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之于当今文学世界，无疑是居于“大家大户”的地位。因而长篇小说的创作也就不能不引起格外的重视。那么，现阶段的长篇小说创作究竟处于一种怎样的景况呢？据透露，长篇小说的出版几乎年年都在百部以上，但乐观的数量却无论如何抵消不了因质量问题而引起的忧虑。当然，这几年也曾诞生过一些好的或比较好的长篇小说，但就总趋势而言，依然是人意难尽，即使是一些被认为拥有上乘质量的小说，也同样呈现出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某些令人遗憾及惋惜的成分。
何以如此？问题还在于小说家的小说观念。“小说是什么”或“怎样的小说才是优秀的小说”，其答案自然是各式各样的，但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寻找一个统一的结论，而是在于面对这一古老的永无休止的课题时所诉诸的追踪与思考。凡艺术创造，都是“以善避为能，又以善犯为能”（毛宗岗评点《三国志演义》语），亦步亦趋的创作状态，总是与小说艺术的独创性格格不入。“反映时代”或“表现人民”，固然是长篇小说创作的宏大宗旨，但这对于长篇小说的具体创作过程来说，毕竟是抽象空泛了一些。而况无论怎样析释，小说的目标决计不可能仅仅局限于一时一地的生活形态的记录——说到底，小说与其他文学样式一样，都是作家之于人的生活或人类的存在景况的一种审美理解。在这里，人的意识或人类的意识，应该成为长篇小说博大思情营构中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审美概念，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也从不避讳这一概念。但当我们纵览现阶段的长篇小说创作，这方面的贫弱与弊端也就显得相当突出了，譬如那种“就事论事”的艺术思维方式，那种肤浅单一的生活判断结论，那种“直奔主题”的建构形态，那种因了眼前的功利主义而放弃长远的艺术生命力的审美态度，都使长篇小说的恩情质量受到影响或直接的损害，或者说，当今的绝大部分长篇小说依然缺乏一种高视野或大境界，而长篇小说是最应该拥有这种特质的。长篇小说之所以是长篇小说，自然是与篇幅、题材、故事之类的因素相关，但归根结底，仍是因了它所体现的博大容量及深刻独到的恩情寓意。也正是基于这一缘由，它才可能承受文学历史的严重挑战。不言而喻，当一部长篇小说诞生之后，“可读性”或“畅销”之类的因素也许可以成为作品的一种判断尺度，但只有当作品的博大容量及深刻独特的恩情寓意与之结合为一体的时候，我们才能涉及到真正的艺术征服力量的问题。在现阶段的长篇小说视角之中，社会学依然流行，而比较新鲜的视角也就是文化学了。实事求是地说，在当代中国的小说家群落中，真正可能领悟文化学视角的精义，并能把这种精义转化为敏锐的感受力及艺术传达形态的佼佼者，毕竟是寥寥可数呵！在我看来，无论是社会学的视角，还是文化学的视角，最后都必然地归结为“人的视角”或“人类存在景况的视角”，而这方面的视角意识的强化，才可能导致长篇小说的恩情寓意及审美精神发现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而所谓的视点高度也就被包含在其中了。这几年小说界不乏以改革生活为描写对象的长篇大著，其中也不乏社会学或文化学的视角，但这些作品最后并没有实现美学意义上的视点高度，以至于一时可读（甚至畅销）而终于经不起时光的考验：大都几年之后就开始感叹其艺术生命力的衰退。这种可悲的文学现象之所以屡见不鲜，其原因还在于小说家并没有真正截获到一种可靠的审美视角及符合小说艺术规律性的视点，还没有真正意识到急速变化着的改革生活背后，不仅仅隐藏着可以体现政治或社会文化之类的内容，而且潜伏着一种可以被称为精神史或“心史”的神秘内涵，一种虽经岁月刷洗而可能留有相对恒久色泽的审美诱惑或寓言式的启示。
中国小说界近年来十分强调“弘扬民族文化”的问题，但“弘扬”的强调往往停留于形式或口号。所谓“弘扬民族文化”，无非是承袭与发扬光大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传统的优秀内涵——就长篇小说创作而言，小说家们更多地注重的，却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哲学的或社会伦理观念的传统透视，譬如儒家思想、老庄哲学、道家意识、禅、神秘主义等等，而较少考虑到中国的艺术精神究竟是什么。虽然传统的哲学或传统的社会伦理观念之中也渗透着审美的艺术精神，但艺术精神仍然是一个自成体系的领域。谁都承认中国的古典文学是一个辉煌灿烂的世界，但这个世界之所以辉煌灿烂，乃是其中弥漫着一种悠远而充满了生命力的艺术精神的缘故。中国的艺术精神，是一种独特而富有灵活性与重铸特点的东方审美意识，它既是古代艺术创造的智慧结晶，但又不乏现代眼光观照下的“现代性”。譬如诗文书画创造中的“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不奇而奇”、“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思与境偕”、“避实击虚”、“夸而有节，饰而不诬”、“无迹可窥，然后入神”等等，特别是其中的“意象说”与“境界说”，应该认为是中国艺术精神领域中的无比宝贵的财富，也是中国作家、艺术家积久远的审美经验而对艺术创造所作出的卓越理解，而这种理解（起码是其中的相当一部分理解），与当今世界的艺术理解并无根本性的冲突——荣获199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墨西哥文学家奥·帕斯说：“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并没有前进而是返回到了起点：对现代性的追求是一种返本归原。现代性将我引向自己的开端，将我引向远古。决裂变成了和解。于是我明白了诗人只是世世代代的长河中的一个涟漪。”如果一个长篇小说作家不谙自己民族的艺术精神而执意追寻“现代性”，那就失之于不得要领了；而与之相衬映的是，倘若一味索求“民族特色”，却又对中国艺术精神的理解半明半暗，甚至是一片空白，那怎么可能独领长篇小说的风流呢？毫无疑问，如何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中体现中国的艺术精神或审美特色，是当今小说界的一个迫在眉睫的课题。
中国的长篇小说作家大体上是从短中篇小说的创作开始自己的艺术生涯的。人们很容易发现，一些能写很出色的短中篇小说的作家，却往往穷于巨构大著的创造（即使是一些很著名的小说家，如莫言等，也呈现出相应的弱势），或者说，这些作家依然缺乏一种驾驭长篇小说创作的艺术能力，一种足以使其长卷大著同样成为上品佳构的文学准备，就此而论，更不要说其他一些仅凭勇气毅力而为之的小说作家了。长篇小说的创造意味着长时间的繁复与辛劳，因而更需要艺术的生命力。修养的准备、艺术驾驭能力的准备，其重要性更甚于短中篇小说的创作要求。倘若不能为之而执意为之，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当今长篇小说创作的这种贫弱的或不成熟的艺术景况，当然也与评论界的贫弱与不成熟相关：单调的批评角度，或仅仅重视内容剖析与“主题”阐释的评论方式，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长篇小说艺术的长进与开拓。特别是那些国外的所谓“汉学家”们，他们往往因不理解中国艺术精神而难于对中国的小说作出可靠的判断，于是只能就小说中所透露的社会政治信息而作出一些肤浅的反应，或干脆以西方小说的艺术模式及发展趋向来评价中国的小说，其结果是：一些只讲求社会政治内容的席勒式作品，或一些全无中国艺术精神的“伪现代主义”作品，却堂堂皇皇地流入了世界文坛。这种涂上了“评论”色彩的小说导向，无疑也产生着一些并非属于艺术范畴的反作用。
不难想象，等待中国长篇小说作家们的，将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艺术道路：艺术创造的环境是一回事，作家的自身提高又是一回事。当然，两者能够相辅相成，那前行的速度可能会快一些。
1992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