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与文学的交往，我时常想到一个很难自圆其说的问题，那就是整个社会生态（或结构）中为什么会有“文学”，或者说，文学作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领域，其存在理由到底是什么？当然，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或一个伴随文学的产生而产生的问题——今天的文学之所以可能存在，或之所以可能获得延续与发展，其中的道理或必然性也许与往昔相比有些差别，但在根底上是相同或接近的。尽管现代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然而这里所说的变化，还不足以造就文学的衰落或消亡，最大的可能性也就是文学方式及传播形态的某些变化，如网络文学的产生，文学VCD的出现，以及叙事文学对影视创作的大规模渗透，等等。但说到文学本身的存在理由，至少在今天，我们还看不出将会产生根本性变化的迹象。
不难想象，文学之所以两千多年来繁衍不息，显示出它强大而坚韧的生命力，总有某些无可颠覆的原因在其中起作用。简单一点说，无论是文学的发生，还是文学的延续或某种形态的繁荣，最根底的原因还在于文学的存在极大地满足了人性或人的生存方式的需要——这里所说的“需要”包括人的表达、人的交流、人的娱乐（阅读享受），以及人所必然期待的精神抚慰、情感宣泄与人生启示，等等。若说人的表达与交流，小说创作就是一种表达，一种以文学叙事方式实现人的交流欲望的过程。即使是为了谋生才去“讲故事”及诉诸写作的人，他在写作过程中也必须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诚恳而热忱的表达者，或一个渴望与读者交流的叙事者（甚至为了交流的成功，还不得不精心选择叙事的调子）。否则，他是不太可能写好自己心目中的小说的，至少很难使自己的小说产生相应的感染力，或提供某种让读者产生联想的可能性。如今小说界谈论最多的也许就是意识到了创作所遭遇的挑战。“写什么”也是，“怎样写”也罢，说到底也就是一句话，即怎样的小说方能赢得最广泛的读者。能把挑战与读者的可能性牵扯在一起思考自己的创作，我觉得这是近些近来中国文坛所实现的巨大进步之一。说到这儿，很自然地让我想到了现代好莱坞电影业的操作方式，其中最基本的环节就是：制作、发行、放映。而全部环节的关键性概念则是“观众”：观众是最重要的，一部影片有了观众，所有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制片”之中包含了艺术创作的主要因素，诸如剧本、导演、表演、摄影、灯光及化妆服装道具之类。但再好的影片，若无传播及观众的接受，也难以使“优秀”成为事实，所以好莱坞电影业特别看重发行与放映的环节。实际上，文学或小说创作领域的道理也只能是如此，或只能把作品接受者的可能性置放到最显赫的地步。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作家是否接受了挑战，在创作上是不是寻找到了自己的出路，关键便在于自己的作品能否赢得读者。在我看来，“读者”便是整个文学创作的关键词。
作品及其创作的价值在哪里？就在读者的接受过程中，既有广泛的读者欣赏，作品的价值方可能获得体现，否则一切无从谈起。如今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即要求文学创作（特别是叙事性的文学创作，诸如小说之类）实现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的所谓“三性统一”。实际上，“三性”之中“可读性”是关键，“可读性”所意味的便是读者的是否广泛，倘若读者问题不解决，那所谓思想性与艺术性只能是一种自以为是的空想。但当下持这种空想愿望的作家依然到处可以见到。譬如所谓的“纯文学”创作，尽管谁也没有见识过真正的“纯文学”，可倡导者或在观念上坚持这一主张的作家却不少见，其实，所谓“纯文学”也就是相对通俗文学而言，或是那种比较注重文学性及探索性的创作，但换一角度说，即使通俗文学也得讲究文学性及探索性，如故事性、语言风格，以及为了作品的新鲜感而忌讳落入老套之类……由此可见，在创作追求上一旦走过了头，就可能失去最基本的读者。特别是一些自以为是的作家，往往热衷于所谓的“深沉”或“人性”，而且还鄙视“讲故事”的伎俩，结果不是把作品弄得不知所云，就是缺乏最起码的吸引力，以至于读上一点儿就只得放下（特别是长篇小说，若缺乏吸引力，如何让人将几百页的篇幅读完）。这样的作品，即便文学界或某些很学术的批评家们给以很高的评价，一般读者也是不买账的。当然，某些让人一看便明白或一目了然的作品，尤其是那种“主题先行”或“理念先行”的作品，那种白痴一般盲目讴歌“太平盛世”的作品，读者也不可能喜欢，因这一类作品仅仅图解了生活，与读者所置身的现实没有丝毫关系，也提供不了新鲜的启示或精神抚慰之类的东西。那么，怎样的创作方式能赢得最广泛的读者呢？这就涉及到了文学之所以可能存在、发展，乃至繁荣的“理由”，或者说，“理由”的问题也就涉及到了一个作家的创作能否从根底上顺应与满足人性与人的生存状态的需要——我更想说的是，在当下文学遭遇严峻挑战、但很多作家又显得浮躁、彷徨，甚至盲目的情势之下，能心境平静地想一想文学的存在理由，所谓宁静致远，从中是可以截获一些启示的。
纵观中国文学史，即使有文字记载的，至今也在两千年以上了。且不论前人究竟留下了多少“传世之作”，就说其过程的经久不衰，也足以让我们深思了。中国的文学大体上是从诗歌开始的，尽管两千多年来新文体不断涌现，但沿袭至今的文学内驱力却是很一致的，那就是对现实的关注——倘说得具体一点儿，就是对人、人性或“人的过程”的关注，也算是对人生或人的生存处境的关注。当然，其中也包括了对历史、对政治、对社会进步的关注。所谓“诗三百”，之后被奉为经典（即《诗经》），其编写成书至少是公元前6世纪的事了。毫无疑问，《诗经》是中国最早的文学作品集——如今我们重读“诗三百”，可以清晰而强烈地感受到其中的那种关注现实的抒情姿态，甚至可以让人从遥远的歌吟中联想到今天的现实：虽则今天的人的处境及生存方式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历史与现实之间总是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也因为如此，所以像《诗经》这样的作品至今仍能打动人心。在这里，绝对不止是一个“艺术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是不是关注现实的问题。可以肯定地说，只有关注现实的文学创作才可能是不朽的，而这样的作品才可能赢得更多的读者的关注——在我看来，这是一条铁律，或一种超越时代或历史时空的创作规则。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现实”，而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可能面临挑战及承受前行的阵痛。对此，我想不必作更多的“举例说明”。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说每一个辉煌文坛的诗人、词人、散文家、戏剧家、小说家，以及他们彪炳千秋的作品，都是以关注现实作为创作前提的。虽然古代的作家不可能像今人一样谈论“关注现实”，但诸如“遵四时以叹世，瞻万物而思纷”、“振叶以寻根，观澜而溯源”之类的道理，还是很明白的（也许要比现今的一些作家明白得多）。而从阅读的角度审察，正是这种“关注现实”中的“叹世”、“思纷”、“寻根”或“溯源”，方顺应与满足了阅读者的需要，而且赢得了后人的呼应与共鸣——在这里，作家的关注与阅读者的关注是一致或一体化的。不言而喻，也正是在这种“关注”的一致或一体化之中，我们便能感觉到文学千百年来之所以可能存在及获得延续与发展的“理由”。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对于这一“理由”是不是明白或理解到怎样的程度，不仅与文学观念的确立及选择何种创作姿态相关，而且很实在地与当下创作界所出现的各式各样的浮躁、彷徨、盲目或不知所措现象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