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极难之境能坚守观变
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曾国藩
曾国藩说自己一生“打脱牙之日多矣”，又说一生成功“全在受辱受挫之时”。同治五年，他在写给次子曾纪鸿的信中阐述了“能度过极困难之境，方是大英雄”的道理。他说：平常人遇到困难、挫折时便会停下来，放弃自己的目标，或绕道他处。实际上，困难时不能停下来，“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他透过古今豪杰成败的启示，得出结论说：“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曾国藩一生受困受辱，打脱牙和血吞的时间很长，次数也很多，但在江西为最。
曾国藩以空头侍郎衔领兵，过去依靠湖南大力支援，由于自己的名望、地位在家乡属于一流，所以，做事还是顺一些。到江西后，只有依赖江西接济饷需。而江西巡抚陈启迈虽与骆秉璋同样缺乏才干，但气度方面则远不及骆，甚至刚愎自用。曾国藩又一如往日，遇事径行，不免干预省内行政。这样，两人矛盾愈来愈尖锐。正如曾国藩所说：陈遇事“多方掣肘，动以不肯给饷为词”，“凡省中文武官僚晋接有稽，语言有察”，“凡绅士与我营款惬，则或因而获咎。”陈甚至不经过曾，径自指挥调遣罗泽南等军；且朝令夕改，使人无所适从。巡抚如此，其下各级官吏自然仰承意旨，也处处与湘军为难，“部将官至三四品者，每为州县扑责”。曾国藩劝捐，“所给印收，州县辄指为伪。拘讯捐户”。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除了尽可能迫使陈启迈多供军饷，如奏准动支江西漕折银外，又多方联络本省士绅，如委任刘于浔办江西水师，黄赞汤主持全省捐输。黄为前刑部侍郎，位高望重，为全省士绅首领，陈启迈对之也不能不有所退让，而黄则一心依靠湘军保护家乡安全，也竭力相助湘军。至十月底止，劝捐多至八九十万两，实际支用亦达六十余万两。曾利用这些款赶造船舰，招补水勇，很快就使内河水师成为一支拥众三干多，船舰二百余艘的大舰队。此外，还在江西募平江勇四千余人，其中三千由李元度统带，其余一千多人属江西省军。由前德安知县刘希洛管带。再加上塔齐布、罗泽南两军八千五百人，在江西的湘军就多达一万六千多人。
与此同时，曾国藩又暗中搜集陈启迈材料，并于六月专折奏参。文俊接任巡抚后，紧张关系虽有所缓和，但仍然矛盾丛生，曾国藩的处境并无多大改善。与曾积怨甚多的王鑫也说：“涤帅遭际若是，真令人急煞。”“涤帅所处真是不易，其尤难者仍是饷项一节耳。”曾国藩之所以有如此景况，问题在只有军权，而不能如胡林翼以巡抚统辖地方之权去筹饷。正如曾国藩所说：“军事非权不威，非势不行，弟处无权无势之位，常冒争权争势之嫌，年年依人，顽钝寡效。”
在军事方面，曾国藩也陷于明知被动，而又无法摆脱的困境中。
二月中旬，咸丰帝两次令曾国藩回援武汉，甚至令曾自己领军赴援。曾国藩回奏：“论天下之大势，则武昌据金陵上游，为古来必争之地；论行兵之常道，则上下皆贼，而臣军坐困于中段，亦非万全之策。”同时，客观上大举西援，与太平军争夺武汉，困难甚多。因为这势必要撤九江城下攻城军西上；那九江、湖口太平军不全力西进两湖，就会南下江西腹地；且军饷不足，江西不能筹给开拔费，湖北胡林翼军欠饷甚多，无力再供给西援军。因此，他认为“与其千里驰逐以饷匮而致意外之虞”，引起部队哗变，不如株守江西，徐图改变局势。
塔齐布的死亡，使曾国藩一时无法摆脱被动的局面。更为重要的是，湘军第一支劲旅塔齐布军从此离心离德，锐气大减。内湖水师的士气也受到很大影响。在遭到这一连串打击之后，曾国藩又面临新的难题。七月中，收复义宁后，罗泽南又上书曾国藩力主进援湖北，争夺武汉，并以此自任。他如此积极，固然是从战争全局着眼，但也希望摆脱江西困境，为自己谋取更好的发展机会。而在这之前，继胡林翼之后，骆秉璋也奏调罗军援鄂。这对曾国藩无疑是一个巨大压力。当时曾国藩直辖只有塔、萧、罗、李四军，前两军已大非昔比，战斗力锐减；李元度军新建，未经大战，战斗力不强，只有罗泽南军正在旺盛时期。这样，罗军西调，就会使曾国藩因失去惟一劲旅而处境更加困难。如坚不允调，则不仅武汉收复无期，湖北战局好转渺茫，甚至会危及湖南；且将使骆、胡耿耿于怀，大拂罗的兴头，从而导致内部矛盾加剧。两相权衡之后，曾国藩终于忍痛令罗泽南军八月西援，并增派原塔齐布军彭三元、普承尧两营随行。主力部队五千人西行后，曾国藩再也无力进行扭转被动局面的尝试，只能坚守观变，处境更加艰难。
立世大智慧
一个人在最困难的时候，能够控制自己的消极情绪是非常重要的，否则，自己就打败了自己。
生活讲求“勤”、“俭”
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四事，皆不可忽。一则上接祖父以来相承之家风，二则望其外而有一种生气，登其庭而有种旺气。
——曾国藩
曾国藩一生不爱钱，一生不怕死。都是事实，乾隆帝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治矣。”曾国藩以书生带兵作战，既不爱钱，又不怕死，湘军得此领导人，故能树立规模，取得胜利。
曾国藩的时代，还是中国宗法社会和家族制度最稳固的时代，所以，他对于勤俭治家一事，是很关心的。
曾国藩曾说：子姓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淫佚矣。宜令勤慎，无作欠伸懒慢样子，至要!至要!吾兄弟中惟澄弟较勤，吾近日亦勉为勤敬，即令世运艰屯，而一家之中，勤则兴，懒则败。
他对于妇女的勤劳，也是很关心的。他说：
新妇初来，宜教之入厨做羹，勤于纺绩，不宜因其为富贵子妇，不事操作。大、二、三诸女．已能做大鞋否？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双寄佘，各表孝敬之忱，各争针黹之工，所织之布，做成衣袜寄来，余亦得察闺门以内之勤惰也。
但他对于一个人的勤，并不主张立时做到，主张慢慢养成习惯。所以，他说：
此二者，妇道之最要者也。但须教之以渐，渠系富
贵之女，未习劳苦，由渐而习，则日变月化，而迁善不知。若改之大骤，则难期有恒。
对于勤劳，他又举出若干例子：他说：
家中种蔬一事，千万不可怠惰。屋门首塘养鱼，亦有一种生机；养猪亦内政之要者。在“俭”字上，曾国藩更有过人之处。
曾国藩生长于一个勤俭教友的家庭。等到自己结婚生有子女，虽任侍郎，任总督，任大学士，一直到死，他的家庭生活，仍然和过去一样，不稍改变，这是任何人都不易办到的。
曾国藩的日常生活：
先说食。曾国藩的日常饮食，以一荤为主，非客至，不增一荤，时人称之为“一品宰相”。
次说衣。他做了总督，他的鞋袜，规定由太太及媳妇女儿制作。晚上，老太太、媳妇、女儿，规定要绩麻纺纱。
次说住。哥哥做总督，弟弟做巡抚，客人子孙增多，旧屋不敷应用。九弟新建一屋，费去三千银两，曾国藩闻之不乐，驰书责九弟曰：“新屋搬进容易搬出难，吾此生誓不住新屋。”因此，终其身未履新屋一步，卒于两江总督任所。
儿子曾纪泽新婚，曾国藩特驰书与其子嘱其转诫新妇，要学习纺织酒食二事，要亲下厨房，讲求做酒食小菜。他在南京总督府任内，其夫人和儿媳们，每晚还要绩麻纺纱，很少间断，以此视达官贵人、豪富人家妻女的生活，真不可同日而语了。
相传，曾国藩三十初度时，曾制添青缎马褂一件，家居不轻着，只有遇庆贺及新年时穿一次，故藏之三十年，衣犹如新。
从这些事例，可以想见曾持身治家之俭，实可以风末俗则挽颓风了。
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国藩升任翰林院侍讲，6月任四川正考官，11月回京复命。曾国藩居在京都四年，景况很苦，生活俭朴，但对于穷困和疾病死亡的同乡，必尽力资助，从四川回来，得到俸银千元除寄家之外，拿出一部分钱来救济贫困的亲友，他在家信中说：
所以汲汲馈赠者，盖有二故：一则我家气运大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旧债尽清，则好处大全，恐盈极生亏；留债不清，则好中不足，亦处乐之法也!二则各亲戚家，绵贫而年老者；今不略为资助，则他日不知别如？自孙入都后，如彭满舅，曾祖彭王姑母，欧阳岳祖母，江通十舅，已死数人矣!再过数年，则意中所欲馈赠之人，正不可何若矣!这中之债，今虽不还，后尚可还；赠人之举，今若不为，后必悔之。
曾国藩做了十多年的京官，对于职务十分尽责，他这种勤恳廉洁的精神，很为一般人所钦佩，他说：现在衙门诸事，男俱已熟悉。各司官于男，皆甚佩服。上下水乳交融，同僚亦极协和。男虽终身在礼部衙门，为国家为此照例之事，不苟不懈，尽就条理，亦所深愿也!
以这种不苟不懈的精神，廉洁的为政，无怪博得当时京都的盛名了。曾国藩的祖父曾星冈，是一个治家的能手。他的治家方法，第一要早起；第二要打扫清洁；第三要诚修祭祀；第四要善待家族邻里。此外，对于读书、种菜、养鱼、喂猪等事，亦无不注意：因此，曾国藩便将这些事，编成“早扫考宝，书蔬鱼猪”八个字，这就是曾国藩治家八宝：
（1）早：提倡早起，养成勤劳习惯。
（2）扫：按时扫除，培植卫生环境。
（3）考：虔诚祀祖，务使民德归厚。
（4）宝：亲养邻里，保持团结精神。
（5）书：教育子弟，增进国民智慧。
（6）蔬：种植蔬菜，供应家庭食用。
（7）鱼：饲养鱼类，充实活泼天机。
（8）猪：繁殖猪畜，扩充生产副业。
孟子的理想社会，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曾国藩的理想家庭，是八宝之家，生机活泼。自从曾国藩的八宝主意一出，湖南人民争相仿效实行，蔚成风气。
曾国藩持俭有恒，终身不渝。他常常不厌其烦地说：
闻家中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钱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浩费如此，深为骇叹!余生平以起屋买田为仕官之恶习，誓不为之；不科奢靡若此，何颜见人？平日所说之话，全不践言，可羞孰甚？李翥汉言：“照李希帅之样，打银壶一把，为炖人参燕窝之用，费银八两有奇，深为愧悔。”今小民皆食草根，官员亦多穷困，而吾居高位，骄奢若此，且盗廉俭之虚名，惭愧何地!以后当于此等处，痛下针砭。
照料家事，总以俭字为主。情意宜厚，用度宜俭，此居家居乡之要诀也!
他教训他的儿子曾纪泽，也不外勤俭二字。他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我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尔年尚幼，一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曾国藩又怕家里人对于他的勤俭二字记不清楚；所以，他把这几件事编成一歌。他说：余与沅弟谓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大约有八字诀。其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又四字，则曰：“早、扫、考、宝”。早者，起早也；扫者，扫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显考；宝者星冈公尝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最为认真，故余戏述为八字诀曰：“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也。
他自己是贫苦出身，他的弟弟也都是吃过劳苦的。只有他的子侄从小生在仕宦之家，不晓得物力艰难，这是他最担心的。他说：
余在京十四年，从未得人二百金之赠，余亦未尝以此数赠人，虽由余交游太寡，而物力艰难，亦可概见。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盲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吾函以“傲”字箴规两弟。两弟犹能自省自惕；若以“傲”字告诫子侄，则全然不解。盖自出世以来，只做过大，并未做过小，故一切茫然，不似两弟做过小，吃过苦也。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生在湖南山间，从小劳苦，所以能够勤俭，这是常人所能做到的。但是，当他做了高官，仍不渝勤俭的初衷，这种毅力和见识，实在是不容易的。
不求奇功，但求稳着
“兵，犹如火，易于见过，难于见功。”与其因求神速而立即风过，不如但求稳慎而渐缓见功。
——曾国藩
曾国藩认为一生当求稳，不可过急。他于同治二年(1863年)十一月起，至同治三年四月初五日中，五次告诫曾国荃道：“望弟不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稳适。”“专在‘稳慎’二字上用心。”“务望老弟不求奇功，但求稳着。至嘱!至嘱!”其实，只过了一个多月，金陵就被湘军占领。曾国藩在临胜前的这些叮咛，因是针对急功贪利的曾国荃的一剂攻心药，同时也说明，“稳慎”在曾国藩的战略思想中是一以贯之的。他称赞萧启江道：“阁下一军，向以‘坚稳’二字著名。”咸丰十年正月，当湘军正在迅速进军时，他写信给胡林翼说：“十一日全军获胜后，罗溪河实已无虞。山内一军，其妙无穷；脑后一针，百病皆除。但此后仍当以‘稳’字为主，不可过求速效。”
曾国藩是非常反对速战速决的。尹杏农曾两次写信给正在“剿捻”前线的曾国藩，借指责周亚夫委弃梁孝王的故事，力陈“兵贵神速”之义。公元前154年，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时，接受一个幕客的建议，让梁国与精锐的吴楚大军接战，而自己壁于昌邑，深沟高垒，只出轻兵至淮泗口，绝吴饷道。吴楚军经过与梁国之战后，锐气大挫，且饥饿不堪，勉力向周亚夫军挑战时，周亚夫又坚壁不出，只得引军而去。这时，周亚夫立发精兵追击，一举而破吴楚大军。曾国藩在回信中盛赞周亚夫这种深沟高垒，后发制人的战术。并说：“国藩久处兵间，虽薄立功绩，而自问所办，皆极拙极钝之事，与‘神速’二字几乎相背，即于古人论兵成法，亦于千百中而无什一之合私心。”为什么他做“极拙极钝之事”？因为他认为，“兵，犹如火，易于见过，难于见功。”与其因求神速而立即风过，不如但求稳慎而渐缓见功。曾国藩赞曾国荃说的两句话为“良为至论”：“稳扎稳打，机动则发。”然后，马上补充说：“然‘机’字殊不易审，‘稳’字尤不易到。”故须极力追求，处处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