可见的封建传统风俗，都不能不影响和浸染着阎锡山，因此，在他的教育思想中必然夹杂着许多封建主义的成分。如他所提倡的以仁教为核心的德行教育，他一直强调的封建伦理道德，纲常名教等，就是要以此来陶冶受教育者。使其通过不断地修身养性，做到“道心向外通内心，人心向内通道心”，从而“存天理，灭人欲”，最终成为循规蹈矩的君子，接受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完全按统治者的意愿去思想去行动。而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他将其《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的错误》以及《防共应先知其》等著述，强行列为各级学校和党政军团的教育内容，更清楚地暴露出了他把教育当作对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工具的真实意图。再从当时中国教育状况看，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受西方文明的影响，虽然对中国现行的教育结构、教育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在智力教育的内容上也添设了“声光化电”这类自然科学学科，可是，在有关道德教育的内容这一重要问题上，辛亥革命后，由于封建土地关系以及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基础并没有多少改变，在物质文明如此落后的状态下，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又因自身的阶级局限，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在德育教育的内容上提出具有影响的新内容，因此，他们只能更多地采用符合本阶级利益和统治需要的封建主义的忠、孝、廉、悌、仁、义、礼、智这一套道德观念，即使如“平等”、“博爱”、“民主”等新观念，他们也采取了“中学为体”的态度，使之异化。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让阎锡山彻底革除旧的观念，显然是不可能的。
9、阎锡山在“进山会议”上提出了“公平制度”，以从“理论”上来反对共产主义
阎锡山推行“保境安民”政策后，山西社会虽然没有更多地卷入军阀混战之中，因而显得要平静一些，但是，1917年以来，在世界上和国内发生的一些重大事情，却像梦靥一样，搅得他心神不宁。这首先是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共产党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成功，这个革命既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也开创了一个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崭新制度。与此相联系的就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欧洲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同时，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在中国很快传播开来，中国不少的革命知识分子已开始用它来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探索着中国社会的前途和命运。接着就是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以及在此前后开展的新文化运动。这些运动，不但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而且，有力地冲击着几千年来的封建传统文化，推动了新思想新文化的发展，使长期以来禁锢人们的旧思想旧文化开始瓦解。
面对国内外的这些重大变局和强烈冲击，阎锡山在震惊和惶恐之余，很快意识到这样下去，中国也难保不会爆发像俄国那样的社会主义革命。若果真如此，他对山西的统治及中国资产阶级对中国的统治将不复存在。必须采取措施，防止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的发生。正是在这样一种大的社带背景下，阎锡山召开了进山会议。而促使其召开这个会议的直接原因，则是一批在俄国经商的山西商人被驱逐回国后，向他的“诉苦”。原来1920年4月，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给阎锡山来电，说是“由莫斯科驱逐回国之山西汾阳县侨民已到哈尔滨，因无路费返家，请派员携款接回”。这批侨民被山西当局接回来后，公推五人为代表，进见阎锡山，一面表达谢意，一面向阎报称：“苏俄强迫农民将所产之食粮归公，因农民不从，杀人无数。后来俄国警察也消极怠工，苏俄即招雇中国人近十万，并给其中一人以将军衔，着负责指挥，抢收粮食。后因受雇之中国人不忍为，遂将中国人驱逐，我们乃山西侨民被驱逐之末一批”。并且还向阎锡山呈交了一份“苏俄共产党怎样统治人民”的书面报告。阎锡山听罢这些侨民的诉说后，“甚为惊骇！”他敏锐地意识到，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已成蔓延之势，“苟若没有一个适当的方法以求对策”，它“终将成为世界人类之大祸”（《政令自治》）。他认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两极端的错误，人类应谋求适中的制度，以期消除制度形成的痛苦与残酷，创造长久的安和与幸福”（吴文蔚：《阎锡山传》第一集，第169页）。此后不久，他以“遇此世界上政治、社会各问题，急待解决之时，我们当然应该讨论”为由，于1920年6月21日开始举行进山会议。
所谓“进山会议”，是因为它是在督军府进山上之“邃密深沉之馆”召开的，当时天气炎热，阎锡山将一些“社会贤达”，召集于此，一方面讨论问题，一方面“借以消暑”，于是，阎锡山遂将会议取名为“进山会议”。会议召开之初，只有24人参加，其后，逐渐扩展到500余人。每周召开两次，每次进行两小时，从1920年6月21日开始，直至1922年10月21日止，前后长达两年又4个月，仅会议记录就达200多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