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那些无关宏旨的通俗娱乐，最强烈的反对意见不是说它们妨碍了读者成为高雅博学之人，而是说它们使那些没有智力优势的人更难以自己的方式变得聪颖起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助理理查德·霍加特
公共广播是无数词汇和形象的来源，它们履行着各种职能……在课堂上帮助老师教学，在家里训炼年轻人的头脑，通过培养爱好和技巧来丰富人们的休闲生活，提高专业技能，学习专业知识。它们提供了一个思想碰撞的舞台，是家庭的文化中心，是市政听证大厅的延伸，是一张超越时空的门票，也是对个人成长开放式鼓励。
——公共广播公司1970年年度报告
如果你感兴趣的东西，他人不感兴趣，那么，用诺埃尔·科沃德的话来说就是，你可能不应该进入娱乐业。
——奥布里·辛格，BBC特稿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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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来到美国，周身闪烁着一个新媒介恰如其分的希望之光。20世纪下半叶应当是普通人的时代，而电视，正如帕特·韦弗所说，能使普通人变得不再普通。从电视上收看《哈姆雷特》，一个晚上的观众，比历史上所有到剧院看过这出戏剧的人加在一起还要多。伟大的科学家们会在电视上解释他们的发现，伟大的作曲家们会为这个家庭荧屏谱写新的歌剧，戏剧界和史学界也会联合起来，在电视上为总是渴望自我完善的美国公众再现历史。与此同时，将全球都纳入视野的“广角镜头”会终结地方主义，并将整个真实的世界带进人们的起居室。所有这一切，都既为广告主的利益服务，也为公共利益服务，而服务的费用则大部分由广告主来支付。当然，最终没有人会掏这笔钱，因为做广告所增长的成本，往往要少于由广告销售出去的、大规模生产的商品所节约的成本，或者说情况大抵如此。
但是，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广告主在四处寻找受众，而当受众愿意对一切事物再次进行尝试时，他们却又一次选择了不思改进。喜剧演员、体育节目、西部片、神秘片、各种杂耍节目以及电视竞赛节目，都使严肃的传媒观察家们对电视渐感不安。很早以前，联邦通讯委员会就为非商业电视保留了大量频道，当电视竞赛节目发生丑闻之后，这些电视台作为商业电视的替代品，开始显得极为重要。1952年联邦通讯委员会曾留出242个频道给教育电视台，可是到1959年底，只有44家教育台还在播出，而且大多数一天中只播出几小时的节目。
教育电视台的特点是，由学校系统或大学控制，其节目大都倾向于福特基金会或其附属基金会为“提高教育”而乐于出资赞助的各种活动。得克萨斯州曾经办有教师培训节目；宾夕法尼亚州也办有大学学分课程节目；芝加哥初等专科学校主办了完整的初级专科教育节目“电视大学”；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戴德县也有用于课堂教学的中学科目节目。这些节目大多由一位教师面对一台摄像机讲课，十分枯燥。如果允许的话，可以这样说，这种发展趋势在1961年达到了巅峰，那时，福特基金会出资装备了两架用作电视传输的飞机，每天都有一架飞机在印第安纳州蒙特皮利尔上空4英里处盘旋，向十几万平方英里的人口密集区里的学校，用两个频道播出三流的教学节目。
到1960年为止，教育电视还没有什么影响。福特基金会当年的年度报告显示，这一年有7笔资金用于“发展非商业频道”，其中最大的一笔给了康涅狄格大学，金额为3．455万美元，最小的一笔给了密歇根州萨吉诺的三县学院，金额为1．8万美元。这7家电视台都是1960年新开播的非商业频道。从它们接受的资金数额你就可以猜到其设备的优劣——有些时候，失望的观众们可能会感觉到某种低质量。
然而，无论在何地，教育台都拥有广泛的社区支持，这使教育台变得更加雄心勃勃，而不囿限于专业性“教育”节目的制作。位于波士顿的WGBH电视台是一个由14家机构联合资助的电视台，从提供BBC第三套电台节目转为提供广泛的电视服务。但是，由于发射塔的功率有限，方向又不对（它面向南部，而所有的商业发射塔都面向西部，因此用天线接收WGBH电视台的商业台节目图像难尽人意），因此，WGBH电视台又用2频道一起播出节目。在旧金山，美国大学女性协会组织的一个志愿者协会抢占了9频道，KQED电视台，用于非商业广播，开始时是一周两个下午的2小时节目，最后形成了综合性的节目体系，有戏剧、卡巴莱表演、室内乐、教育、辩论、基础知识介绍、本地新闻等等。KQED是靠捐款生存的电视台，董事会由所有捐款高于最低年度捐款额的人士投票选举而成。1971年，该台预算超过450万，可以说，其中超过1/4的钱是从4．5万名会员（占节目覆盖范围内电视家户的3%）中募集来的。要成为会员，他们每年至少要捐款145美元。在众多的创意中，KQED首先选择把拍卖会搬上银屏，有名望的拍卖师对着镜头展示那些由好心人捐赠的物品，为教育台集资。如今，这种拍卖已成为美国大多数城市的年度新闻。新奥尔良WYES电视台的威廉·S·哈特描述说，这是一种“电话投标拍卖……，这个马拉松似的拍卖一周内整整持续了9个小时。州长、市长、牧师、商界名流担任我们的拍卖员。”
早在1954年，福特基金会便资助一家机构专门帮助这些教育台交换信息和节目。以安阿伯为基地的全国教育广播电视中心（National Education Television and Radio Center，后改称NET，即全国教育电视台），几乎只从事技术处理工作，复制和发行首轮节目，之后制作电视台提供的节目录像带，后者通常要收费。到1960年，福特基金会在这项事业中已投资4100万美元，有时，也许他们自己也不禁要问为什么这样做。
1962年，非商业电视的发展取得了新突破，一家宗旨为非营利的公司集资收购了位于纽约的13频道。教育台摆脱了受限于州立大学和学校系统的形象，开始成为以纽约为基地的全国性传媒，开始进行更严肃的讨论。对此，国会的反应是，通过拨款帮助建立和装备非商业台，福特基金会也增加了资金投入。在福特基金会每年600万美元拨款的支持下，NET在1962年成为以纽约为基地的制片机构，为全国各家非商业电视台提供用胶片摄制的节目、纪录片和文化娱乐内容。但是，它还不是一个电视网，因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收取的互联费用远远超出了它获得的资金。只有波士顿-华盛顿走廊地带除外，这一地区几家比较强大的电视台成立了一个东部教育网，NET的节目也由“附属台”播出，节目带还是通过邮寄传送，最流行的节目也许要在邮路上走6个月的时间。
1966年初，两起互不相干的事件改变了非商业电视的焦点：身为总统特别助理的麦乔治·邦迪辞职，出任福特基金会总裁；弗雷德·弗兰德利辞去CBS新闻总裁的职位，以抗议CBS拒绝在白天的娱乐节目时段优先播出乔治·凯南在参议员富布赖特领导的对外关系委员会上所作的越战证词。在辞职消息公布的当天早上，弗兰德利收到邦迪从白宫办公室打来的电话。邦迪正在那儿清理办公桌，准备离开。这位福特基金会的新总裁已经浏览过这个机构的历史资料，他发现注入非商业台的资金额度大得惊人，到1966年时，大约有13亿，但是播出的节目却少得非同寻常。他感到需要一个电视顾问，而弗兰德利现在明显是自由的。就在那个星期，他们两人在纽约共进了晚餐，前后大约有5个小时，不久，弗兰德利成为领取福特机构薪水的顾问，而邦迪的办公室布置得就像一个电视制片人的办公室，装了3台电视机，每台都锁定在不同的电视网频道上。
在弗兰德利身上，邦迪看到了一个具有超凡能量的推销员，后者仍然受电视最初始的“看到远处”概念的驱动，经过许多次预算冲突后，终于认同了好货不便宜、便宜无好货的观点。邦迪感到，福特基金会的两大主要任务是：（1）为改善美国的种族关系“做些工作”；（2）创造另一种电视服务机制。当林登·约翰逊总统还在哈佛大学任职时，WGBH电视台在哈佛一直扮演着小宠物的角色，林登·约翰逊对电视上出现的他认为不公正的新闻，曾经大发雷霆。邦迪对电视十分感兴趣。
到1966年夏，邦迪和弗兰德利的举止引起了轰动。当联邦通讯委员会邀请福特基金会对美国境内的卫星传播系统提出建议时，他们的提议完全出乎FCC的意料。他们强调，卫星通讯应该为电视服务，不保留电话、电报或数据传播频道；卫星应当为非商业电视台提供免费联网服务；卫星的运作费用应该比电视网目前租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电线＋微波系统的费用低许多；高价的贝尔系统和低价的卫星系统之间的差价，应当成为“人民”从太空科技项目中获取的“红利”，并用于补给教育电视的发展。
福特基金会的提议在全国得到热烈响应，但是没过多久，这一呼声便开始低落。这个在
不足一个月——每周7天、每天24小时，8月1日是截止日期——的时间里拟定的提议，在某些方面存在技术性困难。首先成本计算有误，人民的“红利”很可能低于3000万美元，而不是像福特基金会所计算的超过6000万美元。最糟的是，教育台的经理们还不完全清楚联网对他们来说重要性何在。他们是地方性电视台，获得当地的支持；他们真的想象商业电视网那样，成为某个电视网的一部分吗？这有什么意义呢？
1966年12月，福特基金会对提议进行了一些修正，同时发布通告，斥资1000万美元用于“有力地展示全国性教育电视的能力”，制作一档两小时的节目，从1967年开始，每周日晚上，向全国几乎所有非商业台提供，过去由于预算的原因，周日晚上是没有教育性节目的。福特基金会还准备，“每周一次汇集美国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士，让他们对当时每个现实领域正在发生的重大问题各抒己见。”
这个新节目最终被命名为《公共广播实验室》（PBL）。制片人是弗兰德利在CBS时最能干、最敏锐的助手之一艾夫·韦斯廷，主持人及评论员是原ABC新闻节目、特别是电台网节目的领袖人物爱德华·P·摩根，刘易斯·弗里德曼管理文化方面的节目，他曾经长期担任纽约13频道的制片主任。节目在1967年11月5日晚首播，多亏在大多数城市报纸上预先作了宣传，刊登了大量广告，观众很多。但是，在第一天的两小时节目结束之前，观众便开始流失，再也没有重返节目。在百老汇，节目被撤销是很可能的，就像一扇门那样开开合合；但在电视上，由于福特基金会的资助，这个节目维持了2年，没有展示什么“全国性教育电视服务的能力”，却恰恰应证了索尔·休洛克提出的真理：“如果公众不想看节目，那什么也阻止不了他们。”到最后的几个月，PBL的收视率远远低于1%。
一项调查分析了PBL长期不受欢迎的原因，认为它是过时的。第一次节目的主题“种族关系”，从一开始便可以预知会失败，因为人们每周都能从商业电视网上收看到关于种族关系的节目。PBL的“文化”部分极其幼稚而枯燥，由一对半专业的黑人搭档化装成白人来演出；节目的非虚构部分是以圆形剧场的戏剧技法，围绕白人和黑人之间的舞台化冲突展开的，且无休无止地上演。到了后期，节目节奏控制得稍好一些，制作更为专业，甚至有几次，还很老道。但是，所有节目都存在根本性的不足：它们对你是如此有益，就像是苦口的良药；它们是如此沉溺于电视（这种沉溺甚至殃及广告，制片者剥夺了在节目中插播广告的可能性，代之以在节目中插入一分钟的反广告内容，告诉人们广告商品是多么不好），以致它们看上去很像是其他商业电视网正在做的节目的翻版，然而，又是毫无重点的复制品；此外，它们的风格与埃德·沙利文的风格、与《联邦调查局》和《金矿》的风格都相反。帕特·韦弗最近说：“尽管节目很差，但是如果能早一点意识到应该从7点钟开始播出，以便与商业网儿童节目时间错开的话，节目还是可能吸引一些观众的。”PBL的推广人员相信他们自己的宣传，他们认为美国公众对商业电视不满意，于是便直接与正在播出的最流行的节目正面竞争。结果他们输了。
即使在PBL开播之前，福特基金会偶尔也会资助NET的全国性联网节目。第一次是1967年，报道林登·约翰逊总统在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这个节目之后是直播有关总统讲话的现场讨论，参与讨论者不是新闻记者，而是大学教授和公众人物。结果教授和公众人物说的不仅比新闻记者讲的更少，也讲得更糟。不管怎样，邦迪和弗兰德利忠实于他们的信念，坚持联网播出是公共电视的基本需要，而且坚持其提议，卫星应当作为最有效的传播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