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冲突领域，从来没有如此之多的人欠如此之少的人这么多。”
温斯顿·丘吉尔，1940年
到达纽约几天后，卡帕开始喜欢上纽约的夜生活了，他跟在西班牙认识的美国朋友打扑克，又跟朱莉亚和兄弟康奈尔汇合，一起在上西区的公寓里吃传统的匈牙利晚餐，他们两个人于1938年移民美国。如果要在曼哈顿过下去，那就需要找工作，而且必须很快就找到工作。到达美国的几个星期后，他乘电梯登上了洛克菲勒中心九号楼的31层，在那里见到了《生活》杂志图片编辑爱德华·汤姆逊，他是个板起面孔、从不说废话的人，也是行家。
汤姆逊后来说，“我只听懂了他说的几句话，我想办法帮他找活干——但不是大获成功。”但事情很快就明朗了，对于亨利·路斯以利润为驱动力的企业来说，卡帕并不是完美的招聘对象。对美国来说也是如此，他很快就把美国看作是临时的避难地了，而且是个令人泄气的地方。美国人保持孤立主义者的世界观，其清教价值观在几个月内就开始让他坐立不安了。跟欧洲人比较起来，美国人并不知道自己有多么幸运。他们对食物和葡萄酒也一点都不懂。为《生活》杂志工作不久，汤姆逊回忆说，卡帕就“让陪同的一位记者唐·伯克吃惊了，他在餐车上大闹天宫，就因为车里没有上等葡萄酒”。
当年深秋，卡帕遇到年轻作家欧文·肖，这是个漂亮和运动员型的犹太人，在布鲁克林长大，他后来成为卡帕的密友。“最早遇到卡帕是在格林威治村的一个酒吧里，当时，卡帕跟一个漂亮姑娘在一起。那不是我在酒吧里遇到他的最后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碰到他带着漂亮姑娘。他刚刚从西班牙回来，已经非常出名了，因此我立即就认出他来了：那种睫毛浓密的黑眼睛，很有诗意的样子，而且谙熟世事的样子，就跟那不勒斯街头乞儿的眼睛一样，有卷起的嘴唇，嘲笑别人的嘴，嘴唇上永远都夹着一根烟。”
肖感到很是奇怪，卡帕“已经是名满天下”，但他却身无分文——“因为他这种职业的危险，以及他对赌博的嗜好，这种状况对他来说是极其有害的。他还有被谴送回原籍匈牙利的可能，而他纪念那个国家的方式就是他的口音，那是对所有语言的一种音乐化的破坏，他的朋友都称他的话是‘卡帕语’。”
大约是在这个时期，卡帕还遇到了来自芝加哥的一位年轻人，叫约翰·莫里斯，他在《生活》杂志的图片部当助理。莫里斯记得那年冬天午饭期间带卡帕到洛克菲勒广场的室内溜冰场溜冰。“卡帕抓住《生活》杂志一位秘书勃比·洛克的手，事情很快就明显了，卡帕并不会溜冰。她抓住他的手，结果在一家餐馆的平板玻璃窗上暴跌倒地。我就在他们身后，我看见《生活》杂志在那里进午餐的三位高级编辑笑爆了肚皮。”
卡帕的移民状态却不是那么好笑。“卡帕没有‘南森’护照。南森护照是按国际联盟的弗里德托夫·南森的名字命名的，”爱德华·汤姆森回忆说，“那是颁发给‘无国籍’人士的一份文件。美国给匈牙利的移民指标每隔几十年才调整一次，因此，那是一种脏兮兮捆绑式文件。‘如果看上去很干净，那就是伪造的’，卡帕说。因此，他到处跑还是有风险的。”
卡帕的签证1940年初就要到期了，他必须在到期之前赶紧采取行动。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他必须找人结婚。3月27日，他跟约翰·费恩豪特一起参加了一个聚会，而费恩豪特刚刚跟艾娃·贝斯尼奥离婚，又娶了生气勃勃的美国姑娘波莉·柯琴，是个学舞蹈的。波莉介绍他认识了托尼·索莱尔，那是一个惹人注意的黑发纽约人。在几天之后的另外一次聚会上，喝得醉醺醺的卡帕和索莱尔同意第二天就结婚，并且到可以办理此类手续的最近的马里兰州去“快速登记”——从曼哈顿往南要开好几个小时的车。第二天早晨，卡帕酒醒了，他意识到自己既没有钱也没有车到马里兰州。但是，在《生活》杂志办公室里，他听说有两位摄影师也打算结婚——奥托和汉塞尔·米斯。这两个人于20世纪20年代离开德国，沿路卖艺，从布达佩斯到维也纳再到美国，汉塞尔成为美国公民，之后又于1937年成为《生活》杂志的摄影工作人员。到1940年，他们需要结婚了，因为奥托是非法进入美国的，这样可以避免被谴送回纳粹德国。汉塞尔后来很清楚地记得这一天。
卡帕赶到《生活》杂志编辑部，找到了奥托，发现他坐在她旁边的一个灯盒后面。“你们和我们去结婚怎么样？”他问他们，“我们一起去……我明天就得离开这个国家了。他们不给我的签证续签。我是匈牙利人，是犹太人。希特勒的党徒都在匈牙利……我跟一个姑娘达成了协议。她跟我结婚，我支付她一年的舞蹈学费。”
当天下午，他们找到了托尼·索莱尔，奥托冒着大雨开车将他们送到马里兰。婚姻登记处关门前15分钟，他们才赶到艾尔肯顿。卡帕和奥托冲进去，工作人员却告诉他们一个坏消息，法律已经改了。颁发结婚证必须等待三天。他们请求工作人员破例，但遭到拒绝。他们沮丧地回到汽车里，开车回纽约。
到了艾尔肯顿的郊区，奥托从后视镜里看到一辆小汽车。有两个人在狂乱地打手势，要他们停车。他把车停下来。那两个人解释说，法律有个小漏洞，之后要求跟奥托和卡帕单独谈话。汉塞尔和索莱尔从汽车里看到，奥托在用力摇头，而且转身，结果卡帕将他拉了回来。之后，奥托拿出皮夹，递上了好几张钞票。之后，奥托和卡帕回到汽车里。奥托解释说，如果他们得到医生的文字证明说她们两个怀孕了，那他们马上就可以拿到证件。汉塞尔和索莱尔都拒绝了。卡帕请求她们两个重新考虑，而当地那两个人却在很不耐心地等待这对夫妻跟上来。
最后，两个女人被说服了。当地一名医生甚至都没有看那两个女人，直接就打出了她们已经有身孕的文件。奥托又摸出了几张钞票。之后，他们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一位老人面前，也就是主持婚姻的“牧师”。两对人都结婚了，但是，到了付钱给牧师的时候，奥托剩下来的钱已经不多了，这么一来，汉塞尔和索莱尔只好摸自己的钱包支付余下的部分了。拿到结婚证书以后，四个新婚人站在婚姻大楼外的雨中。
“这事非得喝一场不可。”卡帕说。
但他们都没有钱了，这样，他们就只好再爬进汽车往回开。奥托和汉塞尔坐在前排，索莱尔和卡帕坐在后排。开出几英里后，汉塞尔听到索莱尔在扇卡帕的耳光——他向她丢了一个粗俗的媚眼。索莱尔坐在那里泪流满面，一个人倒在一个角落里。接近纽华克和曼哈顿之间的林肯隧道时，她要求下车。她说了再见，声音里透出情绪激动。卡帕要求在贝福德旅馆下车。他从车里钻出来，没有说一句话，直接就走进夜色里。
“你看，卡帕是个怪人，”汉塞尔·米斯后来写到，“看他的行动好像人生就是一场游戏，同时，他又拿生活很当真。他是由很多种人构成的，有些很好，有些不那么好。他是我们的朋友，现在仍然是，他在我们面前编造故事，是在真实生活当中靠不住的故事。他有冒险的性格，但许多次他竟然扶在我肩头上痛哭。他是个造就出来的人，大部分是他自己造就的成果。”
索莱尔后来说，跟他结婚是在帮他的忙。但是，根据米斯的密友乔治娅·布郎的说法，她已经爱上卡帕了。艾德·汤姆森也相信，那场婚姻对她的意义，远远超过对卡帕的意义。“卡帕认为那场婚姻是临时的，”他回忆说，“可是，令人伤心的是，托尼却不这么想，每次遇到我的时候，她都带着渴望问及包勃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