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中国小说，是处于低谷还是处于高潮，我们可以暂且不论，但它的“出路”，却是一个很现实很迫切的问题。不过，当我们把中国小说的“出路”与现实主义精神及文学使命感联系起来讨论的时候，会不会导致某种轻车熟路的失误呢？譬如说，小说的非审美化倾向、小说的极端功利主义恶习、小说的艺术传达方式的单一性以及种种不应该产生的误解等等。我想是不会的，因为凡从事小说创作的作家，只要始终如一地坚守自己的艺术信念，并在这种坚守中注重开拓的实验，那一切都是可能被理解或终究会被理解的……
谁都明白，小说实践之于社会的文明或进步，只可能起到极为微弱的作用，但作为一个富有使命感的小说作家来说，他的信仰却是异常重要的。在我看来，真正的小说或小说家是不会被埋没的——尽管真正的小说或小说家，往往只能在时光的流逝中辐射自身的光彩。其实，这就足以告慰文学的神圣使命了。
我所说的现实主义精神，是一种文学的审美精神，一种关注周围生活的精神，一种更深刻地卷入现实的精神。索尔·贝娄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受奖演说》中说：“我不知道今天谁会对艺术提出这样的要求，要它使灵魂不再痛苦地卷入现实。”这是一个西方小说家所操持所崇信的现实主义精神及文学使命感。现实主义精神与极端的功利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后者的狭隘性之于艺术的戕害与毁灭，差不多已经成为中国小说的历史经验。当代文学的回忆一再告诫我们，中国小说所需要的是现实主义精神，而不是极端的功利主义——我们应该珍重这种刻骨铭心的回忆。
一切都是现实诉诸的结果，其中包括小说的各式各样的描写与表现，以及由此而涉及的种种关于人、人性、人类、人的可能性、人的本质、人类的存在景况的审美透视；当然，其中也可以包括诸如人类的阶级斗争或人类的民主与自由之类的生存课题。但离开了现实，离开了作家所赖以存在的本乡本土本民族的生活漩涡，离开了我们所倡导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与此相关的艺术信仰或文学使命感，那一切都将是不着边际的“乌托邦”。
说到底，小说只能是现实中的小说。
我们无法超越冥冥之中的历史安排。
不言而喻，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理解“现实”这一概念：“现实”是什么？“现实主义精神”是什么？
富有真知灼见的小说家们大都强调过揭示人或人类的存在景况与小说描写的重大关系，特别是强调过揭示这种“存在景况”对于小说的终极价值及艺术生命力所可能产生的意义。十分明显，这方面的强调并不与“现实主义精神”（特别是“现实主义审美精神”）的倡导相冲突。相反，“存在景况”的揭示只有依仗“现实主义精神”的不断深化，才可能获得微妙而博大的显现。在这里，我们可以列举很多杰出的小说家——譬如福克纳、海明威、海勒、塞林格、棱茨、马尔克斯、贝娄、辛格、马哈福兹、塞拉等等，又譬如鲁迅、巴金、沈从文、茅盾、柳青、孙犁、王蒙等等——的创造实践来印证这种观点的可靠性。无论他们被称为是现代主义的小说家，还是被称为现实主义的小说家，或者是兼收并蓄的小说家，他们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由此而派生的那种对于现实、对于人类生存状态的高度关注，却是一种共同的倾向。
马尔克斯（哥伦比亚）、马哈福兹（埃及）、塞拉（西班牙）都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家。他们的成功，即他们之所以可能“走向世界”并被世界文坛所承认，其中的奥妙是值得中国的小说家们沉思的（同时也印证了马克思的关于“艺术生产和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关系”的著名美学观点）。诺贝尔文学奖的某种文化偏见或某种审美局限性，也许是难以避免的，但我们不能认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判断全都属于无稽之谈。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才期望中国小说界在审查与借鉴世界小说经验的时候，应该更多地重视马尔克斯、马哈福兹、塞拉这样的小说家的艺术实践：他们描写了一些什么？他们与本乡本土本民族的独特生活内容保持着一种怎样的关系？他们对于现实的态度又是如何？以及他们的生存精神与小说观念，等等。
就当今中国的小说现状而言（暂且不论那些肤浅低劣、充满了商业气息的小说），不少被热情地标示为“新潮小说”的作品（绝不是全部），其中所呈示的那种对于异域小说的轻浮拙笨的模仿，那种走过了头但又无法证明其可靠性的“超前意识”，那种盲目的形式追求，那种钻进“象牙之塔”而漠视中国社会现实及文明进程的假贵族主义……已经使它们在严峻的生活面前显得渺小与无足轻重了。自然，这是一种探索潮流中的失误，因而还不能与那种枯枝败叶式的没落创作思维相提并论。但不可否认，探索的失误所显示的是一种茫茫然的不自觉状态：尽管人们不想一笔抹杀诸如叙述革命或形式更新之类的重要意义，但内中或多或少地隐含着忽视生活现实及其严峻性的趋向——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往往是一些曾经推崇萨特的人最终背叛了萨特，因为萨特虽属现代主义，但他的理论意识与创作态度所散发着的，恰恰是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请读一读洛朗·加涅宾的《认识萨特》，这是一本为西蒙娜·德·彼伏瓦所肯定的论述萨特的小册子，该书第一节的标题即《现实主义的道路》）。不难理解，由于某些小说作家在对西方文学的把握方面所采取的不得要领的认同，严重地损害了中国小说应该实现的总体艺术质量。
且不说西欧、北美，就是在拉美、中东，或者是在日本、俄罗斯，倘若失去了小说创造的现实主义精神，或失去了一个正直作家所应该拥有的文学使命感，或如中国的某些小说作家那样，对于活生生的本乡本土本民族的现实存在、对于渗透于生活之中的传统力量、对于各式各样地充满了浓郁历史意味的社会坎坷，采取一种熟视无睹的精神状态，一种麻木不仁的感情方式，那众多的卓越小说家的出现将是不可思议的。
不言而喻，关注现实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一般意义上的“现实”。纯粹的现实是不存在的。现实总是表现为某种历史生活的继续或延伸。现实也不仅仅是周围生活的表面现象。现实的深刻含意在于：除了独特的传统精神与当代观念的渗融之外，它还可能引导小说家追寻到人类的共同生存命运，而索尔·贝娄所说的“卷入现实”，其意义大约也正是在这里。可以断言，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是与小说创造的强大生命力联系在一起的。
不必讳言，“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曾经遭受过无情的误解与歪曲，而这种历史性的过失，已经留下了某些令人难堪的心理后遗症，甚至是某种理解的倾斜。但无论如何，历史将会证明，任何漠视“现实主义精神”的艺术思维趋向，都不能不是一种严重的错误。当然，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精神”，只能是一种审美精神，而且不是一种现成的创作方法。我们不会同意“现实主义”的“无边性”（“无边的现实主义”），因为“无边”的潜台词完全可能被“取消”所替代。“现实主义精神”所强调的，是一种永远来源于生存现实的、因而永远充满创造性的艺术精神，或者是一种因了人类生存景况的探索而始终不懈地关注周围生活状态的审美气度。
小说审美的“现实主义精神”必然导致小说传达方式（或叙述形态）的“无边性”，因为这种“精神”并不像“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那样要求小说的描写必须接近生活的原生面貌；它不排斥“重现”或“再现”，但也不以此为唯一的传达方式。它可以充满假定性，可以变形，可以象征，可以寓言，也可以“诗化”或“散文化”等等。它承认一切可能的艺术途径——“现实主义精神”只要求小说家关注历史进程中的社会生活，并从中发现更高层面的“现实”，即人的现实，或者是人类生存景况的现实。
我们完全可以说，“现实主义精神”之于作家的主观世界，是一种最基本的创造品格。
中国的小说界似乎经常沾染赶时髦的恶习，而且还举着各式各样的更新的招牌。在有些时候，“时髦”甚至成了变幻莫测的“魔方”。新时期的文学也不过度过了十多年的时光，但在今天，诸如“反思文学”、“寻根文学”这类的思路就已经不时新了。其实在中国，这些审美思路所体现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文学使命感，即使持续半个世纪也不算漫长。
早在三十年前，中国就有作家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的问题，而在如今，这一命题（仅仅是指“命题”）依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诚然，在我们展望90年代或走向21世纪的时候，不同的小说家对于“现实主义深化”尽可以作出不同的、但肯定更接近小说本质的理解。
我们常常在既令人鼓舞又令人悲哀的历史更迭的近似之中寻找出路——就像有些中国新文学研究者所感受到的那样：自己的研究对象似乎就是昨天发生的事。当然，这就增加了寻找出路的难度。
但我们还是可以寻找到出路的。
——只要我们真正坚持“现实主义精神”。
这是切合实际的判断。它不违背世界小说的潮流，也不可能与小说的审美目标相冲突。在这方面，拉美的小说创作，战后西班牙的小说创作，都可能给我们提供相应的经验或启示。
“现实主义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于本乡本土本民族的社会文化的剖析与理解。譬如说，什么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历史道路？它究竟处于一种怎样的文化或亚文化状态？它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而这种文化状态与理想的人类生存状态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它体现了一些什么？它可能传达一些什么？以及选择怎样的方式传达最合适？等等。很自然，“弘扬民族文化”的说法之于小说家最具体的创造过程，无疑是显得简单与含混。文化（或民族文化）是什么？这既是常识，但又不是人人都可能理解与把握的常识。
诚然，试图依仗小说来弘扬或改造某种文化与亚文化的想法是天真而荒唐的。但文学使命感的概念，却是一种扎扎实实的存在。文学使命感既不会影响小说的审美特质，更不会削弱小说创造的艺术分量。特别可以令人相信的是，小说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传统（或跨文化传统）的有效方式。而文学的使命，就是在这种“传播”中实现的。
这里的全部描述，只是提出了问题，而目的也仅仅是为了引起小说界的注意。因为所谓寻找出路，大约也只能是一种共同思考的过程。我们毫不怀疑中国小说家的可能性：他们一定会在历史与现实的考验中更多地摒弃平庸，也一定会寻找到自己的出路。“现实主义精神”将会告诉他们一切。萨特的反思很有意思：“生活告知了我事物的力量”，“我们不是在某种隐居中发现我们自己，而是在路上，在城里，在人群中，一件事物在众事物中，一个人在众人之中。”
1991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