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稳慎，曾国藩极力反对浪战，极力反对不知敌我，不知深浅的轻浮举措、他说：“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者亦然。若稍有阅历，但觉我军处处瑕隙，无一可恃，不轻言战矣。”不轻言战，即不打无准备之仗。他称赞李续宾，说他“用兵得一‘暇’字决，不特平日从容整理，即使临阵，也回翔审慎，定静安虑。”又说：“迪安善战，其得诀在‘不轻进，不轻退’六字。”曾国荃统兵在吉安前线时，他叮咛说：“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以我之疲敌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营中诚请将曰：‘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曾国荃在金陵前线时，他又嘱咐说：“总以‘不出壕浪战’五字为主。”曾国藩所说的“浪战”，指胜负不分情况下的战争。即或有小胜，或仅小挫，浪战都带来严重恶果，十卒不但因浪战而疲困，且因浪战而对战事玩忽。与其如此，不如坚而守之，弁勇身心强健，斗志昂扬，一战可胜。这就涉及战争中求胜的快与慢的问题、不浪战，或坚守不战，似乎胜之甚慢，实际上，养足精力，看准时机，战而必胜，虽慢实快。否则，欲速反不达。曾国藩这个在稳慎中求进取的战略，可说是他的战略思想的核心。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强调“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拨之计，但使我真能守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关于进军，他说：“用兵之道，可进而不可退，算成必同时算败”，因此须“先清后路，脚跟已稳而后进”。关于战役，他主张“宜先守后战，脚跟站定，庶免震撼之虞”：他常采用围城打援之法，静待城中敌人的疲敝，然后一战克之，如攻太湖、攻安庆、攻金陵，均用此法。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提出了“以静制动”的原则。他说：“守城尤贵于静，务深思深虑。”他评述双方将领的特点道：“林启容守九江，黄文金守湖口，乃以悄寂无声为贵：江岷樵守江西省城，亦禁止击柝列矩。己无声而后可听人之声，己无形而后可伺人形。”曾国荃围攻安庆时，曾国藩反复开导他“镇以图之”，“总作一坚守不战之计”，“不分心攻城，专主坚守后濠”。为什么要如此呢？他的理由是，“贼以积劳之后远来攻扑，我军若专守一‘静’字法，可期万稳”。故围城者必须“神不外散，力不歧分”。他甚至认为，在挂车河一带打援的多隆阿部也应做“坚守之计，任贼诱敌搦战，总不出队与之交仗，待其晒过数日之后，相机打之”。因为援军“军行人违，气太锐，其中必有不整不齐之处，只有一‘静’字可以胜它”。
曾国藩的这一“静”字法，实乃《孙子》“敌疲我打”、“击其惰归”的具体运用，也是曹刿“一鼓三竭”的“气势”论的继承与发展。咸丰六年，他做《陆军得胜歌》，提出“陆军真秘诀”说：“他呐喊来我不喊，他放枪来我不放；他若扑来我不动，待他疲了再接仗。”这是曾国藩从“以静制动”原则出发所做的规定。他说：“凡用兵最重‘气势’二字。”“‘气敛局紧’四字，凡用兵处处皆然。”他引述历史上的许多战例，来论证蓄气的重大意义：“大约用兵无他妙巧，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速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蔽，此善于用气者也。”这些例子说明：当两军对垒，善静者善养己之锐气，躁动者必将再衰三竭，虽未战而静者已先胜一筹。所以，曾国藩说：“凡行兵，须积蓄不竭之气，留有余之力，《左传》所称再衰三竭，必败的道理。”在没有现代化武器，打仗只有刀矛，全靠体力，全凭勇气的情况下，曾国藩的“静”字法，无疑是有合理内核的。自然，曾国藩的“静”字法，并不是消极疲沓，被动挨打。他指出“战阵之事，须半动半静，动者如水，静者如山”。静时如山之屹立，不可动摇；动则如水之奔腾，不可遏止。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又提出了“以主待客”的原则。他说：“兵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不敢为先之心，须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也。”这里所说的打第一下，打第二下，不是从战争谁正义，谁不正义的角度说的，而是指具体战役战斗中，谁先动手，何时动手的问题，即战役战斗何者为主、何者为客的问题。故他说：“古之用兵者，于‘主客’二字精审也。”何调主客？曾国藩罗列道：“守城者为主，攻者为客；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两军相持，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两人持矛相格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戳者为主。”如何处理主与客？他说：“凡出队有宜速者．宜迟者。宜速者，我去寻贼，先发制人者也；宜迟者，贼来寻找，以主待客者也。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最喜做主，不喜做客。”他评论湘军将领说：“近日诸名将，多礼堂好先去寻贼，李希庵好贼来寻我。休、祁、黟诸军但知先发制人一层，不知以主待客一层。”以主待客，既可以逸待劳，养精以应敌，又可静以审势，乘机以破敌。所以，曾国藩认为，以主待客是致敌，而不致于敌的最稳健的方略。“凡扑人之墙，扑人之濠，扑者客也，应者主也。我若越濠而应之，则是反客为主，所谓，致于人者也。我不越濠，则我常为主，这就是所说的致人而不被人致。”
曾国藩甚至把这套“主客论”进而推到了战略问题上。他批评江南大营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对于“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向荣、和春专注金陵一隅，而不顾对金陵上游的争夺，在江北，连与江浦、六合紧连的和州、无为一带也不去占领，安庆、庐州更不在他们的战争全局的投影之内。在江南，对与江南大营毗邻的皖南地区，未力加控制，以巩固大营的后方。这叫作全失内外之势。与此同时，向荣、和春又根据朝廷的旨令，“援浙、援闽、援皖、援江北，近者数百里，远者二三千里，援军四驰，转战不归”，被太平军各个击破。如冯子材率五千人援江北大营，几被全歼于小店；在六合、浦口之役中，李若珠部五千余人全部被歼于扬州，张国棵大败于浦口，周天培部全军覆灭。仅这两次战役，共损失“兵勇一万数千名，精锐失之过半”。这叫作全失主客之势。江南大营的内外、主客之势之所以全失，曾国藩认为，这是因为向荣等“不能从大处落墨，空处着笔也”。
曾国藩之所以强调后发制人，是与当时战争中的主客观条件有关的。蔡锷分析说：“其时所对之敌，并非节制之师、精练之卒，且其人数常信于我”，“兵器未如今日之发达，又无骑、炮两兵之编制，耳目不灵，攻击力复甚薄弱”，“所以，战术偏重于攻势防御，大概有因时制宜的法则”。所以，曾国藩的“稳慎”棋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对待战争中的快慢问题，主张慢中求快；对待战争中的战守问题，主张先守后战；对待战争中的静动问题，主张以静制动；对待战争中的主客问题，主张以主待客，这些都是以“稳慎”二字为出发点来立论的。
主张以“缓” 字取胜
昔人云：“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若非精诚积于毕生，神志宁于夙昔，岂能取办于临时哉。
——曾国藩
一个人通向大成要有一个过程，不可求快，因为太快容易摔倒；也不能太慢，太慢容易让人抢先。要想掌握快慢结合的节奏，要看两点：一是时机，二是实力。曾国藩知道枪打出头鸟的道理，因此，自己在通向大成的过程中，牢记“欲速则不达”。
凡事急于求成，应该说是很多人的通病。对此，我们似乎应从曾国藩的成功学中汲取点有价值的东西。
曾国藩主张“缓字取胜”，通俗的说就是“慢功夫”。政治家的功业不是一天建立起来的，同样，成就大事业、大学问，获得大成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肤浅的人谈论他人成功，只看其一、二件惊天动地、不同凡响的事，就以为他的成功原来就是因为如此，那就大错特错了。农夫收获庄稼，士人积累学业都是积之数年而有成的。如同鸟类伏在卵上，昼夜不舍，用体温使卵内的胚胎发育成雏鸟，像燕子营造巢穴，日积月累方才坚固一样，强调的都是慢功夫。
曾国藩由事物的生长道理，联系到治学、练习书法也当如此，他以练字须下苦功，不可求速效为例，教训他的弟弟说：
你临柳帖《琅砑碑》，如果学其骨力，就会失其结构，有其间架结构，就会掌握不住它刮摩的功力。古帖本来就不好学，而你学习不过半月时间，怎么能各方面都掌握住，收效那么快呢？
我以前学颜柳帖，每一次临摹就是数百张纸，可仍是一点也不像。我四十岁以前在北京所写的字，骨力和间架都不好看，自己都感到太不好而自觉惭愧。四十八岁以后，练习李北海《岳麓寺碑》，经过八年之久，数千张纸的临摹，才有了一些进步。今天你用功不满一个月，哪能一步登上神妙的境地呢？对于一切事情都要下一番困知勉行的功夫，你不可求很快出名，很快就见成效。以后每日练习柳字百个，单日用生纸临，双日用油纸摹。临帖要慢，摹帖要快，专门在学其间架结构上下功夫。数月之后，手会变得越笨，字会变得越丑，兴趣也会越低，这就是所谓的困。困时切记不要间断，熬过这一关，就可有些进步了。再进再困，再熬过这一关，就会大有进步了，就会有亨通掌握之日。不仅是练字，做什么事都有极困难的时候，只要克服困难坚持下去，就是好汉。我给你布置的功课并不多，每日练习一百个字，读五页《通鉴》，背诵熟书一千字(或经书或古文、古诗，或八股试帖，总是高声朗诵)，逢三日做一篇文章，逢八日做一首诗。这些课非常简单，每日用不了两个时辰就可做到，将看、读、写、做四方面的任务都完成。余下的时间你可自己进行安排。
进而，曾国藩更深刻地体会到，古圣贤豪杰，多由强做而臻绝诣，他说，昔人云：“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若非精诚积于毕生，神志宁于夙昔，岂能取办于临时哉。
曾国藩并引古代的事体来谈自己的体会。魏安厘王问天下之高士于子顺，子顺以鲁仲连对。王曰：“鲁仲连强做之者，非体自然也。”子顺曰：“人皆做之，做之不止，乃成君子。
立世大智慧
做必不变，习与体成，则自然也。”余观自古圣贤豪杰，多由强做而臻绝诣。然而，这种“强做”，绝不是急于求成的揠苗助长，而是大功之前的奋力营造。
干自己本份的事
我们家正处于丰盈的时期，不必等到天来平、人来平，我与诸位弟弟应当设法自己来平。自我限制、自我克制、自我钳制、收敛锋芒，韬光养晦、以逸代劳，以静制动。
——曾国藩
曾国藩不求十全十美，只求平稳退路。认为平定大功足以“千古”，其他则听之任之。而关键是怎样收场。他认为：“尝观《易》之道，察盈虚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意思是：我曾观察《易》经中讲的道理，考察盈虚升降的原因，才知道人不可能没有缺陷。
积聚心力，放眼红尘，是圣人所为。曾国藩自从“特开生面，赤地新立”，拉起一支从团练改编而成的军队——湘军时，便汹汹然地冲在对抗太平天国革命的最前列，此时，他完全被维护皇朝的义务感，和炫耀自己的功业心交融在一起。但在以后的征战生涯中，不仅战事棘手，屡屡受挫，而且，也时常受到来自清政府内部的多方掣肘，真可谓身陷炼狱，艰难备尝，但他都竭蹶经营，“咬牙立志”地坚持下来。在咸丰七年(1857)回家守制时，他深深地反省了自己率湘军出征以来的经验教训。因此，当他在次年再次出山时，则变得十分注意自我克制，特别注意调整自己和清廷之间的关系，尤其注意历史上那些顾命大臣功高震主的结局。有鉴于此，他将周公旦视为自己的楷模，时常提醒自己以李德裕、霍光等人专横跋扈而不得善终为戒，由此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在出任两江总督兼节制四省军务以后，对如此高位重权却显得喜不胜忧。
“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辙之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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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在次年再次出山时，则变得十分注意自我克制，特别注意调整自己和清廷之间的关系，尤其注意历史上那些顾命大臣功高震主的结局，并且苦口婆心地提醒曾国荃要慎而又慎。
不让性情碍大事
人的私欲、情欲一旦膨胀就难以收拾，终会妨碍大事业。
——曾国藩
人都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不能蔑视它，也不可能蔑视得了，但要有一定距离，如果听之任之，也会误大事的。曾国藩承继儒家修身功夫中的内敛性，对男女欢爱之情也严加控制。他曾说自己早年有三大“恶习”，发誓一一戒之。第三个“恶习”即是戒房闼不敬。
房闼指闺房，不敬指欠缺礼貌、不够谨慎。《礼记》曰：人与禽兽之分就在于知礼不知礼这一点上。所以，依照以礼为核心的儒学理念，即便是夫妻之间，白日发情也不属人之常情，当列禽兽所为。曾国藩用楷书写的《日课册》中谈及夫妇和睦相处的问题，还自白了早上、中午情欲发作、难以控制等事。而我们所关心的只是压抑情欲的精神态度，更确切地说我们欲以从政治和性爱的角度来看抑制自我的精神态度。
初四日（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
早起，读（《易经》）震卦，无所得。午初，人欲横炽，不复能制，真禽兽矣：
初八日
醒早，沾恋，明知大恶，而姑蹈之，干旦之气安在？真禽兽矣!要此日课册何用？无日课岂能堕坏更甚乎？尚腼颜与正人君子讲学，非掩著而何？辰正起，读《旅卦》。饭后，读《巽卦》，一无所得：白文都不能背诵，不知心忙甚么？
政治与性爱历来是相通的。政治以理性的强制力为后盾作用于人；而性爱以性冲动为推动力影响人。中国的政治贯彻着教化原理。所谓教化，就是文化上的能人、即通晓古典的人教导普通大众。统治者不仅在政治上，在文化上道德上也进行统治。
这种中国政治实质上是性爱世界的缩影。男人是统治者，女人是被统治的。按君子之道要求，妻子应服侍丈夫，只配当丈夫情欲发泄的对象。夫妻原则上是支配与服从的关系，而不是对等的人格关系。女人和小人位于君子之道的极点。女人的感情充其量也只是在“不逊”或“怨”的层次上得以表露。在政治的层面上，普通大众的主体性、道德性被否定，大众只是被统治的“物”。在这个意义上，性爱世界里的女人其人格被剥夺得干干净净，女人只是被征服的对象。《仪礼?丧服篇》中说：“夫者妻之天也。”也就是说，丈夫是妻子的暴力主体。因此，可以说从外表上看，儒学简直是一个性虐待的世界。
弗洛伊德曾指出文化是快乐主义的抑制者。同理，儒学正是尽可能地压抑本能，收敛性欲激情的文化体系：当然，组织、文明等等都是压抑人的本能的机器。这是一个随处可见的一般现象，并非中国的特殊现象。但儒学式的审美意识，把性爱看成可耻的、不可见人的、动物的东西加以否定。它的思想根源就在于“礼”所象征的审美观。也只有知“礼”的士君子才能拥有政治地位。下面的一节日记（1841年11月16日）明白无误地表现了性爱与政治的相通性。
归房闼大不敬，成一大恶。细思新民之事，实从此起，万化始于闺门。除刑于以外无政化，除用贤以外无经济，此之不谨何以谓之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