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谈论的是一种小说创作现象，尤其是现阶段的长篇小说创作。这一现象很富有警示性，它至少可以告诉我们：文学或文化传统的影响力或可能性，要比我们想象的状态更为坚韧与顽强。当前，凡涉足反腐倡廉或改革题材的小说在数量上已很可观，且受到了读者的相当程度的青睐——这些小说不只是讴歌了勤政廉洁的“清官”，而且在作品中融入了强烈的改革意识及反腐精神，从人物塑造的角度说，这些小说的主角是可以、而且应该被视为“当代英雄”的——在我看来，这样的“当代英雄”，在现时的小说创作中不是多了，而是显得很不够。但我还想说的是（或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在这些小说的创作过程中，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留下了一些传统的“清官文学”的印痕，或者说，旧观念正坚韧不拔地影响着这些小说的创作。不过，臻善臻美的境界总是难以企及的，何况，谁能说自己或自己的生存环境与传统无关？
记得几年前，我在批评长篇小说《人间正道》时，曾使用过“新清官文学”的说法，意思是作品在传达改革态势时，只是把注意力集汇到了“好官”与“坏官”的对立斗争方面，并以为一旦“坏官”铲除，改革的列车便可轰隆隆地驶向理想世界了。而我的看法是，“现实”绝无这般简单。如今静下心来回头看，我的批评确有苛求的一面，因为当下小说界，类似于《人间正道》的小说创作倾向或叙述模式，绝不在少数，而且诸如此类的小说所标示的，基本上都是反腐倡廉题材。但我要特别说明的是，这种留下了传统的“清官文学”印痕的小说创作现象，与题材选择并无直接的关联——事实上，一个作家能以反腐倡廉作为自己的创作选择，其本身就是一种忧国忧民、忧民族命运的创作姿态了，而其中所体现的，正是那种充满了历史使命感的“卷入现实”的文学精神。从根本上说，这些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与正义感或良知，都是值得敬重的，尤其是在越来越商品化的社会生态背景之下。此外，我们还得承认，这些小说尽管留有不同程度的叙述艺术上的缺憾及传统“清官文学”的影响，但受到读者欢迎，或很能沟通与满足一般读者的期待，也同样是一种事实。就此而言，很能说明读者之于这一类小说的接受及感情上的“配合”——中国读者历来对惩恶扬善的“清官文学”持肯定或欢迎的态度，而受“清官文学”的熏陶也由来已久。由是，我们在审察涉及反腐倡廉题材小说的创作现象时，不能不考虑到接受的“配合”问题，特别是读者从作品的反贪锄恶及张扬正义的描写中所获得的精神满足。所以我觉得，尽管这一类小说留有相应的旧观念的影响，但其中的不足或缺憾，绝大多数只是属于深度的问题，或属于作家透视“现实”能否坚持独立思考的问题。也正是基于这一看法，所以我对如《中国制造》、《抉择》、《财富与人性》、《大雪无痕》、《痛失》等这样的长篇小说，始终持总体肯定的评价态度——这与批评作品的某些缺憾并不矛盾。我想，对于反腐倡廉或改革题材小说的恩情质地、尤其是深度与叙述艺术水准的提高，总得有一个过程。我们需要相应的清醒与耐心。
若要说到这一类小说的缺憾，首先是创作上的某些“不谋而合”的模式化倾向。而这里所说的模式化倾向，又或多或少牵涉到传统“清官文学”的影响。譬如说，“清官”的反贪反腐与“尚方宝剑”的特殊关系。这，也许是最突出的模式化特征。在传统的“清官文学”（或戏曲艺术）的故事框架中，只有持有“尚方宝剑”的“清官”，才可能叱咤官场，并有效铲除作恶多端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才可能在惩恶扬善中“为民作主”。当然，这里所说的“尚方宝剑”可以引申为一种权力的象征。虽说现代社会早已不存在所谓的“尚方宝剑”，但权力的意志及其“一锤定音”的作用，还不能说到了消失殆尽的地步，实际上，在不少涉及反腐倡廉或改革的小说描写中，“尚方宝剑”的意识仍然存在，即一些反腐倡廉的主人公，若想成就自己的正义行为，往往就得谋求上司或更高一层的领导者的支持或暗中撑腰；否则，不仅难以获胜，也许还可能在势单力薄的尴尬中，使自己陷入一种被腐败势力围剿的困境。所以就某些小说的传达事实而言，这种“尚方宝剑”意识到不是作家的意识，而是一种社会生态的真实体现——所谓模式化，也不仅仅是艺术营构上的模式化。为了说明问题，我从新近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中摘录了一段描写（其中的“我”是某城市的一位检察长，而“书记”便是这一城市的党委书记）；这段描写基本上是由对话及心理活动构成的：
……书记不表态，起码，您不默认，这个活我可怎么一个干法呢？……书记苦笑着说……现在，有一种现象很值得探讨，要搞大老虎了，公检法的同志总是愛请出尚方宝剑，其实……再高的尚方宝剑，还能高过法律吗？只要你证据确凿，有没有尚方宝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琢磨着书记的话，说，还是书记深刻呀，不服不行。可是，这是理论上的，要办真事，还是尚方宝剑管用。……书记是个老实人，说实话，你别逼我……没有看到你的确凿证据之前，我是不会表态的。我说，书记，这，我就知足了……
这里的描写所触及到的，其实就“清官”与“尚方宝剑”的特殊关系，极富时代感，且写得很含蓄很微妙。其间虽不乏“人治”的气息，但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确是一种无可回避的“现实”，而不是作家的臆想或编造——作为“现实”的本相传达，这里的关键是，作家能否意识到其中的奥妙，或感受到这种社会生态现象所可能说明或印证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说，关于“清官”与“尚方宝剑”的特殊关系，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种难免的现象，但让人感到担忧的是，不少作家往往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或这是一种意味深长的、一时还难于克服的社会矛盾冲突，因而也就在作品叙述中“自然而然”地、甚至毫无批判意识地留下了传统“清官文学”的印痕——我的意思是，问题倒不在于是否承认或发现了“爱请出尚方宝剑”这一花样迭出的“现实”，而是在于我们从这一“现实”中感觉到了什么，或是否感觉到了“爱请出尚方宝剑”这一思想的或行为的过程之中，依然拖着“清官文学”的“人治”理念的影子——正是因了影子的作用，我们的某些反腐倡廉或改革题材的小说创作，才可能自觉不自觉地流行这样的观念：即以为铲除几个“贪官污吏”，腐败现象便可全面克服了，而很少意识到现象仅仅是现象，只有“根”才是现象背后的“真价实货”。也就是说，我们往往较少意识到腐败分子之所以可能不断再生，乃是因了存在某种相应的“水土”的缘故——“清官”绝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而“贪官”也是如此。特别是就一般文学审美原理而言，无论是塑造“清官”或反腐类型的当代英雄人物，还是揭露“贪官”或腐败分子的丑恶嘴脸，都是小说传达的途径或手段，而不可能是终极艺术目标——小说所试图实现的传达宗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深刻表现历史的变化、人的精神状态及轨迹，以及张扬那种值得肯定的人的价值观与信仰系统，因为这一切有益于社会的前行及人的文明程度的提高。倘若我们的反腐倡廉小说，仅仅将目光滞留于“清官”与“贪官”的斗争表象上，或只注重“清官”（或反腐斗士）在上司或更高一层领导者的支持下铲除几个腐败分子的结局上，那小说的质量及思情魅力势必会受到折损。这，也是我之所以要提出从根底上拒绝“清官文学”的传统影响及模式化倾向的重要原因。
当然，受“清官文学”影响，或干脆有意无意地将小说弄成“新清官文学”的创作现象，还不止于“爱请出尚方宝剑”（我已说到，作为一种“现实”，关键在于作家的透视与处理），也不止于仅仅为了讴歌“清官”类型的反腐英雄，甚至仅把腐败现象视作塑造英雄人物的背景，而对腐败现象的“根”或生长的“水土”，则采取漠视的或较少思虑的态度——正如有些读者已经指出的，我们的这一类小说通常将“贪官污吏”处理为“副职”，因而让人感觉到小说描写与“现实”有距离或显得不够真实。按理说，腐败是一种权力的违法与犯罪，它与职务的高低（或“正副”）并无直接的或必然的关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模式化的人物关系，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复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与作家“卷入现实”的深度有关，甚至与作家（或与读小说的人）的文学观念有关——即便是按马克思主义的典型理论来理解，人物形象就是人物形象（无论“正面”还是“反面”），人物形象只可能是“典型”（即“这一个”），而不可能是“代表”：即便小说中的腐败分子是一个部门或一个地区的“正职”，那这个腐败分子也只是或只能是一种人物典型，他能“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么？其实，这样的人物形象之于读者，也同样能起到启迪的或警示的作用，而对于优秀的小说来说，腐败典型的刻画及揭示，在实现小说宗旨及我们所倡导的精神追求或人生价值观方面，其艺术可能性是不可低估的——所谓“‘主旋律’不该遗忘了‘悲剧’”的说法，我想，这很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及逻辑性。
“主旋律”也罢，“多样化”也罢，都不能漠视传达的深度及创造性（包括独立思考精神），因为这一切都涉及到小说创作的质量。不难想象，一部平庸地落入模式化套路的小说，是不可能体现“主旋律、多样化”的文学精神的。综合上述观点，我只是试图说明，我并不反对描写“爱请出尚方宝剑”的反腐败现象"而只是强调描写的自觉性及透视深度；我更不反对塑造反腐英雄"而只是强调怎样塑造及塑造这一类人物的意义，而对于传统的“清官文学”，我们既要承认其积极意义，并弄清它之所以受到中国读者青睐的原因，但也要意识到它终究是封建社会“人治”观念的产物。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从根底上拒绝传统的“清官文学”的影响，从而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
2001年10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