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127—200年），字康成。他继承了《毛诗序》说《诗》的准则，作《诗谱》和《毛诗笺》。《诗谱》根据《史记》年表和《春秋》的有关史实，对《诗经》各篇作了周密的考证，分别排列出《诗经》中十五国风、二雅和三颂的谱系，并解说了《诗经》各部分与其时代政治、风土的关系。郑玄对《诗》的基本见解集中在他的《诗谱序》中。他阐述自己作《诗谱》的意图是：“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上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旁行而观之，此《诗》之大纲也。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郑玄解《诗》，显然是把诗歌作为儒家的经典对待的。他进一步发展了《毛诗序》的观点，承认诗歌创作与政教相通。如他认为西周末年“厉（厉王）也，幽（幽王）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因此产生了《十月之交》、《民劳》、《板》、《荡》这些“刺怨相寻”的作品。而这些作品，“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鉴”，希望后来的君主要以此为前车之鉴。这一种观点和孔子论《诗》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郑玄的《毛诗笺》是为《毛传》作解释的。它集汉代今、古文经学之大成，成为一家最完备的《诗经》注本。郑玄注《诗经》的原则是“注《诗》宗毛（毛亨）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
可见郑玄注诗的态度十分严谨。他又是著名的经学大师，具有渊博的文学、考古学的知识。《毛诗笺》的问世，为人们研究《诗经》提供了极为有力的帮助。
虽然《诗谱》和《毛诗笺》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个别史料不实、歪曲诗的本意等不尽如人意处，但它们仍不失为研究《诗经》的重要成果。
汉人研究《诗经》的著作，比较有名、比较有价值的，还有焦延寿的《易林》、班固的《汉书·地理志》。
焦延寿，西汉人。他的《易林》虽是一部研究《易经》的著作，但对《诗经》中一些作品的本义，却有独具慧眼之处。如《周南·关雎》的主题，《毛诗序》称“美后妃之德”，三家诗认为是讽刺周康王，而焦延寿却以为是贵族婚礼上所唱的祝婚歌：雎鸠淑女，贤圣配偶。宜家寿福，吉庆长久。关雎淑女，贤妃圣偶。宜家寿母，福禄长久。
再如《周南·卷耳》，《毛诗序》提出此诗是表现后妃“辅佐君子”之志，三家诗认为是思念贤人之作，焦延寿却认为是未婚女子怀念征夫之作：玄黄虺，行者劳疲。役夫憔悴，逾时不归。玄黄隗，行者劳罢。役夫憔悴，处子畏哀。
事实证明，这些见解，都有其独到之处。
班固（32—92年），字孟坚。他的《汉书·地理志》对十五国风产生、流传地区的地理位置、风俗习气、诗歌的特点，大部分都有简明扼要、中肯的论述，是研究风诗的重要参考材料。
魏晋之际，有吴人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它在前人注疏的基础上，将《诗经》中出现的动植物和器物名称，作了集释疏解，有利于后人对《诗经》内容的理解。这一部著作是对《诗经》进行博物学研究的开山祖师。
正如鲁迅所说，魏晋南北朝时代，“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文学也进入了自觉的时代，诗学于是开始摆脱经学的束缚，深入探讨自身的规律与特点，把《诗经》作为文学研究的时代，从此揭开了序幕。
齐梁时期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刘勰和锺嵘，分别在《文心雕龙》和《诗品》中，对《诗经》赋、比、兴的手法，作了深入的探讨，并对《诗经》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作了很高的评价。如《文心雕龙·明诗篇》总结《诗经》不朽的魅力是“英华弥缛，万代永耽”，意思说《诗经》犹如美丽的花朵，它们互相映衬，光彩显耀，千秋万代都将受到人们的赞赏。锺嵘的《诗品》则具体地指出《古诗十九首》“其体源出于《国风》”；“曹植其源出于《国风》”；阮籍“其源出于《小雅》”。他把西汉至魏晋间第一流的作家作品的创作成就，都归结于受了《诗经》的影响，这种推誉可谓高矣！
到了唐代，为了统一人们的思想，朝廷倡言儒学。贞观十六年（642年），经学家孔颖达奉太宗诏，撰写《五经正义》，历时十年，完成了这部工程浩大的官书，由朝廷颁行天下，其中包括《毛诗正义》。此书引用了自先秦至汉魏六朝的大量文献资料，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融贯群言，包罗古义。”而且考证严密，对后人理解《毛传》、《毛诗笺》的内容，很有参考价值。但是《毛诗正义》因为恪守“疏不破注”的原则，所以原封不动地承袭了一些谬误，在疏解时也有误解原意的情况出现。
唐代学者陆德明有《经典释文》，这一部书有助于研究《诗经》的读音、音韵和了解三家诗的异义。
儒学在宋代仍然处于被尊崇的地位，但是因为有宋一代积贫积弱，内忧外患十分严重，为了整顿纲纪，维持中央集权统治，不得不改变对传统经学的研究方法，这就促使《诗经》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宋代的一些政治家，思想家，都力图挣脱前人的注疏所造成的束缚，而按照自己的见解来解释“五经”（包括《诗经》）。
宋代研究《诗经》成就最大的是朱熹。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晦翁，南宋著名学者。他的《诗集传》吸收了宋代学者批判汉学《诗经》的研究成果，并杂采汉唐以来诸家所长，提出了宋学《诗经》的研究体系。《诗集传》肯定了《诗经》中《国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是“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的民歌的性质，这就为人们正确理解“风”的含义指出了方向。《诗集传》在疏解诗篇章句时，对诗歌的难字，有简明的注释，有注音，而且往往能连带地对其艺术表现手法作扼要的评析，对研究《诗经》的篇义、章法、音韵等方面颇有启迪。《诗集传》下语谨慎，不强作解人，于不能解释之处，则标明“不得其解”，这反映了朱熹老实治学的态度。另外，《诗集传》突破《毛诗》和“郑笺”对诗歌本义的旧说，直接从诗文探求本意，这是对传统《诗经》研究方法的突破。《诗集传》从南宋迄今，始终是一部受到普遍重视的《诗经》研究专著。
当然，朱熹对《诗经》的研究，目的还是为了“劝善惩恶”。他在《答廖子晦》书中认为读《诗》可以“法其善，戒其恶”，“其言足以为教”，“其教实被于万世”。
所以在一些诗篇主旨的理解上，朱熹也采纳了和汉儒同样的意见，从而暴露出他反《诗序》的不彻底性。如对《风》诗中的民间情歌，朱熹往往诬之为“淫诗”或“淫奔之诗”。清人姚际恒在《诗经通论·自序》中曾一针见血地指责朱熹是“时复阳违《序》而阴从之”。
南宋时期，还有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和严粲的《诗辑》，这两部著作所引资料颇丰，也时发新见。另有著名学者王应麟的《诗考》，它采三家诗之遗说，汇成一编，被公认为是当时研究《诗经》的杰作。
清代初年，汉学又渐渐复兴，至乾隆、嘉庆年间，臻于极盛，史称“乾嘉之学”。在道光、咸丰之后，又产生了与以古文经学为本的考据派对立的今文学派，所以这是一个经学复盛的时代。
清代研究《诗经》的著作不胜枚举，比较有影响的著作，有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篇》、戴震的《毛郑诗考》、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陈奂的《毛诗传疏》、魏源的《诗古微》等。其中如《毛诗传疏》，力排三家诗说，独尊《毛序》，成为清代古文经学研究的代表著作，《诗古微》则专力探讨三家诗与《毛诗》的异同，成为清代今文经学研究的代表。
在此同时，又有一些学者专从文字、音韵、博物、典章制度等方面来研究《诗经》。如段玉裁的《诗经小学》、顾炎武的《诗本音》、毛奇龄的《续诗传鸟名》、包世荣的《毛诗礼征》等。
清代研究《诗经》的学者，几乎都卷入了三家诗派与毛诗派的纷争，只有姚际恒、方玉润、崔述等少数几位能卓然独立于派系家法斗争的漩涡之外，自成一格。
姚际恒的《诗经通论》，探讨诗的意旨时，往往有创见，崔述《读风偶识》，考察《诗经》十五国风产生的年代和诗的本义，颇有不同凡俗之见解。方玉润《诗经原始》，按诗索意，独抒己见，但不失稳妥；纵观古今，分析比较，时有妙语，阐明篇法，从而归纳创作的规律。如他对《周南·关雎》提出新的解说，指出：“此诗盖周邑之咏初昏（婚）者，故以为房中乐。”排斥《毛序》、《诗集传》的“后妃之德”、“宫人之咏太姒、文王”之说，使诗的本意更加显豁。《诗经原始》对“赋、比、兴”的表现手法，也作了新的理解，强调对诗歌的表现方法要从整体上认识。如他说《邶风·新台》具有“谈笑而道之”的风格，《小雅·北山》有“劳逸对举，两两相形”的对比之妙。细加揣摩，觉得这些见解真得吾人之心。所以《诗经原始》对人们从文学角度来研究《诗经》，很有启迪的作用。
近代研究《诗经》并卓有建树的学者，首推王国维先生。他广泛引用甲骨文、金文的材料，考证、解释《诗经》的诗句，往往得出有异于前人的结论。他还运用词语比较法，发现了《诗经》中一些词语的新释义，这两点是王国维对《诗经》研究的重大贡献。
纵观两千多年《诗经》研究的情况，了解历代《诗经》研究的主要成就，选读有关《诗经》研究的著作，从中汲取前人的学术经验，都有助于今人对《诗经》的深入理解欣赏，并建立新的《诗经》学。
第四节《诗经》逸诗略说
我们在谈《毛诗序》的时候，曾提到近年在阜阳发现的《诗经》残简的事。以“阜诗”和现存《诗经》相比较，发现两者间有许多差异。这表明《诗经》可能不是唯一的选本。我们再通过对《诗经》逸诗的研究，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逸诗，就是不被《诗经》收进的诗。《诗经》的逸诗可以分成四种类型，关于这个问题，第一章第二节已经作过介绍。张启成《诗经入门》对这四种类型有详细的举证，以下仅就三、四两种类型作一些引述。
题目佚失而有残辞存的，如：
《左传·成公九年》：《诗》：“虽有丝麻，无弃营蒯；虽有姬姜，无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匮。”
《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诗》曰：“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
《左传·襄公五年》：《诗》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讲事不令，来入集定。”
《左传·襄公八年》：周《诗》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兆之询多，职竞作罗。”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诗》曰：“我无所监，夏后及商。用乱之故，民卒流亡。”
《荀子·解蔽篇》：《诗》曰：“凤凰秋秋，其翼若干，其声若箫。有凤有凰，乐帝之心。”
《吕氏春秋·恃君览》：《诗》曰：“将欲毁之，必重累之；将欲踣之，必高举之。”
其他古籍如《礼记》、《周礼》、《史记》、《说苑》、《汉书》、《晋书》等，也都收有逸去题目的残辞，据张启成统计，仅此项，就有逸诗38篇。
另一种是保留最完整的逸诗，即包括题目和歌辞。它们也散见于各种古籍之中。如：《左传·昭公十二年》，右尹子革对楚王问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其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杜预说：“祈父，周司马，世掌甲兵之职，招其名。此诗逸。”
《逸周书·太子晋解》：师旷歌《无射》曰：“国诚宁矣，远人来观。修义经矣，好乐无荒。”
其他又如《穆天子传》卷三《白云谣》：
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西母又为天子吟曰：“徂彼西土，爰居其野。虎豹为群，于鹊与处。嘉命不迁，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将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唯天之望。”
《史记·伯夷列传》：
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这一类诗往往附见于某种历史故事的记载中，《汉书》、《列女传》、《孟子》等古籍，亦有所见，约有17篇左右。
仅就以上两类诗来看，《诗经》逸诗的数量不少，现存《诗经》并不能反映周代诗歌的总体风貌，因此有的学者提出：《诗经》只能说是周诗的选集，《毛诗》只能说是《诗经》的一种版本，而非春秋时期的定本。了解了这一情况，将有助于我们拓宽视野，加深对《诗经》的理解，这是我们介绍《诗经》逸诗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