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后，美国社会各界对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科研工作的重大作用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1945年《科学：无止境的疆界》报告呼吁联邦政府应高度重视大学的科研职能，建议政府采取措施鼓励大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对此，联邦持积极的肯定态度，政府期待大学能够在各学科基础与应用研究方面取得更大的进展，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但这势必涉及大学发展中的关键问题：政府意志与大学学术自由的关系。在这一问题上，美国联邦政府采取了灵活的措施，制定了合理的科技政策，从而既实现鼓励大学开展科学研究的现实目的，也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大学的学术自由传统。具体而言，联邦的科技政策主要包括：（1）大幅度提高政府的科学研究经费；（2）加强对大学科研活动的宏观管理，这主要体现在政府对科研经费的分配与管理方面，科研经费不是由政府进行指令性分配，而是由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卫生基金会、国防部高科技组织、海军研究办公室等机构分发到那些更具有科研竞争力的大学；在管理上，为了引导大学科研活动的方向，政府往往藉由上述机构，设定某些领域的研究项目，并予以资助，有实力的大学通过竞争，可以“承包”这些研究项目并获得相应的经费支持。通过战后美国联邦政府的科技政策，可以看出政府与大学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政府对大学采取的导向性资助政策，既促成科研活动的繁荣，提高了美国的科技水平，同时也为大学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这种“宏观引导、微观放开”的资助政策对二战后美国大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理论精髓一直延续到今天。而这一举措所体现的政府与大学改革的关系，尤其值得其他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国家学习和借鉴。
另一方面，借助立法来支持、鼓励和规范大学的改革，是现代社会政府对大学改革进行合理干预的重要途径。
在西方社会民主化、法制化建设日臻完善的背景下，法律手段在大学改革中的应用更加广泛，其作用也更加明显。可以说，二战以来西方各国开展的几乎所有大规模改革背后，都有相应的立法活动作为支撑，法律、法规已经成为对现代大学改革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引导力、推动力和规范力，这也是当代政府与大学改革关系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之一。
——通过立法促进大学的规模扩张。推动高等教育的普及是二战后西方各国大学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而这一目标绝非仅赖大学一己之力所能完成，必须得到政府的法律、政策和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与保证。以美国为例，1944年联邦政府颁布了《退伍士兵权利法案》，规定政府应为符合条件的退伍军人提供相应的教育机会，并为其支付所需的教育费用。法案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促使大批退伍军人走进校园接受教育，据统计，1945—1956年间，联邦政府共资助了近800万人接受高中和至少两年以上的高等教育，资助金额共计55亿美元。而且法案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就当时退伍军人的实际选择情况来看，由于他们没能接受较为完备的中学教育，大多文化素质不高，因而往往把进入入学要求较低的社区学院学习作为自己的首选。而各州政府创办的大批社区学院以及扩大已有社区学院的招生人数，又在客观上满足了众多退伍军人的选择，从而使得《退伍士兵权力法案》成为影响战后初期美国社区学院发展的最成功的教育法案之一。在其他国家，立法同样是推动高等教育迅速普及的有力保证，如1976年德国颁布了《高等学校总法》，该法案赋予德国高等专科学校与大学同等的地位，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这类院校的发展，加之高等专科院校的自身优势，选择进入其中就读的学生数量不断攀升，到1990年，高等专科学校在校生为37万多人，占整个高校学生人数的23%，高等专科学校已经成为德国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有效途径之一。
——通过立法加强大学的科研工作。科研是大学的基本职能之一，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大学科研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助推器。为了进一步加强大学对科研工作的重视程度，各国政府纷纷制定相关法律，鼓励和引导大学科研工作的开展。1985年，德国对《高等教育总纲法》进行了修正，修正后的法案规定，所有高等学校都必须从事科研工作。以此为基础，德国科学委员会于1988年公布了《德国高等学校90年代发展展望》，明确提出：“大学是科研的最重要的场所。它们是整个科研体系的基础，因为它们培养着科学的后继人才。”在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的支持下，德国大学的科研职能得到进一步加强，科研水平和研究生教育质量也有了明显提高。除德国外，20世纪80年代美国也在延续《国防教育法》等法案的基础上，陆续颁布了《史蒂文森·威尔德勒法》、《联合研究开发法》、《联邦技术转移法》等法案，积极鼓励大学开展多种形式的科研活动，从而保证了美国科技水平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先地位。
——通过立法推动大学的多样化发展。在现代社会需求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多样化发展已经成为大学进行体制改革的基本趋势，而政府则通过制定相关法律，对大学的结构调整进行规范，促进了大学的多样化发展。二战后日本在教育重建与改造过程中，短期大学、高等专门学校等大学类型均是在相关立法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创立并得到快速发展的；德国高等专科学校的迅速崛起更是得益于1976年联邦政府《高等学校总法》对其地位的确认；此外，英国的多科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和开放大学等学校类型也都是在相关法规的支持下产生和发展的。通过一系列的立法活动，西方各国大学的体系与结构日益多样，而这种多层次、多规格的高等教育体制也是大学充分发挥其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职能的基本保障。
从近代以来西方大学改革的历史来看，政府在对待大学改革的问题上，一方面要维护大学的自治权利与自主地位，在尊重大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积极的改革活动，另一方面，也要从社会和大学现实需求的角度出发，运用政府的公权力合理引导、鼓励和支持大学的改革，制定科学的高等教育政策和法规，保证大学的持续、健康发展。
三、正视借鉴与创新、传统与变革的关系，是大学改革需面对的历史性课题
首先，大学改革是创新精神的具体体现。大学改革需要积极吸收、借鉴别国大学发展的经验，更需要在吸收借鉴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现实需求，创造性地开展改革，如果仅是简单生搬硬套别国的改革经验与改革措施，而缺乏立足于现实的创新，大学改革同样无法取得良好的效果。
19世纪以来美国大学在改革进程所体现出的创新精神令人瞩目，州立大学、赠地学院、研究型大学等大学类型都是美国在吸收别国经验基础上的创举，也都具体体现了美国大学改革的创新精神。以美国研究型大学和研究生教育的开展为例，美国真正意义上的研究生教育的开端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其影响下，研究型大学作为一个群体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代表，而研究生教育也发达起来，并至少在研究型大学中成为学校发展的重点。从1876年霍普金斯大学建校到1900年美国大学联合会的成立，短短20余年的时间，美国研究生教育迅速壮大，原因在于，其一，美国大学坚持以德国柏林大学为榜样，将学术自由的原则贯彻到了科学研究和研究生教育之中；其二，美国大学在借鉴德国大学的经验同时，能够从美国本土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发展了研究生院教育制度。研究生院是美国在学习德国研究生教育过程中的重大创新。它源于德国，又不同于德国，在某种意义上，它比德国大学更好地实现了教学与科研的统一；它使研究生教育摆脱德国教授狭小的实验室和个人研究的局限；消除了学徒制的残余和纯理论研究的片面性；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以研究生院为代表的研究生教育模式可以说是美国大学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所做的重要贡献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以及研究生教育源起于德国，学习德国大学的办学经验是这一时期美国大学发展的基础，但这种学习并不是模仿性的学习，而是发展性、创造性的学习。以霍普金斯大学为例，人们常说霍普金斯大学是设在美国的柏林大学，但这仅仅代表了事实的表面。实际上，霍普金斯大学创办者的动机并非是开办一所德国式的大学，他们的真正意图是在美国大学采用德国大学最有价值的要素，并适应美国本土的学术及社会发展需要。按照霍普金斯大学第一任校长吉尔曼的观点，大学应该对人类文明发挥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不仅理论创新，也包括将理论成果应用于社会实践。因此，霍普金斯大学从一开始就没有成为与社会现实脱离的纯粹的研究机构，而成为服务于美国社会的基本需要的新型大学，因此可以认为，以霍普金斯大学为代表的美国研究型大学群体，既是对德国大学的学习，从深层意义上来讲，更是对德国大学的发展与创新。
西方其他国家如加拿大、法国等国大学改革的历程同样体现出创新的重要作用。如果说缺乏对外来经验的学习有可能使大学的改革失去方向而多走弯路，那么缺乏对外来经验的扬弃与创新，则会使大学成为简单的复制品，缺乏应有的本国或民族特色，最终也将导致大学改革陷于失败。
其次，现代大学在发展过程中，也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处理传统与变革的关系，在改革进程中秉持和弘扬大学的传统内核，这是永葆大学生命与活力的精神源泉。
现代大学已经成为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知识的保存、传播、创新，文明的传承和进步，人才的发掘与培育，科学的发展与技术的更新，文化的国际交流与沟通，无不依赖大学作为基础。随着时代在发展，大学的功能也在不断扩展和变化，但大学绝不能因此而成为社会现实需求的简单回应，她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开启智慧、追求真理、传播知识、弘扬文化的重要使命应该得到永久性的坚守，并且在变革中进一步巩固和充实。以拉开近代大学改革序幕的柏林大学为例，洪堡为柏林大学确立的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原则，不仅在当时使柏林大学迅速成长为世界一流的高等学府，而且直到今天也依旧是指导大学科学发展的理论精髓，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大学改革过程中仍然在积极倡导教学与科研的统一，如20世纪80年代德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的科研工作，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传统。再以美国为例，19世纪后期以来美国大学在改革中发展和完善了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通过向社会提供有效的知识和人才保证，大学的价值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和高度赞许，这种社会支持使大学获得了永不枯竭的发展动力。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更加紧密，这也进一步要求大学在改革中必须坚持社会服务的历史传统，在服务中彰显大学的永久价值。
纵览19世纪以来西方大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以科学的精神和正确的态度对待借鉴与创新、传统与变革的辩证关系，是西方大学改革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同时也是值得其他致力于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国家认真学习的精神财富。
四、逐步完善大学职能，是体现大学改革现实价值的有效途径
教学是大学的生命，科研是大学的灵魂，服务社会是大学不可推卸的责任，三者的有机结合才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也是使大学创造最佳效益的现实保证。19世纪以来，西方大学通过一系列改革，使大学的职能得到不断的扩充与完善，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大学才由远离社会的“象牙塔”走向了社会的中心，成为社会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
教学是大学的生命。大学的根本目的在于造就高层次人才，而教学又是人才培养的基本途径，19世纪以来西方大学的改革中，教学改革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就教学方法而言，德国大学中习明纳的和研究所的普及改变了大学传统的授业方式，培养了大批具有科学精神与研究能力的专家学者。而美国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在推广研究性学习方面所做的努力，也大大改善了20世纪后期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教学水平；就教学内容而言，课程体系的调整贯穿于各国大学发展的始终，如伦敦大学在创办之初，从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发展需要出发，对英国大学的传统课程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将神学排除在课程之外，转而重视现代学术和自然科学，开设了大量实用课程，教学上采用英语而非拉丁语授课。伦敦大学的教学新风也带动了英国其他大学的教学改革，甚至波及牛津和剑桥两校，19世纪后期，两所大学均加强了自然科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从而推动了英国大学的整体进步；从课程学习模式来看，1970年代哈佛大学率先开展了“核心课程”改革，改革所体现的教学理念，以及改革所产生的良好效果和广泛影响，也都反映出教学、课程等方面的改革在大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科研是大学的灵魂。对于一所现代大学而言，如果忽视科学研究、缺乏科研精神，大学也就失去了其最具光彩的一面，而演变为“知识超市”和“技术工厂”，其“社会发动机”的作用也就随之丧失。科研向大学的引入始于18世纪，19世纪初柏林大学在洪堡的影响下确立了“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原则，将科研正式纳入大学的必需范畴，使从事科学研究成为教授的当然职责，并视其为对教授的主要要求，在柏林大学的创办者看来，科研方面卓有成就的优秀学者，也总是最好和最有能力的教师。对科学研究的倡导成为柏林大学成功的主因之一，而柏林大学所产生的影响也主要体现在对科研工作的推崇方面。美国的一些大学从19世纪后期开始，以柏林大学为榜样进行了改革，建成了具有美国特色的“研究型大学”，这类大学因其倡导科学研究、实施教学与研究并举、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重视基础研究而迅速成长为美国高等教育的旗舰。20世纪以来美国的科技水平之所以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这与其研究型大学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是密不可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