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围开始后，项英带着军部警卫连的排长李德和、副排长陈得胜、警卫员夏冬青，随着机关突围的人群，从石井坑出发，翻越海拔800多米的火云尖，来到西坑的山谷中。项英凭着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认为顽军在北面的大康王等地封锁严密，难以突出去，不如向南转到顽军合围圈外暂时隐蔽。于是，他率随行人员由西坑向南边的螺丝坑方向转移。途中项英等人遇到了军部副官处的副官刘厚总，他主动要求留在项英身边。刘厚总平时表现虽不怎么样，但他打过3年游击战争，个头高，力气大，枪法好。项英身体虚，胃病又犯了，由于没有东西吃，还要连续爬山，显得很吃力。刘厚总从小在山里长大，擅长爬山，他自告奋勇，背着项英爬山。项英被感动了，视他为救命恩人，把他留在了身边。
1月16日晚，项英在转移途中意外遇到了周子昆及其警卫员黄诚。他们各自叙述了分别几天后的遭遇，项英拉着周子昆的手，眼里噙着泪说：“部队遭受这么大的损失，主要责任在我，我回到中央，要作检查，请求处分。”
周子昆也流着泪说：“我也有责任。”
项英信心十足地说：“只要不死，我们一定能够突围出去。”
项英和周子昆会合后，继续赶路，到达螺丝坑后，又陆续联系作战科长李志高、原侦察科长谢忠良、老1团第2营营长李元、侦察排长张益平等一批同志。项英与李志高等会合，人员逐渐增多，他认为很有必要建立临时党支部，便指定李志高为临时党支部书记，谢中良为副书记，项英还强调：“在隐蔽过程中，一切行动要以支部为核心。”
在螺丝坑隐蔽几天后，项英得知顽军在春节后要搜山，便带领大家向东北方向的濂坑转移。此后，他们与当地的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又转移到赤坑。为了避免暴露目标，便于解决吃饭问题，项英决定将收拢的40余名干部战士分几处隐蔽，项英与周子昆、黄诚、刘厚总4人住在赤坑山上的蜜蜂洞；谢忠良和夏冬青等十多人住在下面靠悬崖搭的棚子里，李志高等人在铜山、水岭一带活动；教导总队工兵连长刘奎等人住在石牛窝村。
为了尽早突围到江北，项英与周子昆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做了周密的准备，为每一个人都做了一套便衣，准备了干粮。3月13日，项英布置刘奎带着陈得胜、张益平、何继生去水岭李志高那里挑粮食，然后安排刘厚总、李德和在第二天一早去见中共泾县县委书记洪林，请地下党配合他们突围。
当天晚上下起了大雨，雨骤风狂，雷电交加。项英的心情比往日轻松了许多，在地下党的帮助下，突围到江北指日可待。他兴致颇高，与周子昆下起了象棋，两人边下边聊：
“找到了地下党组织，去江北就快了。”
“只要不死，总会突围出去的。”
“这次我们吃了大亏，总有一天要把这个账算回来。”
警卫员黄诚一觉醒来，见两位首长还在下棋，便提醒说：“首长，该睡觉了，别再下了。”
项英说：“你别管，睡你的觉。”
对于此后发生的事，多年后，黄诚作了这样的回忆：
……我翻了个身又睡着了，睡在梦中，猛然听到几声枪响。我一伸手就抓头下面的短枪，只听砰砰又是两枪，我的脖颈上像火烧，就昏迷过去了。
开枪的是叛徒刘厚总。当天夜晚，睡在蜜蜂洞中的只有项英、周子昆、刘厚总和我4人。刘厚总原来使用的短枪，只能打单发，他几天前提出要和陈得胜换枪，陈得胜不高兴和他换，项英出面做工作，陈得胜才勉强同他换了枪。刘厚总就是使用陈得胜的那支好枪，可以打连发，才单人单枪打死了两位首长。
刘厚总开枪打死了项英和周子昆，黄诚左臂和颈部中弹后昏了过去。刘厚总将项英、周子昆身上携带的黄金、钞票都搜出来，又摸走了项英和黄诚的手枪，便匆匆下山逃跑了。
按照惯例，警卫员夏冬青一早赶到蜜蜂洞去照顾首长，却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他转身往下面跑，悲痛地对谢忠良等人说：“不好了，项、周首长出事了。”
谢忠良和刘奎等人一起往上面的山洞跑去，发现项英、周子昆已牺牲，黄诚从昏迷中醒来，告诉他们这事是叛徒刘厚总干的。谢忠良当即同大家商量，刘厚总杀害两位首长后，很快就会把敌人引来，必须立即转移。谢忠良说：“我们先把项副军长和周副参谋长的遗体埋好，做上记号，等到革命胜利后，我们再来取出去重新安葬。请大家记住，项副军长穿的是布鞋，容易腐烂，周副参谋长穿的是皮鞋，三五年不会烂，以后我们来取时要注意这个区别。”
于是大家在离蜜蜂洞100多米的石崖下挖了两个坑，怀着悲痛的心情，埋葬了项英和周子昆。全国解放后，袁国平的夫人邱一涵，周子昆的夫人何友，项英的女儿项苏云、儿子英学成，分别向组织上反映，要求寻找烈士的遗骸，正式予以安葬。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华东军区司令员的陈毅予以大力支持，华东军区政治部向总政治部打了专项报告，总政治部于1952年7月29日批复同意。
1952年8月14日，华东军区政治部出面，由当年参加掩埋项英、周子昆遗体的教导总队工兵连长、时任皖南军区副参谋长的刘奎带领，找到了烈士的遗体，运抵南京。1955年6月18日下午，在南京军区总医院礼堂，举行了项英、袁国平、周子昆三烈士遗骸入殓仪式。6月19日上午，将三烈士安葬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项英的墓在中间，右为袁国平墓，左为周子昆墓，当地人尊称“三将军”墓。
22、 叛徒刘厚总自称“彻底觉悟”
刘厚总是湖南耒阳人，贫苦农民出身，大革命时期在家乡是农运的骨干。大革命失败后，在当地打过游击。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厚总领导的游击队被编入新四军。1938年到延安抗大学习。1939年转到新四军教导总队学习，后被分配到新四军军部副官处任副官。他个人主义十分严重，在部队中感到不得“志”，一直对党对组织心怀不满，又有严重的流寇主义、报复主义的思想。在革命队伍中，他的错误思想没有得到改造，在革命受到挫折的情况下动摇叛变。因此，谋害项英、周子昆是他错误思想的恶性发展。过去，有的党史工作者认为刘杀害项、周是因为发现他们身上带有一笔经费，因而“起了谋财害命之心”，这种分析未免过于简单化了。
刘厚总叛逃后，即向国民党投降。1941年4月间，他向国民党旌德县县长李协昆招供了项英率领突围人员40多人隐藏在山洞里的经过，以及他在3月13日（农历二月十六日）深夜暗杀项英、周子昆的情况。4月28日，刘厚总带领旌德县特种工作行动队队长陈思新以及若干部队前往蜜蜂洞搜寻尸证。
1942年7月10日《宣报》第875号副刊《皖南绥声》第10期，刊载了刘厚总《我为什么打死项英周子昆》的反共文章。他无耻地说：“我在皖南各县居留将近一年了。事实告诉我，中央对于被俘军官的宽大优待。真使我感激涕零”，“现在是彻底的觉悟了”，“今后愿尽我未完的生命来为国家民族忠诚地服务到底以赎我过去的罪恶于万一”等等。
关于刘厚总最后的下场，尚不清楚。
附：刘厚总给蒋介石的报告（1948年5月10日）
窃厚总昔在新四军，乃与政府并肩抗战。及新四军违反政府命令，致被解散，该军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复谋组织游击大队，与中央抗衡，决命厚总为大队长。厚总既愤日寇之残暴，不忍自相戕害，妨碍抗战国策，为表个人之赤诚，不惜冒万死，于皖泾县山居内，将项英、子昆叛首刺死，并取其黄金8两5钱、手枪3支（其中一支系史达林赠送项英者）、派克自来水笔3支、金挂表及火车挂表各一个（表、笔现已发还，但成废物，不是局本部所换）、法币2万数千元，一并缴交皖太平县政府投诚。虽经迭解，应皆有案可查。以项英之才能（其在中共之地位、其在江西领导游战时，政府即曾悬赏捉他），设令尚生存于今日，其影响之所及，不难设想，而厚总之所贡献于政府者，其价值如何，当亦不难估计。但此种忠诚之表现，非唯未蒙抚慰，且不幸被禁数年。现蒙局本部开释，并蒙发给2500万元，以资返籍，深感大德。厚总因被禁有年，致成残体，耳、目、脚等均有重病（现正医病），年龄老迈，六亲无靠，虽蒙厚惠2500万元。实不敷医病之用，他如购买行李衣物及旅费与今后生活费用，均无着落。际此生活奇昂，瞻念前途，不禁凄然，为此，不揣冒渎。披沥上陈，恳乞悯其投诚之愚衷，恩准另发救济费（或作奖金，厚总自当登报道谢）若干，以延蚁命，借昭激劝。并恳发给自首证书（并乞严令下属军政人员，对诚意投诚而有显著工作表现之自首者之生命财产，加以保障，“确有不法行为者在外”，对剿匪建国有利无害）和护照，俾便返籍，免致当地政府发生误会，无任感祷。
谨呈
主席蒋
刘厚总（近更名刘雄）呈
23、 2000余人成功突围
新四军皖南部队9000余人于1月4日从云岭出发，战斗至12日，部队伤亡惨重。13日凌晨，军长叶挺被迫下达了突围命令。
此时，在突围中，多数部队弹尽粮绝，饥寒交迫，处境十分艰难。但是，广大指战员不畏艰险，前仆后继，奋勇向前，冲过一道道封锁，翻过一座座山岭，涉过一条条河流，顶风冒雨，夜行晓宿，嚼生米，吃草根，克服了千辛万苦。最后共有2000余人突出重围，一部分人员就地坚持打游击，其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突围出来的部队主要是：
傅秋涛率领的老1团300多人突围至泾县、宁国交界处一带山区，转战半月余，先后遭顽军约4个团的“围剿”，突破顽军第52师、第108师的层层封锁，经宁国、宣城、当涂、溧水，于3月初到达溧阳第6师第16旅。此后，第1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江渭清、老1团团长熊应堂先后率领部分指战员亦转战到溧阳。
新1团团长张秀率领200多人，经过一个多月的苦战，到达繁昌长江边，在地方党和群众的支援下，于2月底渡过长江，到达无为，与新四军江北部队会合。
第2纵队突围时分左右两路。
右路有800多人，由新3团团长熊梦辉、参谋长张日清、政治处主任阙中一率领，从石井坑西北向章家渡方向突围。在突围中，先后遭到顽军第108师、第144师、新7师的多次阻击，损失较大，部队被打散。纵队司令员周桂生不幸中弹牺牲。副司令员冯达飞受伤，后在群众家中养伤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黄火星、熊梦辉、张日清、阙中一分别率领部分人员突出重围，于1月中下旬先后渡过长江，到达无为。
左路有600多人，由新3团第2营营长巫希权、第1营副营长张玉辉率领，从石井坑西面向茂林方向突围。纵队部随右路突围。左路以9挺机枪开路，一路冲杀，连连突破顽军封锁，当夜就穿过茂林、章家渡，1月25日夜冒雪渡过长江，到达无为。这是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人数最多的一支队伍，有400多人。
第3纵队特务团280多人，在纵队参谋长黄序周、团长刘别生、团政治委员张闯初等人率领下，从高坦突围，转战20多天，分别到达铜陵、繁昌，于2月中下旬渡江北上，到达无为。第5团在防守东流山阵地时伤亡较大，临突围时只剩百余人，突围中又被冲散。纵队司令员张正坤受伤被俘，政治委员胡荣牺牲。第5团团长徐锦树、政治委员林开凤被俘。
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宣传教育部部长朱镜我、音乐家任光在突围中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率领军部机关部分人员先后隐蔽在泾县南部山区螺丝坑、里潭仓、濂坑等处，被叛徒杀害。其他60多人，在军部作战科科长李志高等人的率领下，于4月底渡过长江，到达正在组建中的新四军第7师师部。
除了突围出来的2000余人外，其余6000余人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叶挺在下山与国民党顽军谈判时被扣留。
24、 至死不屈，临刑不惧
皖南事变发生后，叶挺军长被囚，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杀害，部队损失7000人。蒋介石的阴谋得逞了。
1月17日，蒋介石这个制造皖南事变的罪魁祸首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军长“革职”，送“军法审判”。同时，命令李宗仁、汤恩伯、李品仙等几十万大军，继续进攻新四军其他部队。至此，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了最高峰。
在蒋介石发布上述反动命令后，国民党顽固派一面在皖南实行血腥的白色恐怖，加紧“清剿”，搜捕我失散人员和隐蔽坚持斗争的人员；一面又在上饶设立法西斯集中营，残酷迫害我坚贞不屈、顽强斗争的被俘人员。
叶挺军长被扣后，国民党反动派施展各种卑劣伎俩，对他进行威逼利诱。顾祝同亲自设宴，以“至交”（叶与顾同是保定军官学校同学）的身份，对叶挺进行所谓“忠告”，说什么“你现在又不是共产党员，我们可以好好共事”，并表示只要叶挺发表一个宣言，马上就“以第3战区副司令长官地位相居”。叶挺大义凛然，厉声斥责顾祝同说：“请你们把这一套收起来吧！今天是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叶挺一向力主抗日，别无他念。可是你们却反复无常，不顾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诺言，悍然发动皖南事变，陷害新四军，‘合作抗日’这4个字，亏你说得出口！”“叶挺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
在上饶县李村监狱里，叶挺始终坚贞不屈，并作了那首有名的囚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呵，给你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
但也深知道
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
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起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同叶挺一样被囚禁在江西上饶集中营的还有被俘的600名新四军干部，他们也受尽了残酷折磨：年老的团参谋王槐生，作战负伤，国民党反动派竟唆使医生割断了他的血管，使其血流尽而死。青年科长陈惠，弹中头部，国民党反动派不但不予治疗，反而撕大伤口，使他狂呼而死。女同志周琳，遭受禽兽不如的国民党军官十余人强奸后，惨死狱中……
然而，英勇的新四军干部们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欺骗利诱，残酷刑讯和野蛮屠杀，始终坚贞不屈，保持革命者的崇高气节。他们在狱中成立中共秘密组织，领导反感化、反诱降、反迫害的斗争，提出“坚持革命气节，反对屈膝投降！”“不暴露组织，不出卖同志，做党的好儿女！”“至死不屈，临刑不惧，为革命争光，为历史争气！”等战斗口号。他们积极组织越狱、暴动。1942年5月25日，茅家岭暴动成功，全狱26人，除2人负伤被顽军抓回杀害外，其余24人均逃出虎口，并夺得轻机枪两挺、手提机枪两挺、步枪8支、手榴弹39枚。同年6月17日，第6中队秘密党支部，乘集中营向福建转移之机，在福建崇安赤石镇领导了80多人的暴动，除当场牺牲9人外，其他大部人员跑进了武夷山。此外，零星越狱、逃跑的也有上百人。他们多数先后重返新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