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只觉得鼻子发酸。他强压住感情，解下脖子上的毛围巾，披在沈从文身上。
1923年10月10日，郁达夫抵达北京。
第二天，他便夹着讲义，去北京大学讲课。
初到北京，达夫很兴奋。他剃掉了几个月来未曾梳理的长发短胡，换上了新制的夹衣，努力振作精神，要过一种崭新的生活。在最初一段时间里，他着实感到了新生活的快乐。
与鲁迅先生交往，尤其使他高兴。
达夫与鲁迅的第一次见面，是在这一年的2月。当时，达夫离开安庆，独自一人到北京，住在郁曼陀家。一天，周作人在他与鲁迅合住的八道湾寓所请达夫吃饭，席间，达夫见到了鲁迅。鲁迅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他的脸色很青，胡子是那时候已经有了；衣服穿得很单薄，而身材又矮小，所以看起来像是一个和他的年龄不大相称的样子。
他的绍兴口音，比一般绍兴人所发的音来得柔和，笑声非常之清脆，而笑时眼角上的几条小皱纹，却很是可爱。②达夫这次再来北京，正好与鲁迅同事。鲁迅在教育部当佥事，同时也在北京大学兼任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略”。两人时常见面、畅叙，了解深入了，达夫发觉自己及创造社的朋友以前对鲁迅有误会。他对陈翔鹤谈到鲁迅时说： 鲁迅为人很好，有什么说什么，也喜欢喝点黄酒。看来我们从前的误会，真正是多余，可惜沫若同仿吾不能到北京来玩玩。当陈翔鹤提出要他向鲁迅引荐时，他欣然答应。没过多久，便带着陈翔鹤、冯至、陈炜谟到鲁迅家登门拜访。
鲁迅对达夫也是很欣赏的。达夫的正直、率真、诚实，在鲁迅看来，都是难能可贵的品质。在一次聚会时，他和别人这样谈论达夫： 我一向很回避创造社里的人物。这也不只因为历来特别的攻击我，甚而至于施行人身攻击的缘故，大半倒在他们的一副“创造”脸，总是神气十足，好像连出汗打嚏也全是“创造”似的。从达夫先生脸上，却看不出那么一种“创造”气，倒是觉得颇为稳健和平的。达夫与鲁迅曾有联合介绍青年作家作品的计划。他们准备从那些新出版的小刊物上，找出那些可取的作品，介绍给更多的人，使这些年轻作家得到安慰和鼓励。这一计划由于达夫后来离开了北京，未能实施起来。
达夫有一颗年轻的心。他很愿意与青年人交往。他的住处常聚集着一批文艺青年。他们中有陈翔鹤、陈炜谟、冯至、柯仲平、赵其文、姚篷子、潘漠华、刘开渠、沈从文等。大家在一起畅谈，话题大都不离文艺，以及文艺家的生活和逸事，有时也谈日本，谈日本的女人。大家也骂金钱，骂社会，骂军阀，骂虚伪的学者。有时聊到后半夜，大家便横卧在达夫的床上过夜。
他们也常常到外面活动。公园，闹子馆，平剧院，旧书摊，都是常去的地方。一到发工资，达夫便请青年朋友进小饭馆。菜不求多，而酒则一定要喝够。
在与青年人的交往上，达夫充分表现出宽厚、慈爱、无私的长者风范。从达夫与沈从文的关系中，人们可见一斑。
当初，沈从文从湖南跑到北京，投考大学。因过了考期，只能等待来年。他流落京城，举目无亲，没有经济来源，孤零零地困守在湖南会馆里。三九寒天，没有钱生炉子，只好蜷缩在被子里。在走投无路之际，他给大名鼎鼎的郁达夫写了一封信，请求帮助。信中写道： 我是一个失业人——不，我并不失业，我简直是无业人！我无家，我是浪人——我在十三岁以前就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了。过去的六年，我只是这里那里无目的地流浪。
我坐在这不可收拾的破烂命运之舟上，竟想不出办法去找一个一年以上的固定生活。我成了一张小而无根的浮萍，风是如何吹——风的去处，便是我的去处。湖南，四川，到处飘，我如今竟又飘到这死沉沉的沙漠北京了。
经验告诉我是如何不适于徒坐。我便想法去寻觅相当的工作，我到一些同乡们跟前去陈述我的愿望，我到各小工场去询问，我又各处照这个样子写了好多封信去，表明我的愿望是如何低而容易满足。可是，总是失望！生活正同弃我而去的女人一样，无论我是如何设法去与她接近，到头终于失败。
一个陌生少年，在这茫茫人海中，更何处去寻找同情与爱……落魄者酸楚的话语声声打在郁达夫的心上。他感动得流了泪，对沈从文产生了极大的同情。
郁达夫把信揣进兜里，冒着大风沙出门了。他按信上的地址，找到了湖南会馆。
推开一间阴暗的北屋，达夫看见一个白面长身的青年裹着棉被，坐在床上，瑟瑟发抖。
开口一问，正是沈从文。
郁达夫只觉得鼻子发酸。他强压住感情，奔过去，解下脖子上的毛围巾，披在沈从文的身上。
沈从文没想到郁达夫会来得这么快，更没想到这位名作家竟没有一点架子，对自己如此关心、体贴。闯荡京城几个月，吃尽了千辛万苦，他顽强地承受着。但现在他终于忍不住了。他伏在达夫的肩头痛哭起来。
而后，达夫带沈从文出去吃中饭。他月薪才三十来块钱，却拿出五块钱买饭菜，找回的钱也都给了沈从文。达夫安慰他，鼓励他，指点他走文艺道路的门径。因为下午有课，达夫未能说得更多。
当天夜里，郁达夫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夜不能寐，脑子里总思考着沈从文的问题。后来，索性披衣下床，给这位文学青年写回信，一直写到凌晨。这就是著名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其中写道： 我说了这半天，不过想把你的求学读书，大学毕业的迷梦打破而已。现在为你计，最上的上策，是去找一点事情干干。然而土匪你是当不了的，洋车你也拉不了的，报馆的校对，图书馆的拿书者，家庭教师，看护男，门房，旅馆火车菜馆的伙计，因为没有人可以介绍，你也是当不了的——我当然是没有能力替你介绍——所以最上的上策，于你是不成功的了。其次你就去革命去罢，去制造炸弹去罢！但是革命是不是同割枯草一样，用了你那裁纸的小刀，就可以革得成的呢？炸弹是不是可以用了你头发上的灰垢和半年不换的袜底里的污泥来调合的呢？这些事情，你去问上帝去罢！我也不知道。
第二，这才是真真的下策了！你现在不是只愁没有地方住没有地方吃饭而又苦于没有勇气自杀么？你的没有能力做土匪，没有能力拉洋车，是我今天早晨在你公寓里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已经晓得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想你还能胜任的，要干的时候一定是干得到的。这是什么事情呢？啊啊，我真不愿意说出来——我并不是怕人家对我提出诉讼，说我在嗾使你做贼，啊呀，不愿意说倒说出来了，做贼，做贼，不错，我们说的这件事情，就是叫你偷窃呀！《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在《晨报副镌》发表后，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尤其青年学生，都把达夫引为知己和代言人。而沈从文此后则成了郁达夫的常客，交情越来越深厚。
郁达夫去北京后，创造社由于少了一根“撑天柱”，处于半瘫痪状态。1923年11月2日，《创造日》停刊，前后共出了一百零一期。随着《创造日》的夭折，《创造季刊》的命运也岌岌可危。1924年2月，出版完第二卷第二期（共出六期）后，也宣告停刊。这时，创造社只剩下一份《创造周报》了。对最后这一块阵地，创造社同仁苦苦支撑着，想尽力把它保住。1924年1月5日，郭沫若给郁达夫写了封信，内称： 北大文人的稿件，有好的务请逐次寄来，维持周报，周报我只想支持一年，出满五十二号后我不愿再在上海鬼混了。近来生活索漠得很，没有欢心，也没有什么哀感，心脑都好像石化了的一样，很想折返日本，向生理研究室中作一世的土龙。周报满年后如何维持尚望朋友们早事计议，如继续时我主张移往北京，想到那时，你在北京的势力当不孤寂了。为了全力维持《创造周报》，1924年2月17日，郭沫若在上海汇山码头送别了自己无法养活的妻子和孩子，由安娜独自带着三个孩子回日本。但创造社的事情越来越不顺心，到4月初，郭沫若也登上了开往日本的“长崎丸”。上海，只留下成仿吾一人苦苦支撑着。
5月初，郁达夫曾回上海，与成仿吾商量结束《创造周报》事宜。当时，北京的太平洋社提出要与创造社合办一份新周刊，达夫向成仿吾转告了太平洋社的这一意见。两人都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也只能如此了。5月19日，《创造周报》第五十二期出版。该期刊出了创造社与太平洋社合办新周报的预告，同时宣告《创造周报》停刊。
《创造周报》的停刊，标志着前期创造社活动的结束。郭沫若远在日本，成仿吾赴广州担任广东大学的教职，郁达夫则返回北京。轰轰烈烈的创造社霎时间烟消云散。
1924年12月13日，《现代评论》在北京创刊。这份周刊名义上由创造社和太平洋社合办，实际是由太平洋社主编。操纵编务的是王世杰、周鲠生、皮宗石、陈源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开始时，郁达夫和创造社的其他成员还在上面发表过一些作品。后来，当他们认清王世杰等人的政治倾向后，意识到创造社被人利用了。于是，郁达夫他们愤而离去。
身居故都，郁达夫的内心是寂寞的。原以为换了环境，精神可以振作起来，可以从头干一些事情。但现实的处境每每令他苦闷。
一天，陈翔鹤来拜访他。
“上了课没有？”陈翔鹤见面先寒暄一句，没料到却引发达夫的一顿牢骚。
“谁高兴上课，马马虎虎的。你以为我教的是文学吗？不是的，‘统计’。统什么计，真正无聊之极！”
“他们为什么不请你教文学呢？”
“谁晓得那般混帐忘八旦的。如果不是帝大同学××提议聘我，恐怕连统计也不会肯请我教呢。”
教的不是自己喜欢的内容，达夫对教书实在就没了兴趣。每周几个钟点的课对他来说，就成了一块心病。
而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下的北京社会则更令他感到气闷。卑污险恶的现实追逐着他，使他无处藏身。
在《北国的微音》中，他向郭沫若倾诉衷肠： 北国的寒宵，实在是沉闷得很，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不眠症者，更觉得春夜之长。似水的流年，过去真快，自从海船上别后，匆匆又换了年头。以岁月计算，虽则不过隔了五个足月，然而回想起来，我同你们在上海的历史，好像是隔世的生涯，去今已有几百年的样子。河畔冰开，江南草长，虫鱼鸟兽，各有阳春发动之心，而自称为动物中之灵长，自信为人类中的有思想者的我，依旧是奄奄待毙，没有方法消度今天，更没有雄心欢迎来日。在这令人窒息的恶劣环境里，为了排遣苦闷，达夫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当正常的办法不起作用时，他便采用变态的手段。
到北京后的第二个星期天的晚上，达夫的苦闷情怀初次抬头。他垂下脑袋，在桌子上趴了一个多小时。后来，他偶尔抬头，向桌子上摆着的一面蛋形镜子一照，只见镜子里映出了一个瘦黄奇丑的面形，三寸来长，乱蓬蓬的黑发，无规则地倾覆在额头上。一个何其面目可憎的形象！达夫气极了，把镜子狠狠地摔到地上。
“啪”的一声，镜子碎了。看着镜子的碎片在地上滚动着，达夫感到了快意。待到脑子清醒过来，一阵悔意又袭上心头。
原来，他与孙荃结婚的时候，孙荃曾送给他两样纪念品。一样是钻石指环，早被他在日本送进了当铺。另一样就是这一面意大利制造的四圈有象牙螺钿镶着的镜子，达夫将它与几册最心爱的书放在一起，一直随身带着。现在却化为乌有，他心里产生了深深的惋惜和后悔。刚刚缠绕着他的苦闷，一瞬间不知被赶到哪儿去了。
这种饮鸩止渴的手段，达夫后来一再使用。每当苦闷难耐的时候，他便找出爱读的书籍，将它们化为灰烬。或者，将爱穿的衣服，用剪刀绞破。渐渐地，他的行箧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
有钱的时候，他又有别的解闷的方法。有一天，天津的二哥寄来五块钱。达夫将钱藏在身边，舍不得用。过了几天，他的“老毛病”又犯了。他便到一家烟店，尽这五块钱买了一大包最贱的香烟。回到住处，他把这些香烟统统塞进白炉子里，用火点燃。一时间，浓烟滚滚，房间里到处是呛人的气浪。达夫坐在房中，只觉头昏脑涨，眼睛里涌出许多泪水，而内心的苦闷，因为受了这肉体上的刺激，竟大大地减轻了。
为了排遣苦闷，郁达夫也去妓院寻找刺激。不过，他与一般嫖客明显不同。他对妓女充满怜悯和同情，言谈举止中并没有歧视、侮辱的成分。
陈翔鹤回忆道： 达夫兄同我们逛胡同的次数也相当的多。他逛的方法，是一条胡同，一个班子的慢慢逛逛看看，先点了若干班子的名（即由鸨儿叫姑娘们一个一个地出来从客人身边走过之意），然后或许挑选一个姑娘到她屋子里去坐坐，或者点了半天，依然一个也不挑，我们又走回大街。
从对待姑娘们的态度上看来，他也可以说极其特殊： 他在她们面前说话时，是十分潇洒，温和，自然，而且彬彬有礼。问问她们的生活状况，客人多少，收入多少，于剥剥瓜子，喝喝清茶，闲谈一阵之后，即便起身，如此而已。所谓“色情的要求”，或“色情的丑态”，我却完全一次也不曾见过。只是有一次，曾经遇见他对一位姑娘这样的说过：“让我抱抱吧，我已经有五六个月都不亲近女人了！”当然，这个姑娘便向他底怀里坐了下去。他呆呆地望着她，仿佛若有所思，又仿佛如有所求似的望了一会，便推开她，说“好了，我们走了。下次再来。”就在其间，我也丝毫看不出低等色情的情况来。末后，这个姑娘向他耳边嘘了一句，大约是留他住下之意，但他笑了一笑，摇摇头，仍然同我们一同走出。③其时，孙荃带着龙儿正在富阳老家。达夫孤身一人，耐不住寂寞，便经常进出八大胡同。
在这段时间，他结识了一个名叫银弟的姑娘。
银弟的父亲原是苏州塘口的一个恶少年，后来拐骗了她的母亲，一起逃到上海，开了一间裁缝摊，后来生下了她。过了一些时间，她父亲又拐了一笔钱和一个女子，大小四口就从上海逃到北京。拐来的那个女子成了娼妓，银弟的母亲则当了班子里的龟婆。在一个严寒的夜里，她父亲醉死在雪地里。母亲则用剩下的一笔钱，包了一个姑娘，维持自己的生活，后来又与一个年轻的琴师姘居了。银弟渐渐长大了，她走投无路，被迫当上了妓女。
9月的一天，达夫在班子里闲逛，见到了这位其貌不扬、衣饰不鲜的姑娘。她的遭遇引起了达夫的同情。达夫从她的身上依稀看到了海棠的影子。
在以后的两三个月时间里，达夫不时去造访。虽然他经济并不宽裕，但东挪西借，花在银弟身上的，竟有好几百块钱。
达夫对银弟，同情的成分居多。他经常带朋友过去打几圈牌，吃吃酒。至于留宿，倒是不常有的。但银弟对他，确实动了真情。后来，达夫离京南下，银弟送到西车站，在月台上竟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