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夫原本是个脆弱的人，他没料到胡适这样的社会名流会对他进行人格攻击。如此“毒招”，使他抑郁难忍。
1922年7月20日，郁达夫结束十年留学生活回国。
到上海后，达夫与郭沫若同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泰东图书局新址，主持创造社的工作。
达夫一到上海，便立即投入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论战。
这场论战实际上是由他挑起的。论战的导火线是达夫执笔的《创造季刊》创刊号的出版预告。
在这则出版预告中，达夫用辛辣尖锐的语言攻击文学研究会，指责他们垄断文坛，扼杀新兴文艺。其实，这里面夹杂着郁达夫和创造社同仁的很多个人意气。创造社费尽周折，才得以成立，而出版《创造季刊》更是伤透了脑筋。文学研究会则刚成立就有坚强、稳固的阵地，将颇具影响力的《小说月报》作为会刊，还在《时事新报》上附设《文学周报》，自己编辑发行《诗》刊。这使创造社在羡慕、嫉妒之余越发增加了不满。还在日本的时候，郁达夫听郭沫若向他介绍国内文坛的情况时说：“一些谈新文学的人，把文学团体来作工具，好和政治团体相接近，文坛上的生存竞争非常险恶，他们那党同伐异，倾轧嫉妒的卑劣心理，比以前的政客们还要厉害，简直是些Hysteria的患者！”这些偏激的言语使达夫对国内的文坛有了先验的印象。而就达夫个人来说，1921年春天，他满怀希望地将《银灰色的死》投寄到《时事新报》，半年过去了仍杳无音讯，他对《时事新报》副刊编辑郑振铎的不满很快变为对整个文学研究会的不满。
事实上，文学研究会成立后，为推动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预告”中的指责是没有道理的。但郁达夫显然没意识到这一点。
文学研究会面对创造社突如其来的进攻，感到很愕然。同样年轻气盛的文学研究会成员自然咽不下这口气，他们准备伺机反击。风暴即将来临。
在《创造季刊》创刊号上，郁达夫发表了随笔《艺文私见》。这篇文章更将攻击的矛头直指文学研究会。《沉沦》出版后，郁达夫很遭到一些人抨击，被诬为“色情至上”、“纵欲主义”。他在没辨清事实的情况下，把那些攻击他的人都划入文学研究会里面。他借题发挥，对文学研究会冷嘲热讽，指责那些在新闻杂志上主持文艺的批评家，都是假批评家，要让他们“到清水粪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去”。只有这样，“那些被他们压下的天才”，才能“从地狱里开到子午白羊宫里去”。达夫最后痛斥： 真的天才，和那些假批评家假文学家是冰炭不相容的，真的天才是照夜的明珠，假批评家假文学家是伏在明珠上面的木斗。木斗不除去，真的天才总不能放他的灵光，来照耀世人。除去这木斗的仙手是谁呀！就是真正的大批评家的铁笔！我们目下中国所要求的，就是一位具有识见的批评家。因为真的批评家出来之后，这一笔混帐，才开消得明白。这番话的用意和含义是明眼人一下就能看出来的。攻击的锋芒直指茅盾、郑振铎。
郭沫若在《创造季刊》创刊号上则发表了《海外归鸿》一文，密切配合郁达夫，也对文学研究会作了含沙射影的攻击。他说： 我国的批评家——或许可以说是没有——也太无聊，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者流不相上下，是自家人的做作译品，或出版物，总是极力捧场，简直视文艺批评为广告用具；团体外的作品或与他们偏颇的先入之见不相契合的作品，便一概加以冷遇而不理。他们爱以死板的主义规范活体的人心，甚么自然主义啦，甚么人道主义啦，要拿一种主义来整齐天下的作家，简直可以说是狂妄了。这与郁达夫的文章相对照，可以看出两者的观点、语气惊人相似，如出一辙。
文学研究会终于忍不住了。他们组织反击。首先拍马上阵的是茅盾。1922年5月11日，他用“损”的笔名在《文学旬刊》上发表了《“创造”给我的印象》，对《创造季刊》创刊号上的作品逐篇加以评论，断定它们“不能竟说可与世界不朽的作品比肩”，因此“与其多批评别人，不如自己多努力”，“更望把天才两字写在纸上，不要挂在嘴上”。
《“创造”给我的印象》被成仿吾称为是一次“酷评”，对创造社造成很大刺激。郭沫若发表《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造的态度》、《文艺之社会使命》，成仿吾的《新文学之使命》等都是反击文学研究会的文章。
当时，郁达夫正在日本，没有再写攻击文章。他为自己挑起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的论战隐隐有些不安。在编辑《创造季刊》创刊号的过程中，他发现文学研究会并非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党同伐异”、“垄断文坛”。尤其当他读到周作人、茅盾等文学研究会成员对《沉沦》的评论，看到《银灰色的死》后来在《时事新报》上发表，郁达夫感到他对文学研究会误解了。
回到上海后，郁达夫消除了对文学研究会的敌对情绪。他主动与郑振铎等人联络、接近。在沪的文学研究会成员，如朱自清、许地山、叶绍钧、张闻天等人都是他的座上客。而这时，也正是郭沫若、成仿吾与茅盾、周作人、郑振铎等人的论战极为激烈之时。双方从文艺观谈到对欧洲文学的介绍，谈到翻译问题，越扯越远，陷入了纯粹意气之争。
郁达夫尽力要做使双方和好的工作。1922年8月，郭沫若的新诗集《女神》出版一周年，郁达夫经过反复思考，决定举行《女神》诞生一周年纪念会，邀请在沪的文学研究会成员与创造社同人一起参加，以此消除双方的隔阂。
郭沫若对此很赞同。郁达夫便拉了郭沫若去找郑振铎。郑振铎也很高兴，并表示要帮助多邀约些文学研究会的同人出席。
8月初的一个晚上，在一品香饭店如期举行了纪念晚会。除了创造社诸位主要人物外，文学研究会的几员大将茅盾、郑振铎、庐隐、谢六逸等人也应邀前来。双方第一次相聚在一起，刚开始时，彼此还都有些尴尬，渐渐便融洽起来。席间，大家举杯，共祝郭沫若以后取得更大的创作成就。末了合影留念。
总的来说，这次聚会对于双方增进了解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令郁达夫深感不满的是，某些文学研究会成员席间有一些不甚积极合作的言语举动，尤其茅盾在慷慨陈词时仍带讥讽口气，达夫很不舒服。不久，又看到茅盾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他觉得文章某些段落是嘲讽自己的，不快之感更为强烈。在这种情况下，他创作了《血泪》。这篇小说很明显是影射郑振铎和茅盾的，讽刺他们提出的“血和泪的文学”——“为人生”的艺术。
为了刚建立起来的友情，文学研究会没有再进行以牙还牙的反击。而此后，郁达夫也没有再与文学研究会发生论战，双方的关系渐趋好转。
与文学研究会的论战进入尾声时，郁达夫又被卷入了另一场论战。
1922年8月，《创造季刊》第二期出版。这一期发表了郁达夫的《夕阳楼日记》。该文指责了余家菊自英文转译的《人生之意义与价值》（德国威铿著）一书的误译，还批评了国内新文艺界的一些不良现象。
文中有这样一段锋芒毕露的语言： 我之所以不能默默者，只为一般丑类，白昼横行，目空中外，欺人太甚的缘故。我真不忍使我们中国的思想界，也腐败得同政治界一样，使我们中国永无吐气的一日。孟子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吾岂好辩哉，吾不得已也。”
我们中国的新闻杂志界的人物，都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却一点儿学问也没有。有几个人将外国书坊的书目录来誊写几张，译来对去的瞎说一场，便算博学了。有几个人，跟了外国的新人物，跑来跑去的跑几次，把他们几个外国的粗浅的演说，糊糊涂涂的翻译翻译，便算新思想家了。这番话显然是有所指的。而嫌疑最大的当推大名鼎鼎的胡适。当时，胡适正跟着他的老师，美国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在国内四处奔走，兜售实验主义。
与胡适的恩怨早起于1919年。那年秋天，郁达夫回国参加外交官考试。在北京期间，他给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求见信。信中把自己比作美国18世纪的作家爱默生，而把胡适则奉为爱默生心中的偶像——爱亭袍。这封信寄出后，达夫苦苦等待着回音。但胡适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对年轻的东洋留学生不理不睬。郁达夫的满腔热情付之东流。他由希望转为失望，又由失望转为怨恨。最后，带着考试失利在心头造成的创伤和满腹惆怅，又去了日本。
但郁达夫没有自暴自弃。他以自己的创作实绩和出色的文学活动，在20年代初成为中国文坛一颗耀眼的新星。他对胡适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胡适的一些言行越来越使他不满。《夕阳楼日记》把这种情绪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夕阳楼日记》发表后，胡适大发雷霆。他自美国归来后，被誉为新文化的先驱者，俨然是思想界的领袖和权威。如今，这种地位竟然受到冲击。他压抑不住心头之火，随即写文章反驳。
9月17日，胡适在他主办的《努力周报》上发表《编辑余谈·骂人》。此文距《夕阳楼日记》的发表时间仅有二十余天。
这篇文章先是为余家菊辩护，将指责余家菊误译的地方全部反转过来。而后对郁达夫的人格进行攻击，骂他“浅薄无聊而不自觉”，并以此否定其全部创作。
郁达夫原来是个脆弱的人，胡适对他的人格攻击更使他抑郁难忍。他没料到胡适这样的社会名流竟会对他使如此“毒招”。在创造社同仁的鼓励下，他在9月21日写了《答胡适之先生》的公开信。这篇文章对胡适的批评作了义正词严的反批评，既有事实的澄清和辩解，也有有理有据的批驳和痛斥。文章在上海的《时事新报》上很快发表出来。
胡适更加沉不住气了。他赶写出《浅薄无聊的创作》予以反击。
胡适的举动激怒了创造社。郭沫若的《反响之反响》、成仿吾的《学者的态度》相继发表，对胡适构成轮番轰炸。
郁达夫则潜心创作了著名的历史小说《采石矶》。小说中生不逢时、愤世嫉俗、抑郁不得志的大诗人黄仲则，是作者自己的精神写照。而那个排斥异己、欺世盗名的考据学家戴东原则是暗指胡适。胡适以考据作为沽名钓誉的工具，《采石矶》如此揭露他的本质： 周秦以上并没有考据学，学术反而昌明，近来大名鼎鼎的考据学家很多，伪书却日见风行，我看那些考据学家都是盗名欺世的。他们今日讲诗学，明日弄训诂，再过几天，又要来谈治国平天下，九九归原，他们的目的，总不外乎一个翰林学士的衔头……郁达夫以春秋笔法，给胡适之流画了一幅绝妙画像，击中了胡适的要害。
胡适明白，如此笔战下去，只能更多地暴露自己的弱点。他对郁达夫等人实在是无可奈何了。为了结束论争，他不得不摆出姿态，给郁达夫和郭沫若写了一封致歉信。他说：“我很诚恳地希望你们宽恕我那句‘不通英文’的话，只当是一个好意的诤友无意中说的太过火了。如果不爱听这种笨拙的话，我很愿意借这封信向你们道歉……我尤其希望你们要明白我当初批评达夫的话里，丝毫没有忌刻或仇视的恶意。”
收到这一封信，达夫也发扬“费厄泼赖”精神，写了封言辞平和的复信。信中称： 我在《创造》二卷一期一五二页上所说的话，你既辩明说你“并无恶意”，那我这话当然是指有恶意的人说的，与你终无关系。
《晨报》的记者说我回答你的那篇文字，是“作者的人格的堕落”，我简直不懂他说的是什么话。若要说人格，《晨报》记者的那种卑鄙的行为，才可说是堕落的极点呢！
说到攻击考据学的话，我们对你本来没有什么恶感，岂有因你而来攻击考据学之理？
……半是辩解，半是表白，表现出郁达夫对胡适的复杂感情。从中也可看出，两人之间原有的误会已消除不少，他们的关系以后还有很大的发展。
至此，《夕阳楼日记》点燃的烽火烟消云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