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芳是菲律宾华侨，先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后又转到石底监狱，组织越狱失败。李子芳与黄诚、冯达飞等人于1942年5月被敌人残酷杀害，李子芳年仅32岁。在狱中，他写下了一首掷地有声的诗篇：“铁军战士不弯腰，岂能怕死去求饶。人生百年终一死，留得青山上云霄。铁军战士不发愁，革命何须怕断头。留得子胥豪情在，三年归报楚王仇。”
在皖南事变中，泰国华侨陈惠和另一位华侨青年陈宜一起，用担架抬着病重的组织部长李子芳，艰苦突围。李子芳再三要他们自行突围，但他们执意不肯，直到李子芳下了死命令，他们才含泪转身冲出一个山口，冲杀中，陈宜壮烈牺牲，陈惠和其他战友被敌人包围，陈惠在极度悲愤中举枪自杀。在重伤昏迷中，他被国民党军抬到俘虏营里，当敌人认出他是新四军篮球队长时，便残酷地撕去他头上的纱布，任其血流如注。这位脸上还带着几分稚气、被同志们称为青年楷模的小伙子，抗日壮志未酬，却惨遭国民党顽固派的毒手。陈惠，这位才华横溢的华侨青年，在泾县茂林大王坑壮烈殉难时，才22岁。
在囚禁的新四军干部中，除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黄诚、组织部部长李子芳、第3纵队司令员张正坤、第2纵队副司令员冯达飞、第5团团长徐锦树和政治委员林开凤等200多人于囚禁期间惨遭杀害外，其余人员坚持斗争到抗战胜利。在1945年10月国共两党订立“双十协定”后，有200多人陆续获释，还有40多人被认为是“最冥顽分子”仍遭关押。
25、 项英应负主要责任
皖南事变的罪魁祸首虽然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但是，新四军之所以中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暗算，遭受如此重大损失，新四军方面也有很大责任。对此，新四军战史编辑室在其编著的《新四军战史》中作了客观的分析，认为项英对皖南事变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并提出了四点教训。
一、对国民党的反共阴谋缺乏应有的警惕。抗日战争开始后，项英由于受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迁就国民党的种种限制，不敢理直气壮地同国民党的反共行为坚决斗争，不愿意将军部转移到敌后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战争，甘于长期驻守在国民党重兵围困、监视下的皖南一块狭小地区，处于险境不知险。在国民党顽固派调兵遣将加紧准备“围剿”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时，他对处境险恶虽有所感，但对局势的严重性仍估计不足，对脱离皖南险境缺乏紧迫感，把脱离险境的战略转移当做大搬家，舍不得丢弃坛坛罐罐，强调这个困难那个困难，总想通过谈判、交涉能使北移安全有保证，总想不经过战斗就能平平安安转移。在有严重敌情下的转移，按理应保持行动的突然性和隐蔽性，不使对方知道自己的行踪，可转移的第二天，他居然决定致电蒋介石、顾祝同、上官云相等人，报告新四军皖南部队已于1月4日晚上开始北移及北移路线，思想麻痹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当皖南事变的枪声已经响起时，他还对国民党顽固派抱有幻想，不是抓紧时机组织部队坚决突围，而是企盼通过同国民党谈判、交涉，求得顽固派撤军让路。结果丧失了突围时机，遭致全军损失惨重。对此，毛泽东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深刻指出：“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需要一整套的战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这次反共高潮中项英同志的机会主义的失败，全党应该引为深戒。”（《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82页）
二、对中共中央的指示没有坚决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鉴于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处境险恶，以及集中力量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需要，曾三令五申要其北移。项英由于对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针持有异议，长期坚持其向南发展的错误主张，对中共中央关于北移的指示一再借故不执行。早在1940年1月29日，毛泽东、王稼祥就电示项英：“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须秘密准备多数渡江。”（《新四军·文献》（1），第145页）项英不但没有组织皖南部队北上，反而要求江北部队一部南调皖南。5月，中共中央接受陈毅、粟裕等人建议，同意新四军军部及皖南主力部队移至苏南。项英开始亦表示同意，后又借口国民党军阻拦，没有实行。10月5日至11日，叶挺指挥部队取得皖南反“扫荡”胜利，从日军手里夺取泾县城，打开了原为顽军封锁的由云岭东进苏南的门户，这是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东移或北渡的最佳时机。10月8日和1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连电叶挺、项英，明确指出：蒋介石已令顾祝同、韩德勤“扫荡大江南北新四军，大江南北比较大的武装摩擦是可能的”，“最困难的是在皖南的战争与军部”，（《新四军·文献》（2），第9页）“军部应乘此时速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新四军·文献》（1），第185页）并指出：“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游击，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是最不利的。”（《新四军·文献》（2），第9页）10月9日，刘少奇也致电叶挺、项英：“军部在皖南既不可能，建议从速北移。因目前交通尚有可能，如果迟缓，恐有被顽固派阻断封锁可能。”（《新四军·文献》（2），第10页）毛泽东等的这些电报，对新四军军部北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及向南发展不利方面讲得清清楚楚，并且强调军部北移“绝对不要再迟延”。这些指示既明确又严峻。项英却以北移困难为由，再次没有执行，坚持“仍以军部所在地作基点较有利”（项英1940年10月11日致电毛泽东、刘少奇等电，《新四军·文献》（2），第11页）。11月9日《佳电》发出后，中共中央、毛泽东等多次电示项英，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必须在12月底前全部北移。项英一再强调困难，没有及时北移。致使北移时机一失再失，终于酿成惨局。因此，中共中央在《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中强调指出：“军队干部，特别是各个独立工作区域的领导人员，由于中国革命中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特点所养成的独立自主能力，决不能发展到不服从中央领导与中央军委指挥，否则是异常危险的。”“不论其如何自以为是与有何等能力，结果总是要失败的。”“全党全军应该警惕，引为鉴戒。”（《新四军·文献》（2），第182页）
三、舍不得局部牺牲导致全局受损。项英对北移一再迟疑犹豫的原因之一，就是怕受损失，想“保全力量”（李一氓1941年3月20日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新四军·文献》（2），第184页）。他担心由铜陵、繁昌北渡，顾祝同部会尾追进击，日军会在江中拦截，李品仙部会在江北堵击；东进苏南再转苏北，在途中要遭到顽军第52师、第108师堵截，进入苏南敌占区后，还要受日军和顽军第2游击区部队的夹击。顾虑这，顾虑那，感到哪条路线都不安全。诚然，不论走哪条路线，都有严重敌情。但是，如果早下决心，组织严密，在顽军“围剿”部署就绪前行动，很可能顺利达到北移目的，即使遭受损失，也只是局部的，不会像后来这么严重。1月3日，第5团第2营200多人由无为南渡皖南，十分顺利；后来，多批突围部队也顺利渡江北上，就证实在日顽严密封锁下仍是可以北渡的。再则，星潭受阻，如果按叶挺意见集中兵力坚决打出去，局部牺牲在所难免，但大部分可以冲出重围。因为星潭已接近顽军包围圈外沿，冲过星潭，就冲出了包围圈。可惜，项英舍不得局部牺牲，不敢坚决突围，幻想绕道寻隙逃走，以保全力量。决定回撤，既失去了突围的有利时机，又造成部队思想上行动上的混乱，致使部队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结果全局受损。
四、临战指挥失误。在敌我力量判断上，过低估计顽军，过高估计自己。认为走南线只会同顽军第40师遭遇，用皖南部队6个团打第40师3个团，力量有余，即使发生战斗，也能很快将顽军消灭或击溃。由于存在这种轻敌麻痹思想，事先未作应付不利情况的准备，以致强攻星潭不下时，就乱了方寸，迟迟下不了决心，在瞬息万变的战斗环境中，还长时间开会，白白坐失战机。最后决定回撤更是失策。特别是1月9日凌晨形势危急，最需要同舟共济时，身为新四军主要决策人的项英，竟惊慌失措，思想动摇，未找叶挺商量应急措施，置广大指战员于不顾，就擅自脱离指挥岗位，带领十几个人私自出走，动摇了军心，损害了党的形象，使已陷入困境中的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处境更加险恶。
26、 陈毅受命于危难之中
1941年1月18日，刘少奇、陈毅电报中共中央，提了出皖南事变后的工作部署，建议在苏北成立新四军军部，提议陈毅为代军长。
1月19日，中共中央复电：“蒋介石宣布新四军为叛逆，似有与我党破裂决心。我们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采取必要步骤。”
1月20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同日，中共中央又发出成立新四军军分会的任命通知，刘少奇为军分会书记。邓子恢在安徽工作，饶漱石为代理政治部主任。
根据中央军委命令，陇海路以南的部队统一编为新四军。
苏中地区部队编为第1师，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炎；
淮南地区部队编为第2师，师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郑位三；
盐阜、皖东北地区部队编为第3师，黄克诚任师长兼政治委员；
淮北豫皖苏边区部队编为第4师，彭雪枫任师长兼政治委员；
鄂豫边区部队编为第5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治委员；
苏南地区部队编为第6师，谭震林任师长兼政治委员；
皖中、皖南地区部队编为第7师，张鼎丞任师长，曾希圣任政治委员。
全军共7个师和一个独立旅，计9万余人。
27、 皖南事变的损失
1941年1月，国民党当局置大敌当前于不顾，悍然出动7个师8万余重兵，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围歼遵命转移途中的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9000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遭到了严重的损失。苦心经营3年之久的新四军军部被整个摧毁。皖南新四军近万名指战员，除少数分散突围外，其余悉数被围歼。其中有坚持南方3年游击战争的红军骨干，有从延安派来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领导干部，有中共南方各级党组织选派到新四军的优秀党员，有投笔从戎、请缨杀敌的知识青年，有毁家纾难归国抗战的爱国侨胞，更有杀敌不让须眉的巾帼英豪。他们没有战死在抗日的战场，却屈死在“友军”的枪口之下。
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遭到的最严重的一次损失。但是，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损失（被俘、牺牲和失散）究竟有多少呢？对此，长期从事安徽抗日战争编研的史学工作者童志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他在其文《皖南事变新四军损失考》中详细介绍了新四军被俘、牺牲和失散的情况。现摘录如下：
一、被俘情况。
在皖南事变中先后被俘的新四军指战员有数千人之多，他们之中大多数是在弹尽、粮绝、负伤、失去抵抗力的情况下被俘的。叶挺、黄诚、林植夫等人则是去谈判时被扣的。此外，从国民党繁昌县长徐羊我、县党部书记长洪添铭1941年2月13日致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主任黄绍耿的报告可知，第2纵队副司令员冯达飞突出重围后，在南陵县童村乡南保村养伤时，因到江北联络的交通员被捕搜出冯达飞亲笔信而暴露行迹，终被国民党中统南陵调查室特务捕获。（存安徽省档案馆）
被俘的新四军指战员经过长途递解，于1941年2月被关押到浙江省淳安县开化。2月17日，经何应钦修改审定，国民政府军委会颁发了《新四军被俘官兵管训实施办法》，明令由第3战区负责主持新四军被俘官兵的“管训”工作。（存第二历史档案馆）3月，新四军被俘人员被押送到江西上饶地区，在由七峰岩、周田村、茅家岭、李村以及铅山县石塘等监狱组成的上饶集中营这个特殊的战场，开始了同国民党顽固派新的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