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论现阶段中国军事题材小说的创作状态时，乐观的表情总是起着主导作用。尽管磕磕碰碰不尽如人意，可我们仍能乐观地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谁能不认同？实际上，乐观是对的。人的自信总得有乐观支撑；如果一味大谈“重围”或故作悲叹之忧，那出路大约也是很渺茫的。但有一句话我觉得要说到，即乐观是有前提的，不能盲目乐观；或乐观只是一种情绪，既替代不了“现实”，也不可能以此创造任何意义上的辉煌。既然道路是曲折的，那只能寄希望于扎扎实实做好每一件事，尤其是要意识到：我们究竟处在一个怎样的历史阶段，或怎样的时代，以及面对的是一种怎样的创作现实——若论“创作现实”，如今的军事题材（或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自有其乐观的、甚至是值得自豪的一面，即便是获了大奖或没有获奖但就其质量决不在获奖之下的小说，也可以开出一个相当可观的清单。但在这里，用得着政治思想工作领域的一个常用概念，那就是“差距”。倘若连“差距”都不承认，我们的乐观或自豪也就有点儿自得其乐的虚夸色彩了。中国人有句老话，即“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细细体味，此话确具一种颠扑不破的真理性。我想说的是，在我们探讨军事题材小说的创作状态时，即便有乐观的一面，也不能对乐观不起来的一面放弃了观察与透视。事实上，我们的自信绝非源自乐观，而是以正视“现实”及不回避“问题”开始的。
因为我讲的是军事题材小说创作，所以还得从军事说起——说军事是为了说我们所置身的时代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其实是众所周知，自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以来，或从海湾战争以来的一系列与美国相关的局部战争已经向世人警示：这个世界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军事时代。至少是，每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都在考虑新的挑战，即一旦发生战争，我们怎样才可能打赢？现代战争是输不起的，尤其是在进入了新世纪的今天。何况，中国人所经历的百年灾难早已提醒了我们：落后就要挨打。但包括军事力量现代化在内的任何意义上的进步，总是艰辛的，需要付出代价的，而且也得有一个过程。我想，这就是我们或我们的军事题材小说创作所面对的时代。
我从不回避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因为古今中外，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也无论是军事题材小说还是非军事题材小说，凡文学创作都会留下时代的印记。尽管时代性这一概念时常被运用得很肤浅很褊狭，甚至失去了自身的本来面貌，但时代性之于文学及小说创作是无可回避的。当然，小说的时代性绝不等于生活中发生什么就写什么；时代性主要体现于作家对生活——如历史、现实、人的生存状态或“人的过程”的理解与把握；时代性是新鲜的，它具有一种与读者息息相通的，且容易赢得共鸣的“现实感”。就小说创作与时代性的关系而言，最重要的课题是作家能否以“卷入现实”的姿态关注生活。如果这张试卷答不好，其他便无从谈起，更不用说小说创作的时代性了。实际上，即便是西方文学艺术界，也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回避创作的时代性，其间的差别只是说法或表述的不同。譬如好莱坞的战争片，尤其是二战题材的战争片，其营构总是以体现“美国精神”的正义力量抗击法西斯邪恶而造就故事冲突。在解决这种冲突的同时，影片总会塑造各式各样的人物（或英雄，或普通人，或如辛德勒那样个性品行暧昧的人）如何加入战斗集体，从而使影片的冲突起伏跌宕地走向解决。正如托马斯·沙兹在《旧好莱坞/新好莱坞》一书中所说的，“战争片也就成为集体统一和一个理想社会永存价值的电影赞歌”。而另一位电影评论家罗伯特·菲利浦考尔克则认为，好莱坞电影“不是把画面体现出来的现状——那既定的‘美国生活方式’——加以僵化和盲目的强化，而是提供一个讲坛来继续不断地对我们文化内部的主导价值和信念系统进行反复的磋商（《孤独的电影》）。这种状态在电影理论界被称为“主流意识形态讲述”，但在我看来，其间体现的便是一种时代性（在他们的理论阐释中，“主流意识形态讲述”与官方宣传不是一回事）。好莱坞战争片之所以能吸引观众，并创造出令中国影人难以想象的票房奇迹，原因绝不止于影片故事的引人入胜，而且在于“主流意识形态讲述”的渗入或提供，在于以新的吻合时代的观念重温战争的结果——影片千方百计地试图赢得观众的认同感，以满足他们在现实的生存状态中形成的渴望与期待。
我之所以要举好莱坞战争片的例子，内中的缘由一是战争片是雅俗共赏的大众艺术，它既能传达人类生活的某些共性，又能从影片中感觉到相应的诸如战争理解、人性理想、精神需求或现实忧虑之类的时代性；二是战争片是地地地道道的“军事题材”，很切合我要谈论的“问题”：虽然小说艺术与银幕艺术不能相提并论，但在审美及接受方面，道理或内中的规律是一样的。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考察一下我们的军事题材小说的创作状态，特别是新军事时代开始以来的状态。先从题材选择的“失衡”说起——所谓“军事题材”，大致可分两类：一是货真价实的战争题材（战争小说），一是和平军营生活题材（一般军旅小说或非战争状态军旅小说）。而和平军营生活题材又可分为两类：一是已成为“过去”的和平军营生活，一是还在发生变化的、与新军事时代的动荡及挑战密切相关的和平军营生活，或者说，是那种处在前沿的、最能体现当下现代化进程的“现实题材”。即便是粗疏的比较，我们也能发现其中的严重“失衡”：首先是在现阶段的军事题材小说创作中，描写和平军营生活的一般军旅小说在数量上大大超过战争小说，甚至可以说，战争小说寥寥无几，显得极为可怜；其次，还是在以和平军营生活为题材的一般军旅小说中，大量存在的是那种作者曾经亲历的已属“过去”的军营生活故事，而真正称得上“现实题材”的人，并确能体现新军事时代的现代化进程及其矛盾冲突的小说（特别是长篇），也同样寥寥无几……从这两种类型不同的题材选择的严重“失衡”中——作为现象，我们可以感觉到一些什么呢？且不说军事题材小说领域倘若没有或少有优秀的战争小说的支撑，这个领域的力度、风采乃至应该给予的读者的满足，势必受到相应的折损，恰如军人的存在是为了战争，而“无战”的或缺乏战争目光的军事文学，无论怎样说都是一种遗憾。
但更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我们从题材选择的严重“失衡”中，至少可以发现这样的“问题”。譬如说，作家对于战争或战争题材缺乏应有的把握与理解，总以为逝去的历史失去了现实意义或“现实感”，根本没有想到战争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态或审美方式，它同样是“提供一个讲坛来继续不断地对我们文化内部的主导价值和信念系统进行反复的磋商”——毫无疑问，战争小说之于人的价值认同、生死观、道德观念、人性理解，乃至我们讲了无数遍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精神的传达，拥有更为鲜明直接的文学可能性，并同样富有强烈的时代性。当然，对于没有战争亲历的作家来说，创作战争小说不能不付出更为艰辛的劳动，起码要比创作那些自己经历过的和平军营生活题材小说困难得多——这也许也是战争小说相对匮乏的原因之一。但在我看来，“失衡”的最大提醒或暴露出来的最富挑战性的“问题”在于，现时的不少军旅作家（尤其是有点名气的所谓“实力作家”）对当下军人生存状态的隔膜，对军事力量的现代化进程的不甚了了，或者说，对如今的军人生活及精神面貌，对他们所遭遇的矛盾冲突，对他们的情操及价值观念，甚至对他的战争观念与如何打赢战争的焦灼，等等——说穿了，便是今天不是昨天；在这样一个新的军事时代，一切都在发生变化，以至变得那些曾经血战沙场的军人也难以理解，而这些前所未有的变化，作家们都熟悉与了解么？正因为不熟悉、不了解，或缺乏吻合时代变迁的新鲜体验，所以只能在自己亲历过的题材领域跳圆舞曲——我觉得，这是当今军事题材小说创作所碰到的最严峻的“问题”。因为对现代化前沿生活的不熟悉、不了解，所以无法得到新鲜的体验，或原先的军旅生活体验得不到更新与补充而日趋单薄、肤浅，乃至苍白，而体验之于作家的小说创作，恰恰又是最重要的，即便作为历史题材的战争小说的创作如抗日战争题材、朝鲜战争题材等，也同样需要被更新与充实了的作家体验的参与；不然，所创作的战争小说依然是陈旧的，或依然是以前的战争小说的重复。
怎样改变这种创作状态？谁能拿出“新招”？
我想，谁也不要存有侥幸的投机取巧心理。创作是一件老老实实的事：有输入才可能有输出。我在前面讲到了乐观的问题，其实，军事题材小说创作是很难乐观起来的，而不说我们陷入困境，似乎有点羞羞嗒嗒的嫌疑了。不说短中篇，就说我们津津乐道的长篇小说，这些年来究竟向这个急剧变迁的时代呈献了几部像样的、称得精品力作的作品？若与中国非军事题材小说创作相比，军事题材小说在整体上是落伍的，甚至呈现出一种疲倦的状态：不只是题材选择的时代性及触及社会生活或人的精神景况的深度，而且也表现在小说观念的反思与能否满足读者的期待方面。如小说观念——究竟为什么要写小说，我觉得不少军旅作家还处在不甚自觉的迷惘状态之中，于是很少考虑到小说创作可能渗入的时代性，同时也很少意识到自己的创作最终要与读者沟通与磋商什么，即不明白读者最关注的是怎样一种“主流意识形态讲述”。这，便是小说难以赢得读者的心灵呼应的重要障碍。就我的观念而言，现时军事题材小说创作所缺乏的，主要还不在于所谓人性或所谓“人类关怀”，更不在于追赶时髦或传达方式的翻新，以及那种放弃了读者接受的尾随性的所谓“叙述革命”——重要的抉择在于，我们对时代、对现实、对现时的军旅生活应保持一种关注的姿势，或一种深深“卷入”的创作态度，充分感觉到新军事时代的大幕拉开之后，军人的生存状态及精神世界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急剧的或潜在性的变化。关注生活也罢，“卷入现实”也罢，目的并不仅仅为了捞取一点儿小说素材，而是或主要是为了获得新的体验，或者为了更新与补充自己的体验。我想，小说创作总得承担一点儿什么，譬如张扬军人的精神，以及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碰到的困难、苦闷、烦恼等，而最终也得把小说当作小说创作，并坚守创作的初衷或文学之所以可能存在的理由——我始终不赞成或反对那种“玩文学”的态度，那种言不由衷声称写小说“不为什么”的虚伪表情——而要将小说写成小说，并像为人类提供新的财富那样提供一流的军事题材小说，没有新的清醒的吻合时代特征的体验，是很难有所作为的——即便是创作历史题材的战争小说，也不能不是如此。实际上，在关注生活或“卷入现实”的过程中，凡作家想创作的（所谓产生了创作冲动），大约也是时代及读者所期待的：因为此时此刻的作家，已与现实融为一体，或作家本身就是现实的一种体现了。当然，作家的素质及感悟能力在这里便显得格外重要。
在我看来，如今最令人担忧、也是比较可怕的状态是，对国家及军事力量现代化的“现实”与前景不闻不问，对军人尤其是底层官兵的生存状态及精神世界的变化不甚了了，可在象牙塔里还装出一种贵族式的救世主嘴脸——作为某些中国作家的通病，如此创作状态，还能成为“文学大师”，或写出什么“传世之作”么？记得一位“五个一工程奖”的得主说过，评奖是领导者的方略，但不能成为创作者的追求；他认为，为得奖而创作，无题是一种自戕。一个作家的创作成果被人认同，并因此而得到鼓励与荣誉，那“欣喜若狂”一阵也是无可非议的——但真的可以认为自己创造了杰作，甚至忘却了自己的斤两？在军事题材小说的创作领域，得到了鼓励与荣誉归功于自己的天才，创作不出像样的小说则归罪于创作环境的制约，这是很常见的现象，但又是一种不得要领的现象。实事求是地说，军事题材小说（尤其是作为历史题材的战争小说）的创作，同样是一个开放的领域。我想，给你一个你所想象的创作环境，你就能向世人奉献“传世之作”吗？一切还得从自己做起，扎扎实实做好每一件事，既不要抱怨，也不要盲目乐观——前途的确是光明的，但不能忘却：道路是曲折的。这，便是我们所置身的很真实的创作状态。
1999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