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约定俗成的思路，这里所说的军事题材长篇小说，主要是指军旅作家创作的以军人生活为描写对象的小说，其中理应包括战争小说与部分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当然，现时军旅作家的创作视野并不仅仅局限于所谓军事题材——不少作家在把目光投向军人生活，或在把文学想象力更具经验色彩地倾注于历史的或假设的战争生活的同时，也创作了一些出色的或较好的非军事题材长篇小说。某些作品不仅富有前沿性及精神思考的文化深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今中国长篇小说的创作水准。如周大新的《第二十幕》、阎连科的《日光流年》、柳建伟的《北方城郭》等。但遗憾的是，我在这里只涉足军事题材，而且其范围也仅限于是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的最近这几年。
即便以这种方式来谈论军事题材长篇小说创作，也很难获得线性推进的判断，至多是一种比80年代显得“繁荣”或“兴旺”的模糊印象。作为纯粹的个体精神劳动，长篇创作绝不是集团化的商品生产过程。就状态而言，要说“繁荣”或“兴旺”，还只是最近几年的事，但最近几年的“繁荣”或“兴旺”，自然不能与小说艺术的进步画等号。进步与退步仅仅是一种充满了相对意味的理解或感觉。在90年代的最初几年，军事题材长篇小说虽则处于低迷状态，但我们还是读到了一些相当出色的、“后来者”不难于“居上”的作品，如朱苏进的《炮群》、《醉太平》等。我这样说，丝毫没有贬低当前创作的意思。我只是认为，伴随着时代或创作环境的进步，小说世界的艺术要求也会紧跟着上涨，而长篇创作原本就不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轻易之举。何况，假如我们着眼于小说创作的审美特性，那任何线性意义上的“比较”，都不可能产生完美的结论，因为无论是时代要求还是艺术价值观念，其间总是弥漫着许多不可比因素。所以在我看来，重要的不是所谓“比较”，而是持有一种可靠的态度及眼光，即尽可能合乎事实地看待90年代、特别是最近几年来的军事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态势。
若要谈论最近几年的军事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其“特点”大致有三：一是数量的较大幅度的增长；二是题材选择的多样化；三是不同程度地提供了一些新的艺术因素。这里顺便可以说到的是，虽则军事题材文学可以视为一个整体，但它仅仅是一个假设的整体，因为就长篇小说领域来说，每个作家只能从个性意义上完成自己的创作，或以自己的方式接近小说艺术：谁也冲击不了谁，谁也替代不了谁；即便相互之间产生一点儿影响，大约也是很微弱的。应该说，各尽所能之下的参差不齐，才是当今军事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现实”。
作为数量（或“兴旺”）的标志，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军旅长篇小说新作丛书”，至今不足3年，便有十几部作品面世，其中包括黄国荣的《兵谣》、刘增新的《美丽人生》、简嘉的《兵家常事》、姜安的《走出硝烟的女神》、王中才的《遥远的女儿岛》、师永刚的《西北望》、庞天舒的《生命河》等。除此之外，这几年来还陆续出现过其他一些相当出色的、富有艺术创造性或开拓精神的军事题材长篇小说，如庞天舒的《落日之战》、朱秀海的《穿越死亡》、陈怀国的《遍地葵花》、马京生的《星空并不遥远》、张聂尔的《叶氏父女》、柳建伟的《突出重围》、项小米的《英雄无语》，等等。也许与创作数量的增长相关，这些作品的题材选择获得了相当广泛的拓展，各式各样的军人生活，历史的或当代的，军营的或战争的，传统的或现代的，都在小说的想象空间——作为思情传达的依托，赢得了各自的地位，并经由独特的描写而实现了各不相同的叙述形态。特别是，相当一部分军人生活题材，如现代化的演习生活，面临改革挑战的非战争情势下的军营生活，史无前例的航天生活，漫游深海的潜艇生活，或有别于传统想象的革命历史生活……在共和国前17年的小说史上是绝不可能出现的，即便是到了80年代，这样的新鲜而富有矛盾冲突的题材领域，仍然是少见的或只能是等待填补的空白。但我们得承认——即在承认90年代、特别是近年来的题材选择获得了拓展的同时，也得承认其中所存在的失衡趋向。作家之于题材选择，本可以享受充分的自由，何况，题材选择也不是创作成败的关键。但即便是如此，内中依然可能留下一些让人沉思再三的蛛丝马迹。我所说的“失衡趋向”，主要是指非战争状态下的和平军营生活题材的选择，超常态地占据了、甚至是覆盖了这些年来的军事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领域，而本应该支撑这一领域的战争小说（譬如抗日战争题材的小说），却自觉不自觉地退居到了边缘的位置，呈现出一种单薄无奈的态势——战争小说的寥寥无几，致使高亢激越独特或本应弥漫历史感的军事题材长篇小说世界，多多少少失却了一些悲壮的或富有力度的美学精神。我想，这是一种明明白白的遗憾。
“失衡趋向”是怎么造成的？其中的原因也许很复杂，但可以简化为：或是对文学功利主义的狭隘理解，或是严重误会了现实题材与属于文学范畴的“现实感”（或所谓“现实意义”）之间的微妙关系，或是包括生活积累在内的文学准备的贫乏薄弱。从这些年来的创作情势来看，长篇小说题材的选择大都没有跳出作家实在经历的范围，所谓“经历什么就写什么”，于是便呈现出优势与局限并存的特别走向——然而，优势的反复利用是可以演变为局限的，如作品之间“似曾相识”的雷同化，又如作家创作中时常出现的自己对自己的重复炮制现象，等等。说穿了，这是一种惰性的体现，或一种无端吝惜自己精力及才能的“苟且偷安”，即不乐意以现代目光及现代军旅生活经验去重温与开拓已经发生过的战争或那种可能突然爆发的战争——其结果，就必然是战争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衰微败落。就我的观念而言，“贴近现实”不失为一种倡导功利主义的，也很现实的说法，而功利主义、特别是民族功利主义的渗透相融，也是一种很正常的文学过程，但要紧的是怎样实现这种正常的功利主义。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是所谓的“现实题材”，读者所期待的也绝不止于“题材”，而是题材实现过程中所凸现的“现实感”，那种最能拨动读者心弦的传达意蕴。但“现实感”的产生，既与题材相关又与题材是否“现实”无关。实际上，只要创造（想象力运用）得当或拥有相应的叙述张力，战争小说（或属于历史题材的战争小说）同样可能滋生出强烈的“现实感”，并由此而洞开读者的联想空间——可以相信，一部卓越而富有民族感情及精神思考的抗战题材小说，其中必然隐含某种与当今世界格局息息相关的“现实感”，而感染力的产生大都与这种“现实感”相辅相成。我们也不难发现，如今一些号称“现实题材”的以和平军营生活为描写对象的小说，往往因回避矛盾或淡化冲突，反而少有“现实感”，甚至给人以一种与现实相去甚远的纯属编造的感觉。问题很清楚，重要的还不在于题材选择的“失衡”，而在于小说观念的偏颇或疏远小说艺术的肤浅。
但无论怎样说，战争小说的衰微是一方面，现实题材小说的长进又是一方面——在我们已经涉及的那些描写和平军营生活的小说中，也有一些相对出色的、并不乏探索精神的作品，如《突出重围》、《遍地葵花》、《兵谣》、《叶氏父女》等。这些小说不仅塑造了一批充满现代意味的军人形象，而且在发现新的矛盾、新的冲突、新的氛围或新的忧患方面，呈现出一种与时代精神吻合的推进态势。事实上，这种推进态势与90年代初的《炮群》、《醉太平》等小说的传达趋向，从内在精神上说是极为一致的，甚至是一种相接相承的不谋而合。在这些长篇小说的描写过程中，军人不再是单纯的军人，而是一种既体现时代精神又传达英雄主义精神的真正属于“人的过程”的复合塑造。在新近出版的《英雄无语》中，怎样使不完美的英雄成为真正的英雄，以及怎样理解奉献或牺牲，怎样以自己的方式亲近现代读者等，都提供了新的尝试或新的调整意义上的艺术探索。但应该意识到，即使是这些相对出色的军事题材长篇小说，也留下了各式各样的缺憾（或“硬伤”）。这大约与作者的文学准备不足相关，特别是其中的多数作者又是首次创作长篇小说，在叙述能力方面还存有无可避免的差距，还需要在接近小说艺术的跋涉中承受更多的磨难与考验。新世纪即将来临，那新的挑战也就会接踵而至；最好的接受挑战的姿态，便是实事求是地重新认识自己。1999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