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抢占太原等种种作为，显然是想要“复兴”山西，恢复其像战前那样对山西的独裁统治的。但是，客观形势已与战前大不相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就是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已相当壮大，而他在山西建立的几个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权，也已经成了独立自主的革命政权，这无疑成了阎锡山恢复其对山西独裁统治的最大障碍，并构成了对阎锡山现存政权的极大威胁。阎锡山为了扫除这个障碍，去掉这个威胁，就不得不采用各种手段，利用一切力量，以增强其反共的实力。他所以把大汉奸和日酋视若上宾加以重用，并留用大批日军战俘，大量改编伪军，接受了诸多厂矿企业，甚至于以接收敌伪财产之名，把一批民营企业也收入他的囊中，其原因就在这里。
2、调集重兵，进攻上党，惨遭失败后，继续向解放区进犯
日本投降后，阎锡山即令史泽波率部向上党地区进发，企图抢占上党地区。中共为了反击阎军的进攻，进行了上党战役。此役是全面内战爆发前，国共两军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战役。阎锡山充当了发动国内战争的急先锋。
上党是指晋东南以长治为中心的19县地区，处于太行根据地的腹地。位于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之间，毛泽东曾把它喻为一个“脚盆”，“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157页）。上党根据地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党、八路军团结当地广大民众，经过艰苦斗争，才建立起属于晋冀鲁豫边区的重要抗日根据地。1939年，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就企图从中共手中夺回上党地区，但在根据地军民的英勇反击下，以失败而告终。1943年，阎锡山与日军勾结，又准备派部队前往上党，做“开展政权”的工作，也因“时机未成熟”而没有贸然行动。但阎锡山对夺取上党一直念念不忘，当他得知日本准备投降的消息后，即加紧准备，要夺取上党。而8月17日赵承绶在太原与日军商定的结果，更使阎有恃无恐。他认为日伪军队仍在长治等地，只要自己再抽调重兵前去，双方协同作战，里应外合，定能成功。这样，不仅可将太行、太岳两根据地分割开来，还可消灭晋冀鲁豫军区八路军主力。于是便令史泽波于8月17日率部在汾东浮山县尧村、东张集结，迅速向上党进军，限5日内到达目的地。
进攻上党的阎军， 由第19军军长史泽波率领，所部有第19军的杨文彩37师，郭天辛68师，61军的周建祉69师，挺进第2纵队白映蟾部，第6纵队徐其昌部，续汝楫的第五专署保安队第5、第9团，翟品三的汾东第1支队、李洲、陈士芳的汾东第2支队，共约1.7万余人。
向上党进犯的阎军渡过沁河后，分左、右两路行动。当时，由于晋冀鲁豫军区部队正在继续执行对日反攻作战任务，太行军区主力准备收复沁县、武乡，抽调不出更多的力量反击阎军的进犯，所以，阎军进展比较迅速，21日进占长子、长治，23日侵入屯留、25日侵入壶关、潞城、襄垣等县城。阎军所到之出，大肆抢劫掳掠，对地方摊派勒索，并开展所谓“净白阵营”、“肃清伪装”活动，杀戮无辜百姓。阎锡山接到史泽波不断传来的捷报，更是得意洋洋，似乎胜利已经在握。
上党地区，不仅物产丰富，经济比较发达，而且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其东、西两边的平汉线和白晋线，直接控制着蒋介石运兵北上和阎锡山派兵南犯的通道。因此，打退阎军向上党地区的进犯，无论是对保卫太行根据地，配合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进行的国共谈判，还是从战略上遏制国民党向解放区的进攻，巩固和壮大解放区，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正因为如此，正在延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于8月25日返回太行后，即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保卫上党的指示，决定集中力量，先打入侵上党之敌。为此，迅速调集太行纵队的陈锡联部、太岳纵队的陈赓部和冀南纵队的陈再道部，3个军区的主力及地方兵团一部共3.1万人。与此同时，中共地方党委和政府也积极行动起来，号召广大青年报名参军，发动干部带领民兵、自卫队踊跃参战，组织5万多人搞支前工作，从而化解了人民军队进行上党战役的诸多不利因素，在物质上，精神上为夺取上党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5年9月10日，上党战役正式打响。战役先从解放长治周围县城开始，首先解放襄垣城，12日攻克屯留县城，17日攻克潞城，截断了长治与太原、平遥的联系。19日再克长子、壶关。9天之内连克5城，歼灭阎军7000多人。这样，长治就成了一座孤城。20日，各路大军将长治包围，24日开始攻城。困守于长治城内的史泽波和续汝楫，连连向阎锡山告急，阎锡山一面打电报给他俩，谓：“上党必守，援军即到，事关重要，务必求胜”（曹近谦、翟品三：《上党战役前后阎锡山援军覆没记》，《山西文史资料》第37辑，第41页）；并命令孙楚连夜召开作战小组会议拟订增援计划；一面要郭宗汾打电报给重庆，要蒋介石派空军支援。9月20日，阎锡山召开军事会议，孙楚在会上说明作战小组拟订的增援计划，最后，阎决定派第7集团军副司令彭毓斌为总指挥，炮兵司令胡三余为副总指挥，带郭溶、张宏、李佩赝等8个师，配属1个炮兵团共2.2万人，自子洪镇沿白晋铁路南下，增援长治守军。阎锡山吩咐他们：“这一仗，只许胜，不许败”。此时，正值晚秋时分，阴雨连绵，道路泥泞，山洪爆发，加上阎军士兵除自带大量弹药外，还给长治守军带了许多弹药，背负过重，他们沿着崎岖的山路进行，一日仅能前进二、三十里，到28日才进抵沁县以南。
刘、邓得知阎军来援的消息后，一方面命令部队继续攻击长治，以吸引阎之援军；一方面立即调太行、太岳纵队主力，兼程北上，以歼阎之援军于运动中。10月2日，阎锡山援军在屯留县属的老爷山、磨盘山地区大部被打援的解放军歼灭，只有极少数逃回沁县。师长郭溶、张宏、李佩赝以及副指挥胡三余等数十名阎军高级军官被俘虏，彭毓斌亦在逃跑途中腿部受伤，因无人救护而死亡。
困守于长治城内的史泽波、续汝楫等，见援军无望，在接到阎锡山的命令后，于10月7日夜趁雨大雾浓，率部弃城分三路突围西窜，企图横穿太岳区，逃回临汾、浮山和翼城。刘、邓当机立断，除令围城部队跟踪追击外，又令太岳纵队直插沁河以西的马壁一带，控制沁河东岸。当初在军事会议上，孙楚曾拟订由汾南高倬之军担任主援，一俟围攻长治之八路军调打白晋线援军时迅即由侯（马）屯（留）公路，直趋长治城下，形成合击。但阎锡山怕高倬之调离晋南，会给胡宗南留下空子，而否定了这个计划，结果，不仅彭毓斌的援军遭袭后，因后方无援而全军覆没，而且从长治逃出来的史泽波所部也因得不到接应，10月10日被八路军堵在沁河东岸的将军岭和桃川地区，所部3个步兵师附1个炮兵营，共万余人，大部被歼。史泽波和第68师师长郭天辛、第37师师长杨文彩等也被活捉，长治警备司令周建祉率残部千余人侥幸逃掉，续汝楫也逃回临汾。上党战役就此结束。
上党战役前后历时一月有余，此役不仅给予进犯太行区的阎军以沉重打击，保卫了上党地区，而且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在这次战役中，阎锡山损兵折将，损失了13个师共1.6万余人，而经过此役，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则在装备、弹药和兵员上，得到了很大补充，为尔后更好地进行自卫反击作战和解放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阎锡山上党战役遭到惨败，并不甘心，而上党战役结束前夕，国共双方代表在重庆经过40天的谈判，于1945年10月10日共同签署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既“双十协定”，由于有国共双方“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持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以及双方认为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途径等内容，而这恰恰是与阎锡山坚持消灭共产党的主张，坚持其对山西的专制独裁统治的愿望格格不入的，因此，他对蒋介石与共产党签署“双十协定”十分不满，认为蒋介石低估了中共力量的发展，对中共警惕不够，只有他对中共了解。所以，他认为有必要向蒋介石“报告敌我情况，及举事措施，密陈救国之道”，遂以述职为名，于10月26日，飞往重庆，向蒋介石进言。
其实，蒋介石邀毛泽东去重庆进行长时间的谈判，目的是为了争取时间，调兵谴将，部署进行大规模内战，消灭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并以此来麻痹共产党。因此，“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就调集重兵，沿平汉、津蒲、平绥、同蒲等铁路，向中共晋冀鲁豫、山东、晋察冀区进攻。然而，在邯郸、平绥和津蒲等地又遭到八路军的重创。同时，国民党统治区内人民的反内战运动也此起彼伏。在此情况下，经美国授意，蒋介石不得不被迫接受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以及全国人民的要求，宣布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在会前与中共代表谈判有关停战的问题。得知这一消息后，阎锡山大为光火，他在他的军官们面前说蒋介石“糊涂”，“不晓得用己所长，来击敌人所短。他也不晓得避敌之所长，来护自己之所短”。“我们所长的是现代化的兵力——飞机、大炮，还有美国的援助。说到我们二战区，还有收编下的日本兵，今日共产党之所长，不是军事，而是政治”。“现在蒋先生和人家停战了，岂不是上了共产党的当吗”？并教训其部下说：“只要拿上我们的政治做法和日本人的军事技术密切结合在一起，就能巩固政权，展开政权”，“目前的和平谈判，必须是武装的和平，经政治方式的和平谈判是不易收效的。我们一定要以武装的力量彻底消灭共产党，才能谈判和平与复兴”（赵瑞：《阎锡山勾结日军的罪恶活动》，《山西文史资料》第4辑，第62页）。
阎锡山的这个想法，实际上也正是蒋介石的想法。蒋介石所以同意与中共代表谈判关于停战的问题，并且于1946年1月10日签订了“停战协定”，还是想以这种和平欺骗的手段为打内战赢得准备时间。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停战协定发表前，蒋介石给阎锡山下了手令称：“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人会议，商定在政治会议前举行全面停战，停战令灰日（十日）晚即可下达，各部在停战令未生效前，应尽速抢占战略要点”。与此同时，何应钦也直接向阎通报说：“国共战争，应在1月13日夜12时完全停止，山西应在停战前，保持有利形势”。阎锡山得此“手令”和“通报”后，异常兴奋，对他的高级将领们说：“蒋介石这回作对了，我们应继续出动兵力，赶快向外‘开展’”（赵瑞：《阎锡山勾结日军的罪恶活动》，《山西文史资料》第4辑，第63页）。于是他立即命令驻临汾的第13集团军司令王靖国指挥所部向浮山、翼城以及蒙城等地的中共军队阵地进攻，命令驻大同的楚溪春指挥所部进攻大同南北的丰镇和浑源；命令赵承绶组织野战军由改编的日军配合，兵分两路，一路沿东（关）沁（县）铁路的马洪口向南进攻，由第33军第46师3个团和由上党溃退下来的的杂牌部队配合；一路由沁县沿铁路两侧向北进攻。
在此之前，当上党战役结束不久，阎锡山为了控制同蒲铁路，配合已进至晋南闻喜县以南的国民党胡宗南所部沿同蒲路北上，竟置“双十协定”于不顾，调整了晋中、晋南的军事部署，11月中旬就由晋南及同蒲北段抽调7个精锐师，由第13集团军司令王靖国指挥，集结于霍县、赵城、洪洞、临汾一带，以控制同蒲路中段，而北犯之胡宗南所部也向同蒲路南段的闻喜、翼城、曲沃等地进攻。阎、胡相互呼应，企图对太岳解放区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为了粉碎阎、胡的阴谋，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和太岳军区主力部队从1945年10月6日开始，进行了霍（县）赵（城）曲（沃）翼（城）地区作战，合称“同蒲战役”。到1946年1月13日停战令生效前，经两个多月的战斗，共歼灭阎军8000余人，并先后解放了赵城、翼城、侯马、高显、蒙城、东镇等城镇。破击了灵石至洪洞的铁路交通，控制了同蒲路南段蒙城至小头镇110余公里的地区，斩断了阎、胡两军的南北联系，打破了胡宗南部沿同蒲路北进的企图，若非停战令下后，已经处于有利态势的八路军主动撤出战斗，还会取得更大的胜利。因此，停战令生效前，阎锡山并没有什么“有利形势”。
可是，阎锡山利令智昏，停战令生效后不久，1946年1月19日，阎锡山又命令第13集团军王靖国部之第34军军长高倬之指挥3个师，由临汾出动，沿同蒲路南进，以驱逐太岳部队于曲沃以东，占领同蒲路南段。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坚决予以反击，在侯马以西之东西高村和芦顶山，经23、24日两天激战，共歼阎军5000余人，生俘山西省防第4军第12师师长刘谦以下3000余人（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太岳革命根据地纪事》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609页）。5月，太岳部队又收复了被阎军侵占的军事要地霍县靳壁村，夺回了同蒲线重要市场介休镇洪山村；同时，对向汾南解放区大举进攻的国民党胡宗南所部第31旅、第167旅以及阎锡山所部第72师、第39师共两万人，进行了英勇反击。从5月下旬到6月下旬，太岳部队还与广大民兵配合，对袭入霍县、洪洞、临汾、曲沃、安邑、绛县、襄陵、闻喜、新绛等县35个村庄抢粮的国民党军队，多次予以有力反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第13旅，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还解放了绛县城。
沿东沁铁路南犯的赵承绶所部8个师共2万余人，在日军第14旅团的配合下，1946年2月4日由祁县东观镇出发，不久进至沁县，20日前哨卫队1000余人侵占沁县以南30里之新店镇。阎军所到之处，制造惨案，山西省防军第84师师长段炳昌就带领沁县城日军前独立14旅团毛利大队300余及前上党各县残余伪军1500多人，包围袭击了沁县二区南、北马服村，打死干部群众5人，打伤19人，俘去9人，抢粮800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马服惨案”。在解放区军民的强烈要求下，3月7日，晋冀鲁豫军区决定以第6纵队主力和太岳、太行部队各一部发起白晋线自卫反击战，亦叫东沁战役。此役历时半月，共歼敌4000余人，并收复南关车站，攻占了北关车站，从而割断了敌人的南北联系，迫使阎军停止进攻（《太岳革命根据地纪事》第616—617页，第6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