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结束后，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授予徐天良为“一级战士荣誉勋章”的最高功勋，中央军委授予他二级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他还在另外几次战斗中两次荣立三等功。
1955年国庆节，徐天良站在******、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间，同他们一起参加国庆观礼。他还在十大元帅的授勋宴会上，作为南京军区的英模代表举起酒杯，向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十大元帅敬上美酒……
这样一位战功卓著的功臣，1979年从部队转业到巫溪县广播局，故乡竟没有人知道他是战斗英雄。其实，20世纪50年代的战功喜报早就寄到了巫溪县民政局，只是到了“**********”中档案资料被抄，民政局的人员已经调换，后来谁也不知徐天良的喜报在何方。
英雄的本色永不褪
徐天良出生在大宁河畔的长渡乡。他是山的儿子，铸就了大山一样的性格。20岁那年，他和村姑洪德英结了婚，可婚后不久，厄运发生了，一个夏天的夜里，他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不久，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开了小差，毅然加入了人民解放军。
徐天良被抓壮丁后，他的家人哪里知晓其生死。妻子洪德英苦苦期盼着，直到新中国诞生后的第6个年头，她与回家探亲的徐天良在故乡的小路上擦肩而过，竟谁也没认出谁来。直到徐天良回到家中，夫妻俩才抱头痛哭一场。
1979年，徐天良从部队转业回到故乡，他时时处处都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出现，从没亮出自己的军功章。妻子治病花去数万元，已是负债累累，他也没向组织伸过手叫过苦。
由于多年积劳成疾，洪德英身患多种疾病，尤其是腿部溃烂不止，每次打开绷带满屋发出腐臭味。徐天良天天为妻子洗伤口、换药。绷带本应用一次就丢掉，但为了节约开支，他把满是脓血的绷带洗了又洗，一晾一大竹竿，就像战争年代的急救所。
1988年春节，洪德英病情加重，徐天良没有惊动单位领导和同志，自己悄悄到医院给妻子拿药，可是服药后仍不见效，非住院不可，他才请了几个同志把妻子抬进医院。徐天良身上空空如也，妻子知道丈夫没钱，她死不住院。徐天良立即找人借了200元，才使妻子转危为安！
徐天良当上广播局的副局长后，家里依然很清贫。局里没人愿住的房子他们搬进去，一住就是四五年。屋内一遇天气变化地面就冒水，不几天衣服就长上一层霉。本是病人的洪德英住进阴暗的屋里后，病情渐渐加重，常常高烧不止。洪德英一生患了多种疾病，腿部溃烂几十年，还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等。洪德英知道徐天良不会向组织申请“特殊化”，她一直咬牙坚持着。
不久，局里考虑单位职工住房紧张，为缓解矛盾在屋顶增加一层。大家纷纷建议徐天良一家搬进加层。可他没有采纳同志们的建议，微笑着对职工说：“我是主持工作的副局长，怎么能去住呢？我搬进去了，原来的矛盾还是存在，还是先让最困难的同志去住吧！”
1989年2月，长期患病的洪德英去世了。几十年来，洪德英一直没有工作，治病和全家人的生活开支全靠徐天良的工资。尽管生活的担子那样沉重，却没有影响他们的夫妻感情。如此善良坚强的妻子逝世了，徐天良陷入万分悲痛之中，几天茶饭不思……把妻子送上山后，徐天良又欠下了600多元债。他和儿子经过整整一年的省吃俭用，才还清了全部借款。
妻子去世以后，高中刚毕业的儿子徐必红待业在家。徐天良发现儿子思想情绪不对劲，书也看不进去，情绪很反常。他有些担心了，便把刚满17岁的儿子送到粮站饲料加工厂干起了搬运工。炎炎夏日，原本白生生的儿子，被烈日晒得油黑发亮。儿子把40多天挣来的80多元交给徐天良，老徐望着儿子，眼里滚着泪花，什么也说不出了。
单位职工不理解徐天良的举动，有人质问他：“你让儿子去日晒雨露，难道心里不痛？”徐天良动情地说：“孩子的成长离不开艰苦的磨砺啊！”徐天良对儿子“残酷”，儿子也没有怨言。直到徐天良退休后，儿子还在粮站干着搬运工。
好心人为英雄“搞特殊”
1989年9月，巫溪县委、县政府制订政策，凡是获得高级职称的知识分子或在省以上获奖的同志，其子女招工可以优先照顾。
副局长刘平修了解到县里决定照顾的名单上没有徐必红，她为此大为不平。她跑进徐天良家，逼着徐天良取出勋章让她看看。徐天良不知道刘平修要干什么，只好取出勋章和证书。刘平修夺过勋章和证书便跑走了。
刘平修跑到县长魏兴珩家，急切地说：“魏县长，我们单位的徐局长儿子招工的事，你知道么？别人能照顾为什么他就不能照顾？”
魏县长知道徐天良是退休后的调研员，便说：“就是那位调研员吗？全县调研员那么多，怕不好办吧？”
刘平修急了：“是的，但他可不是一般的调研员。我就要你们为英雄搞一次‘特殊化’！他是在抗美援朝中屡立战功的战斗英雄。”刘平修从提包里取出勋章和证书，“哗啦”一下倒在魏县长办公桌上。
魏县长目瞪口呆了：“啊呀！这么多啊！我怎么没听说过？你去找一下民政局雷局长清理一下，看全县还有无类似情况，明天上午我们开会研究。”
刘平修又连夜找到民政局长雷书萍。雷书萍手捧着金光灿灿的勋章，惊奇地问：“这是巫溪的人获得的勋章？”
刘平修骄傲地说：“就是我县长渡乡的人。”
雷书萍非常激动：“啊！是长渡乡人？这是巫溪县48万人民的光荣和骄傲啊！这是要载入史册的！”
刘平修笑了，她终于为英雄“特殊”了一次！
招工考试那天，徐必红来到考场准备考试，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几经寻问，监考员才对他说：“县委、县政府决定你免予考试。”
徐必红大惑不解：我凭什么免考？谁也不会相信，徐天良的儿子还不知道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英雄重返朝鲜
徐天良的事迹终于被世人关注！中央军委、国防部领导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徐天良的事迹后，马上责成有关人员查阅徐天良的档案，并通知他作为抗美援朝英模代表，赴朝参加“参战四十周年纪念活动”。
1990年10月，60多岁的徐天良，已是两鬓霜白了，他坐在飞机上，凝视着舷窗外，那悠悠白云在湛蓝的天空中飘移，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三千里锦绣江山出现在眼前，感情的潮水撞击着他的心胸。40年前，他没有想到会活着回到家乡。更没想到40年后的今天，会重返故地……
飞机稳稳地停在平壤国际机场上，身着节日盛装的人群，迎接他们最崇敬的英雄。徐天良走下舷梯，泪眼模糊地向人流挥手。此刻，他想到了长眠在这块土地上的战友。
朝鲜人民在平壤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参战四十周年纪念大会”，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金日成、李钟玉等出席大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徐天良和代表团团长李铁映等被请在主席台前排就座。为再次表彰徐天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卓越功绩，金日成同志紧紧握住徐天良的手，把一枚闪闪发光的“二级自由独立勋章”挂在他的胸前，并合影留念……
农民英雄何明星
何明星向记者讲述救人经过
巫溪县兰英乡兰英村有个青年叫何明星，这天夜里，他正和家人烤火，观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忽然，屋外响起喊叫声。何明星跑出屋去，见村支书一边喊一边跑，说有一辆双排座客货两用车翻进水库里去了。何明星转身进屋，抓起一盏矿灯便朝外冲去。
何明星跑到出事地点，顺着矿灯光线，看见离水面3米多高的地上有棵树桩，那是被车砸断的！何明星一手提着矿灯，顺着斜坡滑下去。到了水库边，发现本村村民夏国帆倒在一边。何明星立即扶起夏国帆，一摸鼻子，还有气息。他把夏国帆背上斜坡，然后又滑下水库边，用矿灯一扫，见岸边还倒着一个受伤的男子。何明星啥也没想，背上伤者又朝坡上爬去。斜坡很陡，何明星咬牙爬行着。忽然，他听到有人在叫“爸爸”，何明星用矿灯一照，见水里有人在挣扎。何明星立即放下背上的伤者，返回水库边。
当时夜里的气温只有5摄氏度，可何明星没有多想，他丢下矿灯跳入水中，抓住落水者一看，是位女学生。女学生神智还清醒，说水里还有人！何明星将女学生背上斜坡，这时，施救的乡亲们赶来了。何明星把女学生交给乡亲，他又滑下陡坡。
此时，何明星的衣服被撕破了，浑身上下都是伤痕。他吐了一口泥水，丢下矿灯，便跳进水中，见一位妇女抓着一棵被车砸进水中的树干。何明星抓住妇女朝岸边拖去。上岸了，他用矿灯一看，见妇女是本村村民朱映霜。何明星见朱映霜已经窒息，他立即将朱映霜放在地上，用自己知道的救生知识做人工呼吸。经过一阵抢救，朱映霜终于醒了过来。朱映霜忽然一声嚎哭，说她的孩子还在水中。她哭喊着，要扑下水库去救自己的孩子。
何明星急了，他吩咐众人拦住朱映霜，他再次滑下陡坡，去水中施救。何明星到了水库边，矿灯昏暗了，他朝水里照着，只见浑浊的水在翻滚，哪里还有人影。何明星搜寻了许久，始终没有找到朱映霜的孩子。待他搜到一处岩边时，见一位伤者抓住石头，已奄奄一息。何明星抓住伤者一看，是村民张修清。何明星想把张修清背上安全地带，可他已精疲力竭了。
这时，几位青年赶到了，众人一起把张修清救走。
黑暗中，何明星和众人在水库边寻找，依然不见朱映霜的孩子。
夜深了，兰英乡启动突发公共事件紧急预案，乡、村干部赶到现场指挥救援。由于水库存水太多，一时无法打捞出小孩的尸体。
第二天，乡村干部组织人员继续搜寻遇难者遗体，终于在事发点下游的悬崖处发现遗体。这时，何明星又主动请战，将绳子拴在腰上，费尽周折才到达悬崖处，他用绳子捆住那具遗体……何明星返回安全地带，便瘫坐在地上，已是动弹不得了。
当记者赶到事发地要采访何明星救人的经过时，他眼里充满了泪水，哽咽地说：“我真没用，怎么没有救出朱映霜那个才两岁的孩子呢？”
一个朴实的大山男子，黑夜里孤身拯救了3位伤者的生命。此时，他流下了泪水，为自己没能救出一位孩子的生命感到揪心和悲痛。
无愧斯民曾文科
一
没人发动，没人组织，没人导演。
为********的榜样焦裕禄送葬的感人悲壮的场面，在万山丛中的峡郡溪城再一次重演。
不是巧合，不是偶然，这是民心的呼唤！这是巫溪人民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人举行的最高规格的祭奠。这里包含着巫溪人民对一个人民公仆的深情和爱戴。
泪洒伤心地。
3月12日。万人小城巫溪在哭泣。
没人能准确统计为曾文科守夜哭灵的人数。灵堂内部都站满了人，黑压压的人，2000朵小白花在灵堂内外汇聚成哀思的河流。花栗乡一位老大娘赶了30多里山路来到县城，挤不进灵堂，在灵堂外整整坐了一夜……
他们都想最后陪一陪他们崇敬的亲人。
梁玉英，这个饱经风霜的花甲老人，她就那么静静地坐在遗像前，就那么直直地望着遗像，泪水不断线地往下滚。她专注地擦拭着那古铜色的烛台，她要为曾文科点燃“长明灯”。她嘴里不停地喃喃自语：“曾县长，有了这盏灯，你就找得到回家的路啊……”
她怎能忘记，七年前的一天，她一头闯进素不相识的曾文科的办公室。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苦情。
在大宁河泡了一辈子的船工丈夫撒手西去，自己拖着4个孩子，筛沙卖钱，艰难地维持生计。可有人铁石心肠，不准她筛沙，活活断了她的“生路”。听着听着，曾文科眉头越皱越紧，铁青着脸，一言不发。他随梁玉英来到沙滩，找到镇公所的同志，为筛沙的居民划定了地盘。梁玉英继续筛沙。有人跳出来大骂：“哪个龟儿子有这个胆叫你筛沙！”梁玉英壮起胆子说：“曾县长叫我筛的！”那人还不罢休，一个电话打到曾文科的办公室。曾文科这个一向和蔼的人大发脾气：“是我叫她筛的，人家孤儿寡母的，无职无业，筛点河沙又犯了哪家王法！”最后，他语重心长地对那个干部说：“我们要多想想群众的疾苦啊，当干部的，就要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千条万条，这是第一条，离开了这一条，什么都是假的，空的。不然，群众就会骂娘的！”
79岁的郑发秀老人实在走不到灵堂。她捶着自己不灵便的双腿，在家里坐了一夜，哭了一夜，念叨了一夜：“曾县长啊，要是让我替你去死多好啊！”
她永远忘不了，是非亲非故的曾文科为她四处奔走，把远离县城的独生子调回她的身边，使她在风烛残年有了寄托和依靠。
郑发秀记不清跑了多少次，拖着颤颤巍巍的小脚四处哭诉，想用泪水泡软那些管事的、当官的。开始还有人耐着性子听，说是“研究研究”。跑多了，哭多了，把人家哭烦了，听也懒得听了。有一次还被轰出了门。
这个守了30多年寡，历尽艰辛把儿子拉扯大的老人，再也不指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