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1921年10月15日，《沉沦》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单行本。这是郁达夫的第一本小说集，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爆发后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在新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达夫到日本后，除了大量作诗，也写过不少小说试作。如1916年写的《金丝雀》，1917年写的《樱花日记》、《相思树》、《芭蕉日记》，1918年写的《晨昏》，1919年写的《两夜巢》等。不过，达夫正式开始小说创作，应从1921年算起。
《沉沦》收入三篇小说： 《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这些作品都是达夫1921年在东京帝国大学写的。
《沉沦》出版后，在国内文坛引起强烈的震动。不久，即售出三万余册，有些人甚至从苏州、无锡等地专程到上海来买书。
这部小说集受到青年读者的热烈欢迎，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沉沦》热”。不少青年仿效小说主人公的衣着言行，更将郁达夫看作自己精神上的导师。也有一些作家模仿郁达夫的小说风格来进行创作，文坛上出现了一批类似风格的作品。
郁达夫一举成名，成为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新星。
然而，一批守旧、卫道之士却在谩骂、抨击《沉沦》，认为这部作品的问世是大逆不道之事。有些人骂郁达夫是在“诲淫”，称他是颓废派的“肉欲描写者”，指责《沉沦》是不道德的小说。
这种毁誉交加的情形，是郁达夫始所未料的。他感到非常苦闷。
半年后，周作人公开站出来为《沉沦》辩护。周作人当时为北京大学教授，他因在新文学运动中高扬“人的文学”的旗帜而倍受瞩目，成为很有号召力的新文学家。他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一篇文章，指出《沉沦》是不端方的文学，但绝不是不道德的文学。他郑重地声明： 《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但他是“受戒者的文学”（Literature for the Initiated），而非一般人的读物。有人批评波特来耳的诗说：“他的幻景是黑而可怖的。他的著作的大部分颇不适合于少年与蒙昧者的诵读，但是明智的读者却能从这诗里得到真正希有的力。”这几句话正可以移用在这里。已经受过人生的密戒，有他的光与影的性的生活的人，自能从这些书里得到希有的力，但是对于正需要性的教育的“儿童”们却是极不适合的。还有那些不知道人生的严肃的人们也没有诵读的资格；他们会把阿片去当饭吃的。关于这一层区别，我愿读者特别注意。⑨周作人的申辩文章对那些谩骂之士予以迎头痛击，充分肯定了《沉沦》的价值，使达夫深感知遇之恩。在1928年出版的《达夫代表作》扉页上，他写了这样一段题词：“此书是献给周作人先生的，因为他是对我的幼稚的作品表示好意的中国第一个批评家。”
二十年后，郭沫若回忆当年的情形时说了如下公正中肯的话： 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即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⑩《沉沦》之所以会引发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主要在于作品内容的复杂性和风格的独特性。达夫以富有个性的声音，抒发了既是个人的也是时代的忧郁和痛苦。
《银灰色的死》叙述的是一个留日学生在异乡惨死的故事。Y君新婚一年的妻子在国内病死了，消息传来，他非常痛苦，以酒消愁，在女人和醇酒中麻醉自己。后来，他认识了酒店老板的女儿静儿，一个温柔娴静的日本少女。她听他倾诉痛苦，安慰他，鼓励他，使他重新燃起了生活的热望。正当他情绪好转、精神舒畅的时候，他听到了静儿就要出嫁的消息，顿时又坠入痛苦的深渊。他变卖掉手中仅有的一点东西，给静儿准备了一份礼物；又去酒店买醉，回去时突发脑溢血倒毙在洒满银灰色月光的路上。
这篇小说是郁达夫保留下来的第一篇小说。作品笔调抑郁，哀婉动人，初步显示了郁达夫早期创作的基本特色。不过，作者未能将主人公的命运与时代、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思想内容缺乏一定的深度。郁达夫本人也不大喜欢这篇小说，虽然它是作家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但在《沉沦》集里，只居于“附录”的位置。
短篇小说《沉沦》是郁达夫早期创作的代表作。写于1921年5月。作者在《沉沦·自序》中说： 《沉沦》是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Hypochondria）的解剖，里面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在这篇作品中，达夫充分调动他在日本近十年的生活积累和情感体验，描写了一个留日学生多愁善感、孤僻自卑的性格。与《银灰色的死》相比，《沉沦》的时代色彩大大加强，社会内涵大为丰富。
小说主人公“他”是一个二十一岁的留日学生。他博览群书，才华横溢，会写诗、小说，精通英、德、日数国语言。然而，他却得了严重的忧郁症，一个人孤单单地生活。每当与日本同学尤其是女同学相处时，他便分外地感到羞耻和寂寞。苦闷的灵魂渴望着爱情甘霖的滋润。他在日记里吐露心声： 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
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
若有一个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
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的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的。
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然而，他对爱情的强烈渴望，却由于自卑和胆怯，无法付诸行动，而只停留在精神性的想象阶段，最后却以变态的方式表现出来。先是“在被窝里犯的罪恶”，后来偷看旅舍主人的女儿洗澡，再往后在郊外窥探一对男女野合，他终于不可自拔，走进了妓院的大门。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感到深深的悔恨，痛惜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最下等的人了”。他面对浩瀚的太平洋，仰望着祖国的天空，眼泪涌流出来。他选择海洋作为自己的归宿，让万顷碧波荡涤自己受伤的灵魂。他从内心深处迸发出痛苦的呻吟：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沉沦》主人公的悲剧，既是性格悲剧，又是时代悲剧、社会悲剧。这一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衰弱和民族歧视造成的。它反映了生活在异国的留学生所遭受的屈辱和内心苦闷，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对这些海外孤儿的深切同情和对祖国母亲的热切期望。
类似《沉沦》主人公那样的痛苦，郁达夫自己亲身经历过，他周围的中国留学生也都有大致的遭遇。他有一种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强烈的创作冲动。所以，他说： 写《沉沦》的时候，在感情上是一点儿也没有勉强的影子映着的；我只觉得不得不写，又觉得只能照那么地写，什么技巧不技巧，词句不词句，都一概不管，正如人感到了痛苦的时候，不得不叫一声一样，又哪能顾得这叫出来的一声，是低音还是高音？或者和那些在旁吹打着的乐器之音和洽不和洽呢？《南迁》写于1921年7月。郁达夫在《沉沦·自序》里说：“《南迁》是描写一个无为的理想主义者的没落，主人公的思想在他的那篇演说里头就可以看得出来。”他认为可以把《南迁》和《沉沦》当作连续的小说看。事实上，这两篇作品的思想和人物的命运是一脉相承的。
一年以前，主人公伊人刚从N市的高等学校毕业，即将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也很宽裕。他还得到了一个二十三四岁的日本女人M的爱情。在他看来，名誉、金钱、女人，他都得到了。他似乎比《沉沦》中主人公的命运要好得多。但他没有想到，日本女人M对他并没有动真心，只是玩弄他的感情，等她玩弄够了就将他抛弃了。这给他的精神和身体带来巨大的打击。他一下子感到一无所有了。他黯然神伤：“名誉，金钱，妇女，我如今有一点什么？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我……我只有我这一个将死的身体。”后来，伊人到海边疗养，碰到也来养病的日本少女O，两人同病相怜，互相安慰，渐渐地，伊人那颗受伤破碎的心愈合了，他重又感到了希望。但就在他恢复生活信心的时候，一个日本男学生公开侮辱了他，使他不敢向那位日本少女表白爱情。恶意中伤摧毁了他的生命意志，作品在他生命垂危时结束。
《沉沦》里的三篇小说细腻生动地写出了人物的思想感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留日学生的生活和情绪，表现了由于民族歧视和祖国的贫弱，留日学生痛苦、屈辱的内心世界。
郁达夫说过：“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真的。”达夫信奉“自叙传”的理论，他的作品大量采用作者自己的经历、遭遇，从他笔下的人物身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的影子，感受到作者本人的思想情绪。他偏爱写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情感体验，《沉沦》充满着感伤的情怀。郁达夫写出了一曲曲弱国子民的悲歌和哀歌。
大胆真率的性描写是郁达夫遭人非议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其实，《沉沦》的性描写并不是为了满足肉欲的刺激，而是为了表现灵与肉的冲突，突出个性解放的精神。也正因为如此，《沉沦》受到青年读者的热烈欢迎。
从参加创造社到1922年毕业回国，这一年多时间里，郁达夫又写了《胃病》、《茫茫夜》、《怀乡病者》、《风铃》、《秋柳》等小说。此时，达夫虽然尚未完成学业，但他大半时间是在国内。上海、安庆等地的生活使他对国内的现实有了较多的了解。因此，在这些作品中，现实的投影明显加重，作者描写了军阀统治下国内黑暗的现实生活。
《茫茫夜》是突出的一篇。主人公于质夫在日本留学时，曾过着放荡的生活。回国后，到A地当了一名教员。在开始新生活的时候，他痛下决心，要戒烟戒酒戒女色，把旧时的恶习，改得干干净净。在学校里，他深受学生欢迎，自己的精神面貌也有了很大改观。然而，好景不长。地方军阀对学校施加压迫，破坏教学秩序，赶走校长，唆使流氓捣乱。于质夫在黑暗现实面前迷失了方向。为了排遣苦闷，他开始进出妓院，重新沉湎于酒色之中。作品沉痛地揭示了国内社会现实的黑暗，表现了对军阀黑暗统治的强烈谴责。
这几篇小说大都以于质夫为主人公，从不同侧面描写了一个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个人物身上交织着复杂的矛盾。在日本时盼望回国，回国后却又不断幻灭；他想有所作为，却又找不到前进的道路；他不甘沉沦，却又缺乏自拔的精神。这个人物鲜明地反映出郁达夫本人深刻的思想矛盾。
郁达夫的小说，明显地受到日本“私小说”的影响。“私小说”是20世纪初日本一股重要的小说潮流，主张以作家自己的生活琐事和情感体验为题材，侧重于显示人物的心理，不讲求情节的完整性。郁达夫与“私小说”作家常有来往，参加他们的活动，阅读他们的作品。他尤其钦敬葛西善藏、佐藤春夫等小说家。这些作家直接影响了达夫的艺术风格。
注释
①②③ 郁达夫： 《雪夜》。
④ 见郁达夫1919己未年9月26日日记。
⑤⑩ 郭沫若： 《论郁达夫》。
⑥ 郭沫若： 《创造十年》。
⑦ 郑伯奇： 《忆创造社》。
⑧ 郁达夫： 《中途》。
⑨ 周作人： 《沉沦》，1922年3月26日《晨报副刊》“文艺批评栏”。
郁达夫： 《忏余集·忏余独白》。
郁达夫： 《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