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那是我踏上去的最大一堆牛屎。”
罗伯特·卡帕对好莱坞的评论
1945年底，鲍曼催促再三，因此，卡帕决定还是去好莱坞试一试运气。但是，他并不急着赶到那里去。10月份，他到了纽约，鲍曼在那边渴望着他的到来，而卡帕却在那边打扑克牌，跟朋友们吹嘘他跟鲍曼之间的风流韵事，到圣诞节之前的几天才住进好莱坞阿拉花园酒店的一个小平房跟卡帕一起住在阿拉花园的还有很多银屏偶像，因为秘密约会而出名的一些人有演员查尔斯·拉夫顿和剧作家罗伯特·本奇利。
一开始，卡帕和鲍曼彼此很少见面。她每天一醒来就得去操心《恶名昭彰》的事情。这期间，他想办法找到了过去的一些熟人。在爱达荷州拍摄海明威和格尔霍恩期间，他认识了加里·库柏、导演霍华德·霍克斯及其格外端庄的妻子斯莉姆。再就是来自伦敦的一批老牌友：史迪文森、莱斯和萨洛扬，还有剧作家彼德·维特尔。最后，鲍曼想办法搞到了许可证，让他到《恶名昭彰》的拍摄现场去参观。希区柯克明白，如果这两个人的风流韵事暴露出来，一定会引起轩然大波，因此，他介绍这两个人的时候只当他们彼此并不认识的样子。这里跟欧洲不同，到处都有盯梢的眼睛：三流小报付极高的薪酬给那些提供明星丑事的人，闲话专栏主持人在全城各处都布有暗探，只需要这个主持人赫达·霍柏发出一声悄悄话，某个人的职业生涯就可以从此完蛋。由于阿拉花园经常有记者在那边蹲着，卡帕和鲍曼就到欧文·肖的家里会面，是在马利布路18号的一栋海滨别墅里，拉里·阿德勒有时候去那里写作。
1946年1月下旬，卡帕在威廉·高艾茨的国际演片公司谋得一份差事。鲍曼很是高兴：他现在有理由留在身边了。但是，几个星期后，他就对电影业感到厌恶了，一个人在这里是按最后一次演片成功与否来分类的。“卡帕听不得任何人的指挥。”拉里·阿德勒说，1946年年初的几个星期，他跟卡帕一起住在贝佛利山的一个公寓里。“假如包勃真的参与好莱坞的游戏，那一定会在某人的指挥之下。导演可能会告诉他去干什么，制片人可能要求他去做什么。包勃不可能喜欢这样的事情。”
卡帕在一张桌子边上不可能坐过超过几分钟的时间，不久之后，他就开始每天早晨跟阿德勒打网球了，下午再去霍克塞家的游泳池旁边晒日光浴，周末到圣塔安尼塔赛马场上输掉大把的钱。还有很多日子，他跟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一起玩，比如斯利姆·阿伦斯，他们一起去英式酒吧喝酒，还去《生活-时代》杂志设在日落大道上的办公楼里胡混一阵子。
“我们习惯于坐在酒吧里跟一些女人胡混。”阿伦斯说，他后来给卡帕取了个诨名，叫“包勃卡波尼”。“有一次在一个聚会上，我还看见他跟霍华德·休斯和很多大人物一起。他跟一些有钱人玩牌，都是大玩家，就是有很多钱的那些制片人。如果不拿生命打赌，他就拿扑克牌打赌。他必须要冒险。你瞧，战争一旦结束，他的干劲也就没有了，而他是需要刺激的人。他有时一定输得很惨，因为他总在找我借钱。”
跟他父亲一样，赌博现在经常成为卡帕生活的重心。但是，他下大赌注这次是找错了城市。要跟霍华德·霍克斯，跟牌玩得精转的汉弗雷·波加特，还有约翰·休斯顿以及安纳托尔·利特瓦克这样一类人赌博，这跟在飞机上跳伞进入莱茵河地区一样危险。尤其是休斯顿，他是一个挥金如土的人，他最喜欢把毕生的筹码全押在一张单牌上。“有一次，我就参加过他们那样的豪赌，”斯利姆·阿伦斯说，“卡帕也许参加过类似的赌局，因为当时他也在城里。我记得自己很幸运地从中摆脱出来。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赌了。”
到了三月份，也就是在马利布幽会的那段时间，卡帕开始抱怨鲍曼在好莱坞过的婚契生活了。她只不过是彼德的一张餐券，对索尔茨尼克也不过是一个票房金块。“不要理会你丈夫，不要理会乔·斯迪尔，也不要理会拿你当小姑娘耍的任何人。”他埋怨说。她做的一切事情不过是“工作，工作，工作”。她为自己可恶的职业牺牲太多了，而他觉得，如果这么做不会使她更开心一些，那就完全没有必要了。“你快疯了。你已经成为一个产业，一个机构。你必须回到做人的状态。万不可舍弃生活给你的东西，否则你没有多少时间过日子了。”
“我这是在充实自己，”她反驳说，“我想在好莱坞拍更多的电影，也想去戏院演更多的戏。”
有一天，卡帕愤怒地对乔·斯迪尔说，鲍曼已经不敢做一个真正的人了。她仍然是个孩子，她在赛璐璐电影胶片的幻想中逃避成熟英格丽·鲍曼有一本最喜爱的书，是马西亚·达文波特的《伦娜·盖亚》（纽约哥塞特丹拉普出版公司，1936），她认同书中的主角，这很可以说明问题。伦娜是个贫穷的波西米亚姑娘，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歌剧演唱家。“这不是职业或钱或别的任何问题，”有一次她这么说，“这是我的生活，是艺术，是我愿意放弃人间一切去交换的东西。”。“对一名成熟妇女来说，她太天真了，因此容易受到伤害。她不敢放手。很害怕从见鬼的天生的顺从心态中挣脱出来。安全、保障——这就是刺激她的动机。她根本都不知道全世界都在干什么。这是多么叫人失望的耻辱。”
他不能随便看望鲍曼，也因为电影业的现实而失望，因此，卡帕很快就抱怨起来，说他和洛杉矶根本无缘。这个城市跟像巴黎那样的欧洲都市完全相反。很难搭上出租车，而且也很贵，因此，他被迫学开车，而开车是他最不喜欢的。在好莱坞居留期间，他出过好几次小车祸和类似的事情，他很少是清醒地坐在方向盘后面的，斯利姆·阿伦斯回忆说，《生活》杂志洛杉矶办事处的人都担心，这样下去他迟早会撞死的。他和《生活》杂志其他的人都明白，总会有那么一天，卡帕的车会在办公楼外滑走，压死路人，因为他从来都没有好好停住车。
1946年5月，卡帕在洛杉矶实在待不下去了。鲍曼告诉他说，《恶名昭彰》拍完之后，她要去纽约放松一下，卡帕听说后，立即就打上了包裹。在曼哈顿，他们约定，如果彼此还想再见下去的话，那就不能再躲着媒体了。有一天晚上，他们在时尚的谢里丹广场夜总会里挑了一张人人都看得见的中央台座。这场赌博立即就赢了。躲在阴暗角落的记者假定，他们一定是朋友。如果有什么东西要遮掩，为什么在这样的地方出风头？
鲍曼还想办法摆脱自己的经纪人乔·斯迪尔，她请德雷克宾馆的员工把电话直接转到她那里去。斯迪尔很快就明白原因了。当面对质，问她是否在跟卡帕幽会的时候，她愤怒地予以否认。第二天，她将自己的计划用纸条塞进斯迪尔的房门底下。她计划与加里·格兰特一起喝酒，去了浴室，之后更衣准备进晚餐。之后，她会进“晚餐（并非跟加里）”，最后是“回家”？
在曼哈顿，很多人都发现卡帕跟鲍曼在一起：在格林威治村爵士酒吧烟雾弥漫的角落里接吻，在城里过了醉醺醺的一个晚上后，两个人会去艺术之家电影院的后排或者黎明时分走在第五大街上。卡帕甚至还带她见了自己的母亲，而她母亲也为儿子找到这么漂亮的一个女朋友做了一套绣花衣服。她的传记作者劳伦斯·利马写道，“鲍曼习惯于明星生活的活力与别人的注意，因此更多生活在边缘上，总是拿她圣洁的形象打赌，拿她婚姻生活中最后剩下的一点东西打赌，拿自己的私生活丑闻打赌。”
斯迪尔担心，卡帕和鲍曼两人的丑闻终究会暴出来，结果，他的担心终于得到确认。闲话专家栏作家席拉·格雷汉姆报道了谣传，说鲍曼的婚姻出了问题。彼德心生怜惜，没有在按时打给鲍曼的电话中提及格雷汉姆说的事情。斯迪尔希望这次侥幸脱险能够让鲍曼翻然悔悟，但结果却看到了相反的情形：她相信他们应该继续在一起，正是因为他们的事情并没有暴露。斯迪尔想说服她。卡帕有色狼的名声，而且一文不名。他总是在牌友面前张扬自己正在泡好莱坞最漂亮的“妞”。他永远也不会成为下一个英格丽·鲍曼先生。但是，她不听。
斯迪尔是对的。她跟卡帕谈起婚姻上的事情，但他只是耸耸肩，说自己不是“结婚的料”跟希区柯克的《后窗》中格雷丝·凯莉的性格一样，鲍曼也动员卡帕拿新闻摄影的技术去交换电影摄影师的工作。在影片中，詹姆斯·斯图亚特的人物对此建议嗤之以鼻。希区柯克在斯图亚特的人物塑造上，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他对卡帕和斯利姆·阿伦斯等摄影老手生活的了解。。她后来在书中写道，如果卡帕说过“请嫁给我，做我的新娘，让我们共同见证幸福时光”，她一定会站在他身边。但是，他什么话都没有说。反过来，他却对她说：“我不能把自己固定在什么地方。如果他们说‘明天去朝鲜’，而我们又已经结了婚，而且还有一个孩子，那我就不能去朝鲜。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