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原主张撤销盐务稽核所，但由于各方阻力，非但没有撤销，反在30年代初达到了全盛时期。据1930年9月的统计，其大小机关达1870处，服务人员14815人，经费达1689．2万元。盐务稽核所实际上已成为仅次于海关的第二大税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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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友人中的宋霭龄气质若兰。时光已逝，回忆都难。宋子文并非不知道由外人把持的盐务稽核所在中国人心目中臭名昭著，但他希望通过控制盐务稽核所，以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他规定，盐务稽核所直辖于财政部，由财政部任免人员、制定规章制度，希望以此来控制稽核所。但由于盐务系统长期稳定性和独立性，财政部对其也难以完全控制。
为了阻止盐务走私，宋子文于30年代初筹建了税警团。税警团招募有知识的青年人，并在军校加以培训，素质较高，加上全部美式装备，战斗力较强。税警团共分三团，其中有一团在成立后被蒋介石“借到”江西参加剿共，另二团分驻私盐最猖獗的两淮盐场各地。宋子文还和军政部联系，在税警团无法进行海上缉私时，可以取得海军的协助。
由于宋子文采取了上述措施，南京政府初期，盐税收入增加较快，从1928年度到1933年度，盐税收入分别为3千万元、1．22亿元、1．5亿元、1．44亿元、1．58亿元，除1932年度因东北丧失而损失不少收入外，其余年份都处在稳定的增长之中。所以，宋子文颇为得意地指出：“迨十八年九月，财政部竞能宣布不但能逐年摊还盐债，并有余力可清偿旧欠矣。”
宋子文税制改革的另一方面是办理统税。所谓统税，就是一物一税。具体地说，就是对国内工业产品进行一次性征税后，即可通行全国，不再征收税捐。南京政府成立后，鉴于清季以来全国各地举办的具有通过税或物货税性质的“厘卡林立，重迭征收”的弊病，即着手整理国内税务，以便增加收人，稳定财政。
1928年1月，宋子文上台伊始，即颁行烟草统税条例，明确规定卷烟统税为中央税，由财政部设立专门机构掌握。2月成立卷烟统税处于上海，随后又在各省设立卷烟统税局。卷烟税率在开征初期，为值百抽五十。1928年冬，宋子文修改烟草统税条例，规定洋烟交纳7．5％进口税外，再纳32．5％的统税；土烟纳32．5％统税。1931年1月厘金裁撤后，为弥补财政收入损失，又将税率提高，进口洋烟税率为50％，土烟税率为40％。未制成卷烟的熏烟，税率定为每百斤征收国币3．6元。
1929年9月，宋子文在上海设立棉纱统税筹备处，办理棉纱统税事宜。当时我国大机器纺纱织布工厂很少，规模也不大。据1929年调查统计，全国华商经营纱厂只有73家，每年产纱额在130万包左右。宋子文规定：本色棉纱在23支以内者（即粗纱），每百斤征收国币2．75元；本色棉纱超过23支者（即细纱），每百斤征收国币3．75元。
1930年，宋子文又主持制订了征收火柴统税条例。规定税率为：长度不及4．3公分，或每盒不过75支者，每大箱征税5元；长度在4．3公分以上5．2公分以下，或每盒不过100支者，每大箱征税7．5元；长度过5．2公分，或每盒在100支以上者，每大箱征税10元。同时，还开征水泥税，其税率为：每桶重量380磅者，征税6角；包装或小桶之重量超过或不及380磅，其差额在1／10以上者，按其重量比例征收之。麦面方面，宋子文规定，其税率为值百抽五，即每包一角。以上为开征时税率。实际上，随着统税条例的不断修订，各货物的税率是变化的。统税的开征，为南京政府开辟了财源，以1931年为例，南京政府的统税收人为：卷烟税0.50018亿元，棉纱税0.15656亿元，火柴税0.04168亿元，水泥税0．01735亿元，麦粉税0.05837亿元，熏烟税0．01584亿元，啤酒税0.00663亿元。以上各项计约8000万元。1931年财政收入为5．58亿元，统税收入约占七分之一。宋子文筹款理财的这些做法，确实为南京政府的财政问题，解决了不少困难。
但是，收入增加并不意味税制改革卓有成效。相反，它在“体恤民间疾苦”的口号下，使民众增加了许多苦难。以盐税为例，就盐税本身而言，根据亚当·斯密征税原则，一种优良的税法必须坚持平等的原则，即收人多，多负担；收人少，少负担，以调节贫富，为大多数人造福。而盐税则不然，它是按消费量征税，而穷人并不因为穷就比富人需要更少的盐，对于这种不良税法，南京政府应该加以废除，而代之以所得税之类按纳税能力大小而征收的新税。但它目光短浅，只为保持收入，继承了封建王朝的弊政，致使中国广大的贫苦人民仍不能摆脱长期以来压在头上的经济枷锁。
退一步说，即使由于种种理由而不得不保留盐税，宋子文也应该稍降税率，以减轻人民负担。可实际上不仅没有降低，反而不断提高盐税税率，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弥补东北15%的盐税收入，宋子文通令各地盐税率上调，由原3％～40%不等上调至5％～6%不等。除正税外，各地当局在盐税上的附加多如牛毛。以川南为例，各种附加税捐每担达20余元，而盐本身成本不过一元，真是骇人听闻。对于各种附加税，宋子文开始命令各地维持现状，不能增加，后来收归财政部管理。本来，财政部曾声言，收回之后，即加废除，但是，等到真收回后，却全盘接受，经过“整理”纳入正税之中。这样，宋子文对盐税附加税的改革，便成为一场骗局。
宋子文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后，不仅着手税制改革，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而且力图建立一个蒋宋直接控制的金融机构，即中央银行。
1928年夏，宋子文主持召开了两个重要会议，即1928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1928年7月在南京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经济会议主要是由当时工商界人士和部分经济学者组成，财政会议则由国民党中央和各省负责执行财政规划的行政人员组成。这两次会议，为制定一项财政金融货币等方面的全面规划，提出了建议方案。
经济和财政会议以后，宋子文开始筹建中央银行。为此，他于1928年10月主持制定了《中央银行章程》，并由南京政府正式颁布。章程规定：中央银行为国家银行，资本总额为2000万元，由国库一次拨给2000万元的“公债预约券”作为股本。总行设在上海，于各地设立分、支行。中央银行具有发行兑换券，铸造及发行国币，经理国库及内外公债的特权。其业务范围包括：经营国库证券及商业票据买卖和贴现，办理汇兑发行期票、买卖金银、调剂金融市场，接受存款和以金银为担保的贷款，代理收解各种款项，保管证券等贵重物品等。
1928年11月1日，中央银行在上海正式成立。宋子文自兼总裁，并派他的圣约翰和哈佛大学同学陈行为副总裁。总行行址设在上海外滩15号，系帝俄道胜银行旧址。宋子文处理行务、接见宾客多在行内，有时也在祁齐路私邸。
被戏称为：“第一夫人”的宋霭龄，终其一生也只是个行政院长夫人。而其妹宋美龄却实现了她当初的梦想站在了第一夫人的位置上。图为罗斯福夫妇陪同宋美龄向美国建国之父乔治·华盘顿的陵墓致敬。中央银行表面上采取三权鼎立制，除总裁外，设有理事会和监事会。理事会最早的理事有宋子文、陈行、叶琢堂、周佩箴、王宝伦、钱永铭、陈光甫、荣宗敬、周宗良等，前5名为常务理事。监事会7人，有李铭、虞洽卿、贝祖贻、徐陈冕、林康侯、秦润卿、李毅臣等，李铭任主席。上述理监事人员，除代表工、商银行业和审计部门外，部分是宋的人，也有部分如叶琢堂、虞洽卿、周佩箴等都是蒋的关系人。总裁兼常务理事，并任理事会主席，集立法、行政权于一身，监事会实际上不起什么作用。宋在开会时，提出议案，三言两语便解决，事实上等于宋说了算，亦无人敢持异议。
国民党政府虽于此前，1924年在广州，1926年在汉口设立过中央银行，但与1928年11月在上海成立的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中央银行，并无连续性。所以它成立时，资力比较薄弱，组织比较粗疏，业务也比较简单，各方面均不及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南京方面本拟发行2000万元金融公债，后来还是由中交和其他行庄凑足一个整数，作为中央银行的资本。
中央银行的业务主要集中在业务局和发行局。业务局是对外营业的第一局，除办理总行业务外，并负监督和指导分行业务责任，主要业务包括国库存款和买卖公债两种。当时国库存款来源大多来自关税，另有一小部分来自附加税，即关税自主后的二五附加税。公债买卖，是受财政部委托，并委托证券交易所经纪人办理，每天从开盘到收盘，涨落的差价作为该局的一笔收人。
发行局是中央银行对外营业的第二局。其主要业务：发行更换券和辅币券；接运国外订印的钞券，加以盖印签章；保管准备金及钞券的现金兑现等。根据钞券领用办法，领券时缴七成现洋，三成公债，按市价折合，多退少补；而在钞券停止兑现以前，上海总行是无限制兑现的。由于当时发行尚未统一，中央银行发，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也发，其他一些商业银行也发，所以中央银行所发钞券信用不够巩固，在人民心目中也不吃香，有转换成其他银行钞券的，也有辗转兑成现金的。为了防止大批钞券挤兑起见，限制很严。
稍后，中央银行又成立了一个棉麦处，全称是棉麦事务经理处。这是一个独立的、半公开的机构，因对外借款关系，不属于业务局，一切秉承宋子文总裁命令办理。1931年长江发生水灾，宋子文曾与美国订立美麦借款45万吨，每吨作价美价美金75元，共计3375万美元。1933年，宋又与美国签订棉麦借款5000万美元，这次除麦子和面粉外，加上了棉花。棉麦的设立是受财政部的委托，办理上述实物的接运安排，以及储藏转买等事务上的手续，到棉麦接收处理完毕，机构也随之撤销了。
在外部，宋子文力图通过中央银行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实行控制。中国银行的前身是1905年创立的“户部银行”，1908年改称“大清银行”。辛亥革命后，“大清银行”清理结束，1912年2月，另组中国银行，总行设于北京。交通银行初系清政府邮传部为经理铁路、电报、邮政、航运四项事业的收付而设的银行，成立于1908年，总行初设北京，全国各地设有分支机构。这两家银行在当时金融界占有重要地位。宋子文既要垄断全国的金融，必然要对这两家资力比较雄厚的银行进行控制。
中国银行原有资本2000万元。1927年南京政府指令将该行总管理处由北京迁至上海，并修改其银行条例，定资本为2500万元，强行加入“官股”500万点点细梅，万叶千声皆是情。图为宋美龄·绢本-春从笔底来。元，并指定其为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1928年宋子文又将交通银行总行从北京迁至上海，颁布该行条例，资本为1000万元，加入“官股”两成，即200万元，并指定其为特许的“发展全国实业银行”。这样，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就渗人了“两行”。
宋子文虽然采取了如此手段，但当时“官股”在中国银行股本中仅占五分之一，在交通银行股本中只占十分之一，就资本、信用的实力而言，中国、交通两行都超过了中央银行，宋子文对“两行”一时还难以驾驭。到30年代初期，宋子文又提出修改“两行”条例，分别予以增资。到30年代中期，“两行”中的“官股”已超过半数，宋子文直接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对交通银行也派其嫡系人物任董事长。这样，终于实现了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控制。
1935年4月，南京政府又将原“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这时，宋子文虽然已不担任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其主要职务已由孔祥熙取代，但宋在财政金融界仍发挥重要作用。从1928年中央银行的创办，到抗战初期“四行联合办事总处”的组成，无不有宋子文的汗马功劳。
中国银行宋子文就职财政部长不久，南京政府准备进行第二次北伐。1928年2月初，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进行北伐的决议。11日，南京政府令军事委员会及北伐全军总司令限期完成北伐。不久，蒋介石将所管辖军队改编为四个集团军：蒋嫡系为第一集团军，蒋自兼总司令；国民革命联军为第二集团军，以冯玉祥为总司令；北方国民革命军为第三集团军，以阎锡山为总司令；两湖各军为第四集团军，以李宗仁为总司令，准备共同北伐。4月，各军先后开始行动，发动了讨伐张作霖的战争。6月初，张作霖决定放弃北京，在返往沈阳途中被日军炸死。6月15日，南京政府发表宣言，宣布“军事时期将告终结”。
1928年上半年第二次北伐时，宋子文是在缺乏预算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蒋介石要求他每5天筹集160万元，以供军事需用。在当时那种紧急情况下，宋子文没有其他办法，只有采取高压政策，强迫上海资本家筹集数百万的贷款和承购公债。
北伐军到达北京后，宋子文开始改变过去的高压政策，而采用和上海金融界、商业界、实业界头面人物合作政策。他还想结束北伐时普遍采用的那种混乱的预算程序，而施行一种事先制定的中央预算制度。
宋子文赢得资本家合作与控制预算的第一个回合，是1928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宋邀请了近70名全国主要的银行家、商人、工业资本家和45名省市政府的代表出席会议。它名为全国经济会议，实际上是由江浙财阀控制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商业方面的代表是江苏、浙江人。
宋子文宣布会议计划时，对过去用高压手段筹款的办法表示歉意，承认“在战争时期我们或许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去筹款”。他号召与会的头面人物与政府合作。他强调说：“除非人民能参与政府在政策上的系统阐述，没有一个政府能取得人民的信任。”“在人民参加政府的问题上，财政部并没有坐等高超的方案系统阐明。我们曾经召集过党外人士、纳税人代表对我们提出批评，进行帮助并予以指导。”宋补充说，全国经济会议的成功，“将是中国走向民主制度的一个步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