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大同的楚溪春，虽然有经过日军及阎军多年修筑经营的坚固工事，在兵力上有韩步洲的38师、蒋介石派来的交警纵队“绥靖”第5大队、马占山的1个师，以及原驻大同的日伪军共1.9万人，还有坦克车队，但是，由于在1945年12月上旬，他出动骑4师主力3个团及日军共4000余人，分三路向大同北解放区进犯，企图将驻孤山（丰镇、大同之间）之八路军歼灭时，却被八路军击溃，毙伤日阎军200余人。此后，在1945年12月由聂荣臻、贺龙统一指挥对向绥东进犯的傅作义部队的反击作战（第一次绥包战役）中，不仅歼敌1.2万余人，收复了绥东之丰镇、集宁、卓资山、陶林、凉城、百灵庙、清水河、萨拉齐、四子王、托县、武川、兴河等13座县城，使大同守军陷于孤立，而且，后来傅作义部虽然一度占领了丰镇、集宁，但在晋绥、晋察冀部队的坚决攻击下，也被迫相继撤出。有鉴于此，楚溪春更不敢贸然行动，向丰镇、浑源“开展”了。
总之，从日本投降至1946年6月下旬全面内战爆发前的这一期间，阎锡山向解放区的不断进攻，均以损兵折将、丢城弃地而告终。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并非当时中共领导的军事力量过于强大，双方军事实力悬殊所至。其实，阎锡山的总体军事实力在数量上要远远超过中共。也不排除阎锡山在战略决策和战术运用上的失误，如对进攻目标的不够集中并因此而导致的用兵分散。但这并不能说阎锡山缺乏军事才干，而是形势所迫。因为山西有好几个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每个解放区对他都是个严重的威胁，使他不得不多路进攻，全面出击。此外，他对胡宗南部的防范，不愿派高倬之部作为进犯上党的援军，也是怕胡部乘虚占领晋南等等。然而，最根本的原因则是阎锡山的穷兵赎武，其目的并非真的要什么“复兴”建国，而是要通过武力，消灭共产党，恢复他对山西的专制独裁统治。这就完全违背了抗战胜利后广大民众迫切要求“和平、民主、团结、统一”，“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的意愿。这种违背民心的不义之战遭到失败，也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3、全面内战爆发后，经过一系列战役，军事形势对阎锡山日益不利
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利用停战之机，进行了充分准备后，1946年6月26日，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反革命内战。
国民党进攻的第一重点是华东解放区，第二重点是晋冀鲁豫解放区，在山西境内的太行、太岳解放区又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重要地区。蒋介石为在军事上配合向重点解放区的进攻，不仅要阎锡山全力以赴，而且还派胡宗南、傅作义，马占山等部，进犯山西，与阎锡山联手，向山西境内各解放区进攻。因此，全面内战爆发后，国共两军在山西各个战场上的较量错综复杂，十分激烈，到1947年上半年，先后进行了晋南、晋北、晋西南、晋西北、汾孝、正太等战役。
国民党胡宗南部和阎锡山军队向山西解放区的进攻，首先是从对晋南解放区的进攻开始。这一方面是为了配合国民党向豫北的进攻，但更主要的则是企图通过对在晋南地区以太岳解放区为主的解放区的“围剿”，恢复并控制同蒲铁路。因为，经过上党战役，平汉路已被中共控制，而在全面内战爆发前，阎锡山向晋南的“开展”中，同蒲路南线又被中共切断，所以，阎锡山和胡宗南都急于先打通南同蒲线，以便加强双方的联系，而后再打通整个同蒲路和正太路，为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创造条件。
1946年7月 7日，胡宗南指挥在此之前先后渡河入晋的7个旅，自安邑、夏县北犯，占领闻喜县城。阎锡山为配合胡宗南的北进，则令其军队由同蒲路南下，企图打通同蒲南段，席卷晋南，寻歼中共军队主力于洪、赵地区。阎、胡二人虽然在反共上立场完全一致，但胡为蒋中央之嫡系，而阎则是地方实力派，一直担心胡会乘机占领晋南，所以，他这次的与胡配合，在很大成分上是要与胡争夺晋南。并且，阎经过上党战役，已领教过共军的厉害，因而不敢轻举妄动，而胡宗南自以为自己兵力雄厚，又有“天下第一旅”参战，则有些不可一世。正是利用了阎、胡之间的这种矛盾和心态，中共晋冀鲁豫部队以第4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为主，在吕梁部队的配合下，于调遣部分兵力牵制阎军南下，并阻击运城胡部北援的同时，7月13日，中共主力向已深入解放区150余里的胡部第31旅发动攻击，4天之内即在夏县埝掌镇、胡张镇和朱村，歼灭胡部第31旅两个团，并歼灭前来支援的胡部第78旅3个营。之后，胡部害怕被歼灭，且战且退，一部退到安邑，一部退到闻喜，中共军队跟踪追击，但未能歼灭，遂停止战斗。“闻夏之战”于7月22日结束，晋南战役首战告捷。
接着，晋冀鲁豫第4纵队又对集结于洪、赵地区的阎军实施歼灭，谓之“洪赵之战”。在此之前，中共中央为吸引阎军北上，减轻阎、胡两军对洪赵作战部队的压力，决定于7月1日由晋绥军区及晋察冀第4纵队和第1、2分区配合，于晋北地区发动攻势。阎锡山为使其部队不被歼灭，不顾胡宗南的反对，忙将其在洪赵的主力北调，把灵石到临汾的防务推给了胡宗南部，从而造成了灵石至临汾之间兵力的薄弱。这无疑给歼灭洪赵地区之阎军以极好的机会。而晋冀鲁豫第4纵队，又采取了集中优势兵力，先南后北，逐个歼灭的战术，因此，“洪赵之战”于8月14日开始后，进展相当顺利。到9月1日为止，15天的战斗，共占领洪洞、赵城、霍县、灵石4座县城，控制260余里铁路，共歼阎军1万余人，从而彻底切断了胡宗南部与阎锡山部的联系。
当晋冀鲁豫第4纵队和太岳军区转移到洪、赵地区作战时，阎锡山、胡宗南以为晋南地区空虚，有机可乘， 胡宗南遂于8月中旬派其第30师和“天下第一旅”再到晋南，企图把中共晋南的军队消灭在洪赵地区。阎锡山为配合胡部行动，也于9月15日将介休、平遥的军队集结到铁路中心点介休义棠车站，与胡部遥相呼应。根据双方态势，晋冀鲁豫第4纵队决定，在临汾和浮山地区与北进之胡部作战，是谓“临浮之战”。9月22日，胡部近3个旅分三路，分由临汾及其 以南的史村和翼城出发，由东、北两面向浮山进攻，企图以强大兵力聚歼浮山中共军队，即使不能如此，也将迫使中共军队向北突围，而将其赶至洪赵地区，与阎部南北合击，予以全歼。然而，由于中共部队已预作部署，不仅将3个旅迅速隐蔽集结于洪洞东南地区，等待胡部北进，同时将1个旅置于灵石一线布防，以阻击阎军由介休、义棠等地南下增援，所以，当22日胡部1个团进入浮山官雀村时，即遭包围。23日，从东向西进攻浮山之胡部，以及从西向东进攻临汾之胡部两个旅前来增援，也被第4纵队分割包围。至9月24日战斗结束，胡部2000多人被击毙，其余2500余人被俘。其他胡部得知消息后，则西窜避战，但中共军队跟踪追击，在24日又被歼灭1000余人，其余逃往临汾。
由闻喜、洪赵和临浮三个大仗构成的晋南战役，从7月初至9月24日止，历时两个多月，共歼胡宗南部2个旅1个团、阎军3个师各1部，约2.5万余人。此役不但消灭了阎、胡的有生力量，而且也彻底粉碎了阎锡山、胡宗南打通同蒲路的计划。
在晋南战役正酣之际，晋北战役也在紧张进行。晋北地区有属于晋绥、晋察冀两大解放区的一部分解放区。这部分解放区因其包围和威胁着太原、大同等战略要地，以及平汉、平绥、同蒲路等交通干线，而大同又为平绥、同蒲两铁路的交叉点和枢纽，被国民党视为“巩固华北、屏障绥宁、呼应热察、支撑太原”的战略要地。抗战前和抗战期间，阎锡山与日本方面对大同的军事设备，都下了很大功夫。因此，全面内战爆发后，晋北地区成为国民党极为关注的一个战略方向，不仅阎锡山在大同、忻州等地派驻重兵，而且国民党傅作义等部，也随时准备出动，配合阎锡山的军事行动，以确实控制同蒲路、平汉路北段以及北宁路，分割晋绥、晋察冀、东北解放区，然后集中兵力分别消灭晋绥和晋察冀的中共军队。
为了打破国民党的这种企图，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李井泉、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根据中共中央军委首先消灭阎锡山部，控制山西太原，切断同蒲路北段，割裂大同、太原联系，孤立并相机夺取大同的指示，同时也是为了吸引阎军北上，以配合洪赵战役，两区部队各一部在6月中旬至7月初，发动晋北攻势，组成晋北野战军司令部，由晋绥军区参谋长周士弟任司令，统一指挥两军区部队，于7月4日发起晋北战役。至7月15日，先后解放了繁峙、代县、朔县、宁武、崞县、五台、原平、定襄、阳明堡等10座城镇，歼灭阎军3000多人。7月18日，当中共军队集结于晋北重镇忻县附近，形成对忻县的包围态势后，阎锡山急忙指示关南总指挥余镇河指挥所部以及地方保安团队1.5万余人，坚决固守，虽中共军队经22、29日两次攻城，但均未成功，不过，却完成了控制忻县以北同蒲路的任务，使大同陷于孤立。
接着，又由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为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副政治委员罗瑞卿为副司令员、杨成武为政委组成的前线指挥部，指挥两军区的部分主力共30个团，于8月14日对大同之敌发起攻击。在此前夕，由于蒋介石为促使傅作义增援大同，将原属阎锡山第二战区所辖的大同划归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管辖。9月3日，傅作义即集中步骑兵共3万余人，分南、北、中三路向集宁进攻，企图经集宁南援大同。9月5日，傅部占领卓资山，7日又从卓资山东犯集宁。而攻击大同城的中共军队，由于攻城兵力火力不够集中，且缺乏攻坚经验，加之驻守大同的楚溪春奉阎锡山之命将城外高地完全放弃，集中兵力依城固守，马占山所部又顽强抵抗，所以，攻击开始后并不顺利，至9月4日，才肃清郊区各点及北关、西关之敌。在此情况下，又鉴于傅作义派重兵增援大同，中共大同战役前线指挥部遂改变计划，决定首先消灭傅的增援部队，然后转移兵力攻取大同。消灭傅部增援部队的中共军队，虽然在对占领卧龙山、脑仓山的傅部援军进行了猛烈攻击，但傅部援军的抵抗也十分顽强。12日，傅部援军在空军配合下，攻入集宁城内。中共军队处境不利，乃撤出集宁。傅部援军继续向大同挺进，16日，中共军队被迫撤出对大同的包围。
晋北战役历时两月有余，中共军队虽然未能攻克大同，并因集宁的丢失致使张家口处于被国民党军队东西夹击的不利形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尔后战局的发展，但是，它对于阎锡山的打击仍然是沉重的。阎锡山不仅在晋北丧失了十几座城镇，而且损失了一部分军队。至于他将洪赵地区的主力部队北调，虽使忻县得以幸存，但却导致了洪赵战役的失败，从而失去了与胡宗南部的联系，并使其在晋南战场上处于了越来越被动的地位。
晋北战役结束后不久， 1946年11月，蒋介石准备以胡宗南部为主力，向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发动攻击。为此，他要宁夏的马鸿逵、山西的阎锡山予以策应。与陕北一河之隔的黄河东岸晋西南地区，因隰县、石楼、永和、吉县、蒲县、乡宁、大宁等县城仍被阎锡山所控制，并且，阎锡山派上将杨澄源坐镇隰县，指挥晋西南的军事，虽然在这一地区阎锡山没有派驻主力部队，但地方团队也还有一定实力，这对陕甘宁解放区东境的安全，无疑是一个严重威胁。因此，为保卫延安，必须解除这个威胁。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王震和陈赓的指挥下，由晋绥军区第2纵队和吕梁地区地方兵团、晋冀鲁豫第4纵队和太岳军区第24旅协同作战，于1946年11月14日发起晋西南战役。战役开始后，隰县周围各县即被解放，只有少数保安团队逃入隰县城内，使隰县成为一座孤城。杨澄源一面集合各县残余武装和由水头矿区进入城内的第71师一部，加紧防守，一面急电阎锡山派兵解围，但均无济于事，隰县也被解放。杨澄源、专员孙海成、参谋长胡芳修等高级军政人员和士兵约2000余人，均被俘获。此时，残留于中阳县的阎军师长张居乾仍率部顽强抵抗，阎锡山还派飞机前往助战，但经四五日激战，12月7日中阳亦被攻克，张居乾被俘，所部全部被歼灭。至此，晋西南之阎军余孽被全部清除干净。到12月底，历时一月有余的晋西南战役宣告结束。此役先后解放永和、大宁、隰县、石楼、蒲县、汾西、中阳等7县城，共歼阎军5000余人。其间，中共军队在12月22日还在晋西南地区的蒲县和午城之间设伏，对从临汾出发进攻大宁的胡宗南所部第67旅拦腰包围，将其大部歼灭。1947年1月1日，又将蒲县守军歼灭一部，从而粉碎了胡部企图从大宁进攻延安的阴谋，迫使蒋介石推迟了对延安的进攻，解除了陕甘宁边区东境的威胁。
阎锡山在晋西南遭到重创后，为避免其部队被中共军队各个击破，遂将散处于各地的军队大部撤回，集中于太原至介休以北的铁路沿线，加强防守，而胡宗南部也收缩到了晋南。汾阳、孝义地区出现了“空白”，仅有阎军暂70师和一些地方团队守备在这里。于是中共军队决定乘机发动汾孝战役，歼灭这股弱敌，以巩固晋西南地区，保卫陕甘宁边区。蒲县被攻克后，各部队即向孝义、汾阳方向转移兵力。1月17日夜，晋绥部队的两个旅，对孝义发起猛烈进攻。阎军很快失去抵抗能力，1月18日，孝义被攻克，歼灭阎军2200余人。阎锡山为确保晋中各县，遂由太原亲赴平遥指挥作战。他令孙楚指挥第34军到介休汾河以西抵抗，令赵承绶第33军向汾阳、平遥、孝义、介休中间地区进击，并令王靖国带领由忻县抽调下来的部分军队，由太原沿交城、文水公路南下策应，令驻汾阳的刘效增部与孙楚、赵承绶所部会师，同时电请驻临汾的胡宗南部北上接迎，协同作战，共出动兵力3万余人，企图在汾孝地区与中共军队进行决战。针对阎军的态势，中共军队采取分路堵截、各个击破的战法，先向赵承绶和孙楚部发起攻击，将赵部所属之69师及日军第10总队今村部队全部歼灭，敌第44、45、46师亦各被歼灭一部；而胡宗南北上策应之先头部队到达介休、灵石时，中共军队已经撤退。阎锡山的企图又一次破灭，汾孝战役至1月29日结束，此役共歼敌1.1万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