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我姐姐……我姐姐不理解。谁也不理解有多么困难。我怎么知道回汉口后会不会被暴民拖出财政部，撕得粉碎呢？我怎么知道我能制止货币贬值？如果他们不断鼓励罢工和群众集会，那么干什么也无济于事。他们让人民处于想入非非的激动状态，他们肯定要失望的……请想想，我是不讨人喜欢的。我从来没有讨人喜欢过。那些暴民不喜欢我。去年冬天要不是士兵及时赶来，他们就把我杀了……他们都知道我不喜欢罢工和群众集会……我能怎么样？……”
在恐惧和动摇之中，宋子文留在了上海。随着国内政局的急剧变化，在其家族的影响下，宋子文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开始倾向蒋介石一边。他对蒋介石同宋美龄婚姻的态度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1927年4月间，也正是蒋介石在上海进行反革命大屠杀的时候，蒋介石正式向宋美龄求婚。这件事，在中国政界产生了很大反响，众说纷纭。在宋家内部，也泛起轩然大波，争吵不停。
有一天，宋家专门为此事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全家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辩，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宋蔼龄吹捧蒋介石“前途无量”，可为宋家“争光”，认为这门亲事乃“天赐良缘”，不宜错过机会。宋庆龄和宋子文持反对态度，认为蒋介石将来的成败尚是未知数，未必能给宋美龄带来幸福，坚持不能答应这门亲事。宋老夫人也反对这门婚事，理由是蒋介石不是基督教徒，而且又结过好多次婚。再加上1927年白色恐怖的发生，更使宋老夫人根本无法对蒋介石产生好感。
这次家庭会议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在这次会议后，宋蔼龄反复说：“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人。”她费尽口舌，想让宋家的全家人相信，这门亲事对宋氏家族有利，对大家有利。
宋子文多次表示反对这门婚事，有时还十分急躁冲动，几乎兄妹决裂。为了迫使宋子文同意这门婚事，宋蔼龄、宋美龄经过商议，请求谭延阎出面调解。她们认为，宋子文对谭信服，谭的威望可以压得住宋子文。
这样，谭延闽的日记中就出现了这样一段有趣的记载：
“应宋美龄电邀到西摩路赴宋母之约，抵彼，美龄迎于梯口，称有事奉托。入室，宋母以美龄将嫁介石事见告，并称不料子文反对，托为劝解。继呼子文来，同至另室详询经过，当婉劝以儿女婚事尚不应多管，何况兄妹，徒伤感情，且贻口实。再回譬解，始得完成使命而归。”
之所以谭延闽能“完成使命而归”，除了他的一番“道理”，弄得宋子文无话可讲而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宋子文已经从众人的“劝说”中清楚了这一点：如果他反对这件婚事，他就什么事也干不成。如果不支持蒋宋联姻，就休想在上海继续混下去。
这样，宋子文终于表示同意这门婚事，并且愿意参加蒋介石集团的活动。
宋霭龄一生饱经风雨，历尽升沉，然终因一女流之辈，不曾获得任何职权。繁花落尽，空余脂粉。宋子文于1927年7月12日又回到武汉。他向武汉政府的要员们带来了蒋介石的要求：立即抛开共产党人和鲍罗廷，同南京联合，没有商量的余地。
宋子文在当天晚上还会见了宋庆龄，转达了他的母亲、宋蔼龄、宋美龄以及孔祥熙的“所有强迫、威胁和搅乱人心的话”。但是，宋庆龄明确而坚决地表示不愿同蒋介石合作，并且将继续同蒋进行斗争。
当天，宋子文密电孔祥熙，详细说明汪精卫提出的几点保住面子的办法。这封电报由孔祥熙转给了蒋介石。
13日傍晚，宋子文收到了孔祥熙的回电。电文说：“告诉卖主，商人同意按所索取的要价支付。他期望在商定的日期交货。”
“商定的日期”到了。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集“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在“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口号下，大规模地逮捕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群众，进行反革命的大屠杀，中国革命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失。
由于国民党内部矛盾不断加剧，蒋介石于1927年8月13日突然宣布下野；8月16日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9月28日，蒋介石同张群等人东渡日本。
孙中山，一个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用毕生的心血为革命事业奋斗不息。与此同时，宋子文也以探望母亲的名义赴日本。在日本期间，宋子文与前来求见宋老夫人的蒋介石见面，两人之间互相取得了谅解。在宋子文的引见下，蒋介石正式向宋老夫人提出了同宋美龄结婚的要求。
蒋介石拿出了同原配夫人毛福梅离婚的证明书，给宋老夫人和宋子文看了，解决了人们私下议论纷纷的其他纠葛。蒋介石还向宋老夫人表示愿意学习《圣经》，并且尽力去做。他的话，使宋老夫人感到满意。订婚的事，不久就宣布了。
1927年10月下旬，宋子文回国。为了垄断金融，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央银行条例》20条。11月1日，中央银行在上海正式开业，宋子文任总裁。
宋子文一面同孔祥熙密切配合，极力斡旋，为蒋介石复职四处奔波，一面同宋氏家族的其他成员一道，筹备宋美龄的婚事。
11月10日，蒋介石由日本回到上海，即电汪精卫赴上海“商谈党务”。蒋介石、汪精卫在上海达成相约同时复职的协议：蒋介石复任总司令，汪精卫复任国民政府主席，共同对付桂系。12月，汪精卫由于受到国民党内各派系的攻讦，亡命法国，蒋介石重新成了国民党的中心人物。
伴随着蒋介石的东山再起，蒋介石、宋美龄的婚礼于12月1日在豪华的上海大华饭店的舞厅里举行。在蒋宋婚礼上，宋子文是女方主婚人，报纸当时报道说，那天“新娘宋女士，由其兄子文先生扶持”，交与蒋介石之手。
1928年1月初，蒋介石由上海回南京“主持大计”，并且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宋子文则于1月7日正式就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之职。
实实在在的理财家
在其位，谋其政。
宋子文担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后，面临着百业待举、百废待兴的局面。
宋子文采取整治措施：争取关税自主、改革盐税统税、成立中国银行、建立国家预算、发行巨额公债、施行废两改元。
有人称他是“中国近代财政制度的奠基者”，也有人说他是“中华民国金融之父”。是对？还是错？功过是非，任人评说。
1928年初，宁汉合流实现，蒋介石重新复职，宋子文以国民政府委员身份兼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
南京政府建立初期，由于连年用兵，财政支出不断增加。宋子文上台的第一天对记者谈话称：“现在收入每月仅二三百万，支出须一千一百余万，相去甚远。”因此，必须设法增加收入，稳定财政，巩固统治。
关税是近代各国收入的大宗，然而当时中国的海关仍为帝国主义所控制。中国关税税率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受协定关税的束缚，一直被冻结在值百抽五的水平上。这还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由于大部分货品实行从量征税，自1858年修订税价后又长期不变，海关征收的税款折合税率还低于值百抽五的水平。帝国主义国家依据协定关税所掠夺的中国人民的财富，是无法统计的。我国自协定关税以来，产业不能振兴，洋货不能抵制，权利外溢，百业凋残。因此，取消协定关税，已迫在眉睫。
当时，宁汉虽然已经合流，但北京奉张政府还未覆灭，还存在南北两个政府。宋子文作为南京政府的财政部长，当然要反对北京政府对海关的要求。1928年1月27日，宋子文首次代表南京政府发表对海关态度宣言，称“国民政府现统辖二十一省之十六省，所收关税约占百分之七十。北京政府又非前经承认政府之法律继承者，国民政府自不能承认任何团体有单独行使管理关税之权，或有派任何代理人行使此种管理之权。”从这个宣言中可以看出，宋子文当时考虑的还不是废除协定关税，而是同北京政府争谁是继承者。
1月29日，南京政府代理外长郭泰祺接见路透社代表，解释宋子文27日宣言说：“此举并无干涉以海关税续付外债之意；至于内债，以在国民政府辖境之关余，供北京政府用作抵御国民军之兵费，似欠公允。”郭泰祺的这番话旨在说明南京政府行使关税权后，将继续以关税抵作外债，各国不必为此担心。
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1928年春）宋子文发表海关宣言后，署理总税务司英国人易纨士从北京南下。2月7日，易纨士在上海访晤南京政府外交部长黄郛，略述关税问题意见：“（一）按以前关税会议修正之七级表实行加税；（二）由南北两政府各发同文通知书与各国；（三）增加数目全国约六千万两，以一千万两留抵担保不确实外债之基金，余数按三七或六四比例分配于南北（南方可净增年额一千七八百万元）；（四）第一次南北委员会议地点在大连，以后各次在上海。”2月16日晚，宋子文在上海私邸设席宴请易纨士。宋于席散后，乘夜车回南京商定关税问题解决办法。因北京政府从中作梗，废除协定关税拖延了一段时间。
1928年6月，南京政府第二次北伐胜利，张作霖决定放弃北京。6月4日在退往沈阳途中被日本人炸死。此后，废除协定关税步伐加快。7月25日，宋子文与美驻华公使马克谟在北京首先签订了《中美关税条约》。条约规定：“历来中美两国所订立有效之条约内所载关于在中国进出口货物之税率、存票、子口税并船钞等项之各条款，应即撤销作废，而适应用国家关税完全自主之原则。”随后，南京政府又先后同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荷兰、英国、瑞典、法国、西班牙等国缔结了“友好通商条约”或新的“关税条约”。这些国家都在条约中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这样就为统一税则和陆、海关税创造了条件。
在此期间，宋子文规定：凡进口货物均分为7类，按类别分别缴纳不同的税率，以7．5％为起点，1928年最高到抽27．5％。到1933年5月，南京政府再次修改税率时，最高税额已达80％。长期以来，中国关税税款一直是交给外国在华银行储存和保管的，并且由外国银行经手办理外债的还本付息事宜。自1932年3月1日起，海关税款全部集中存人中央银行，而且由中央银行办理外债还本付息业务。除去偿还外债的税款，剩余的全归南京政府自由支配。关税是南京政府的最大税源，超过总收入的一半。例如1932年关税收入是3．88亿元，除去偿还外债2亿多元，还有1亿多元可由南京政府自由支配使用。这样就为蒋介石集团提供了比较充足的资金。
但是，海关总税务司仍是英国人，其他各重要海关的负责人亦多为外国人担任，这妨碍了中国关税的真正独立自主。
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期间，除在一定程度上争取关税自主外，还对盐税和统税进行了改革。
盐税在中国历史上极为悠久。在封建时代，它同田赋一起，是政府的主要收入。进人民国以后，盐税百弊丛生，被称为中国的三大恶税之一。另两大恶税是厘金、资本税。
盐政之弊中，最主要的是包商制度。所谓包商，就是某商人向政府先缴纳一定数量的金钱，然后凭引票在盐场购取一定数量的食盐，再运到某个指定的地区销售，并主管该地区的盐税征收，收税后，按双方约定的数量，上交一部分税金。包商制度的最大危害在于，它使少数盐商凭一点资财，把千百万人的食盐权利握在手中，并借此而捞取亿万不义之财。
和包商制度关联的是分区和引岸制度。所谓分区，是指当时全中国在盐务上分两淮、四川、东三省、两浙、长芦、山东、两广、河南、福建、云南、甘肃等12区，各区所产的盐，不得到它区销售，一个地区销售的盐，必须由某一包商从某一指定盐场运来，否则即视为私盐。所谓引岸，是指那些不产盐的销盐地区，像湘岸、鄂岸、皖岸等，这些地区销盐也要由某一指定盐包商运来，否则也视为私盐。当时，各盐场的生产条件不一，盐的成本也不一样。照理讲，产盐区和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人民应该吃到质优价廉的食盐，可是由于分区和引岸制度，许多地区的人民只能吃质次价高的劣盐；更严重的是，由于上述弊政，包商制度更为加强，食盐买卖成为某些盐商世代相传的生财之道。
孔家定居美国后，用聚敛来的盐政之弊，第二是盐务稽核所的存在。盐务稽核所成立于袁世凯统治时期，是为偿还外国借款而成立的，以中方为总办，以洋人为会办，实际权力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开始，盐务稽核所只管稽核造报，后来，其权力扩充到发给引票、编制报告、征存盐税、签支盐税、收放盐斤，成为中国盐政的主管机关。孙中山曾经痛骂这帮人“无恶不作”，“包办一切，好像小皇帝一样。”
上述盐税中存在的弊端，不只为舆论所诟病，南京政府也有所不满，因为它损害了南京政府的收人。这样，盐税改革就具有必要性，成为朝野上下的一致呼声。
作为主管税制改革的财政部长宋子文，有他关于盐税改革的思路。在1928年7月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上，他提出就场征税为整理盐税的入手之路。随后，他在《训政时期施政纲领》中，又提出统一收入、统一税率、整理场产、推广运销等四点改革建议。
所谓统一收入，是针对当时盐税征收机关经常迟迟不将税款上交中央，并时常擅自挪作它用的情况而定的。宋子文希望能建立健全的收支制度，由财政部统一收支。所谓统一税率，是针对当时各盐区税率不一而言。税率的参差，实际上鼓励了从低税盐区向高税盐区的走私，于盐税收入增加大有妨碍。所谓整理场产，是针对当时盐场多年失修而言。因盐场仓坨毁坏，食盐散乱堆放，易被走私。所谓推广运销，是针对盐商包运包销而言。宋子文希望实行食盐自由买卖，在竞争中，为全国提供更多更好的食盐，并进而增加盐税收入。
宋子文的上述四点意见基本上是1933年他下台之前，南京政府盐税改革的基本思想。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又增添了不少内容。盐务界认为中国传统的取水煮盐法，速度慢、浪费大，提议改用晒盐法；宋子文就增添了废煎改晒一项政策。又因走私猖獗，旧式缉私军队与盐枭、盐商互相勾结，宋子文又提出整顿缉私。当然，最重要的是他接受舆论的一致呼声，明确提出废除包商制。
宋子文废除包商，在实际工作中遇到很大困难。一方面，官商结合，官、商还与兵匪勾结，严重干扰盐税改革。另一方面，当时南京政府刚成立，百废待举，财政奇窘，在实际上也没有充足的资金以取代盐商来负责食盐的运销。因而在1931年6月30日新《盐法》公布之前，包商承办仍是广大地区食盐供销的基本方式。新《盐法》公布后，虽然明确规定“盐就场征税，任人民自由买卖，无论何人不得垄断”，但在全国大多数地区，包商仍然存在。据统计，1932年，撤销了江浙地区18县的包商；1933年，废除了山东地区4县的包商，其余仍旧沿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