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妇女的发髻形式很多。当时的《髻鬟品》中列举了不少发髻名称，如唐高祖宫中流行半翻髻、反绾髻，乐游髻，唐玄宗宫中流行双环望仙髻、回鹘髻、愁来髻，唐德宗贞元年间宫中有归顺髻、闹扫妆髻，长安城中有盘桓髻、惊鹄髻、抛家髻及倭堕髻等。这里列举了不少发髻名称，但没有说明其形制。其中有些名称本身具有形象性。所谓半翻髻，就是发髻很高，顶部又向下半翻。所谓惊鹄髻，就是髻式有如鸟振双翼。所谓反绾髻，就是从髻的两侧各引出一绺头发向脑后反绾。所谓双环望仙髻，就是一种绕出双环的髻式。所谓倭隋髻，就是将头发自两鬓梳向脑后，掠至头顶挽成一髻或二髻，再向额前俯偃下垂髻式。这是盛唐时期颇为流行的一种髻式，中唐后期至晚唐则偏于一侧，形成堕马髻。中晚唐还流行一种重叠繁复的髻式，可能就是所谓的闹扫妆髻。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自古以来女性为了美丽动人，而千方百计地修饰着自己。她们在创造着美的同时，也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汉族历史上有没有抛彩球风俗
元代著名剧作家王实甫在《吕蒙正风雪破窑记》一剧中，叙述了洛阳富绅刘仲实欲为女儿月娥择婿，但想到“姻缘是天之所定”，就决定以抛彩球的方式“凭天匹配”，“但是绣球儿落在那个人身上的，不问官员、士、庶、经商、客旅，便招他为婚。”不料绣球竟中贫士吕蒙正，于是演出了一段悲喜故事。关汉卿《山神庙裴度还带》叙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只是关剧中的一对男女早已确定联姻，男的金榜题名，奉皇帝之命完婚之后，以抛彩球的方式作为完婚的礼仪。这不同于王剧的刘仲实抛彩球是基于不信人事，唯听天命。另外还有女子看中某男，抛球择婿的。如《西游记》第九回三藏之父陈光蕊被相府公主相中而抛球成婚就是一例。
这种婚姻方式在汉族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吗？史学家和民俗学家各执己见，至今难下定论。
持存在论的学者认为，抛球成婚的风俗是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周礼·周官·婚氏》记述：“仲春令会男女，奔者不禁。”此言虽语焉不详，不像元代以后文学作品所描述的盛况，但可能就是这种风俗的雏形。至于为何以后的史书、地志及诸家笔记中绝少言及此种风俗，乃因为此种风俗随着社会物质的进步，婚姻礼仪渐趋繁复而逐渐衰微。明人梁玉绳《说藁》卷一《黔苗词》注云：“孟春合男女于野，谓之‘跳月’。男吹芦笙，女振铃为节。奔而不禁……”又云：“未娶者插白鸡羽跳月；又以五色布为球，谓之‘花球’，视所欢者掷之。”梁氏所描述的虽是苗家风俗，但与《周礼》所言有相似之处。可能是这种风俗由汉族传入苗族。明代诗人高启见过宋时一幅描绘南宋时期抛球择婿的盛况的画，高启《观顾蕃所藏宋赐进士丝鞭歌》一诗较详细地记叙了当时新中进士游街、富家抛球择婿的情况。诗中有“天街直拂花枝过，择婿楼高彩球堕”的诗句。清人金檀引《宋状元录》注高诗云：“高宗绍兴二十一年辛未，策试进士赵逵等及第、出身有差。上御集英殿拆号，唱进士名，各赐绿襴袍、白简、黄衬衫；赐状元等三人酒食五盏。三人……骏马快行，……自东华门至期集所，豪家、贵邸竞列彩幕从观。其有少年未有室家者，亦往往于此择婿。”又注“择婿楼高彩球堕”一句云：“苏轼诗：‘眼乱行看择婿车’。”从此看来，宋时汉族有此风俗。其所言与小说、戏剧中的情况极相似。
有的学者认为，历史上的汉族没有这种抛球成婚的风俗。他们指出，如果我国历史上汉族存在过这种婚姻风俗，那么为何史书、地志及各家笔记中难以见到记载，而仅见于文学、戏曲作品？在封建社会，信天命者极多，如果王剧《破窑记》中的刘仲实能如此，那么抛球联姻者就不知有多少了，但这些仅是稗官之言。再说，这种联姻方式过于奇巧，于情理不合。婚姻自古以来皆被视为人生大事，取决于这种俄顷间的抛彩球似乎不可信。如果男女间本已定姻，或女方看中某男，但在乱哄哄的时候难免抛中他人，那么是婚之乎？拒之乎？如果被掷中者已婚或本人并不情愿，那么又该如何处理呢？看来，这是文人们构想出来的。如果要说有，在我国西南许多少数民族中倒有这种婚姻方式，不过有别于小说、戏曲中所描写的结彩楼和女子抛球。陆次云《跳月记》记载苗族男女春月跳舞求偶，女持球以掷意中人的详细情况。又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十载：“交阯俗，上巳日，男女聚会，各为行列，以五色结为球，歌而抛之，谓之‘飞驰’。男女目成，则女受驰而男婚己定。”范成大《桂梅虞衡忘》所载与周氏相同。在电影《西南高原的春天》里，亦可见傣族抛彩球的仪式。可见在我国西南许多少数民族中，在旧时其婚仪中多有抛彩球之俗。学者们据此推测，我国元代文学作品中抛彩球的风俗，是因为元代形成了各民族的空前大一统，当时西南各族与中原往来频繁，这种风俗自边州以口说而传至中原，时人感到新鲜，文人遂加以改造而播之于小说、戏剧。更重要的一层原因是长期受多重压迫的妇女尤其喜闻这种有机会选择配偶自由的风俗，因而随之宣扬。虽然妇女仍因礼教的束缚而难以实现自由择偶的意愿，但终可寄理想于此，因而元代以后描写这类风俗的小说、戏剧大盛。
抛彩球联姻的风俗，文学作品中描写甚多，西南诸民族确曾存在过，而史志及各家笔记唯独没有关于汉族这一风俗的记载。因而，抛球联姻的风俗到底是中原所原有，抑或是中原本无而为西南诸族所独有，此谜至今仍难解。
对联
新春佳节，千家万户喜气洋洋，张灯结彩，对联更是人们习以为常的必有之物。当然，对联并不一定只在春节使用。在乡下，甚至婚丧嫁娶也要在门旁贴副对联，以渲染气氛。然而，假如要问：对联产生于何时？它是怎么样产生的？或许许多人会瞠目结舌，不甚了了。
这也难怪，虽然对联是中国的特产，且有着悠久的发展史，许多对联作品至今脍炙人口，但是，有关研究对联的作品却寥寥无几，何况关于对联的发生、形成并非众口一词！
对联即“楹联”，又称“楹帖”，俗称“对子”，字数多少无定规，要求对偶工整，平仄协调，是诗词形式的演变，加上优美的书法，真可谓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品。春联仅是对联中的一种，春节期间贴在门上，表现人们喜迎新岁、向往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
清人陈云澹《簪云楼杂话》记载：“春联之设，自明太祖始。帝都金陵，除夕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列朝诗集》、周晖的《金陵琐事》以及乾隆年间长沙钱德苍的《解人颐》等笔记小说都有类似记载。如是说，春联被正式肯定和推广在明代初年朱元璋时期，到现在不过五六百年之久。
然而，人们都记得王安石那首著名的《元日》诗，诗云：“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表明早在北宋时期我国人民就普遍地将春联作为更新除旧、美化环境、渲染气氛、点缀生活的一种艺术形式。
既然如此，那么春联产生于何时呢？北宋人张唐英《蜀梼杌》说：“蜀未归宋之前，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版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宋史·五行志》和《宋史·蜀世家》也是这样记载的。
因此，人们普遍认为五代时期后蜀主孟昶所题写的这副楹联是中国第一副春联。
这个说法未免太绝对化了。据说，晋代著名书法家王羲之，有一年春节前夕，先后写过几副对联贴在门上，都因字体妍美雅丽、内容新颖而被人悄悄揭走。除夕将至，门上仍空无一字。王羲之又精心构思一副而拦腰斩断，先分别贴出上半截，联云：“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副不吉利的对联自然没有人去揭。初一黎明，王羲之又将截下的下半截分别接上。就成了“福无双至今朝至，祸不单行昨夜行”的妙联。由此看来，春联早在五代前就出现了。
春联仅是对联的一种，而对联早在唐代已风靡全国。《资治通鉴》载：天宝元年，有人送给惯于玩弄权术排斥异己而又无德无才的宰相李林甫一副对联，上联为“口蜜”；下联为“腹剑”。表明此时的对联已变成反映人们政治倾向的一种文学形式了。
其实，要说清楚对联起源于何时，必须辨明对联之所由生。
在我国古代，有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风俗习惯，即挂“桃符”。据说桃木有压邪驱鬼的本领，古人在辞旧迎新之际，用桃木板分别写上“神荼”、“郁垒”二神的名字，或者用纸画上二神的图像，悬挂、嵌缀或者张贴于门首，意在祈福灭祸。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说：“《黄帝书》称上古之时，兄弟二人，曰荼，曰郁，住度朔山上批树下，简百鬼，宽妄榾入，援以苇索，执以食虎。于是，县官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索虎画于门，效前事也。”桃符最初书写二神的名字或描绘图像，后来演变为书写吉祥语，进而发展成对偶的诗句，这就是造纸术产生之前的对联了。同时，也说明至少在东汉时已盛行春节挂桃符的风俗。还有人主张对联的起源应在距今两千年的春秋战国时代，理由是保存此时资料的《山海经》也有此类记载。
“十二生肖”的由来
十二生肖又称为十二属相，是用十二种动物为名称的纪时方法。那么，十二生肖的纪年法究竟是从何时开始，又是如何创立的呢？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天上的玉皇大帝为了让人们适时耕作、起息，便想教人们学会纪时。玉皇大帝准备选十二种动物作为十二生肖，每过一年便递换一种动物，十二年后再重新轮回。消息传出后，天下所有的动物都想成为十二生肖中的一位，都希望让人类记住自己，于是动物们纷纷赶往天庭，接受玉皇大帝的挑选。玉皇大帝见动物们如此踊跃，很是高兴，为了尽量做到公正，玉皇大帝命动物们进行比赛，胜者即可入选。当老鼠跟巨大的大象搏斗时，因其机敏灵活，钻进了大象的鼻子而打败大象，赢得了所有动物的掌声，并被排在了选中的十二种动物的第一位。十二生肖就这样产生了。
上面所言，只是一个生动的神话而已，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早在六千年前，我国古代人民就通过对天象的观察而发现太阳月亮一年要会合十二次，每次会合的位置不同，所以古人将太阳运行一圈的轨道分为十二等份，即十二宫，以“子丑寅卯”等代表一年的十二个月，周而复始，并以“甲乙丙丁”等与“子丑寅卯”等相配使用，用以纪年、纪日。这便是“天干地支”的由来。“天干地支”纪时的方法非常方便实用，为什么还要用十二生肖与之配合呢？
一些史学家认为，以十二生肖纪时的原因是因为古代人民非常崇敬动物，对大自然中的动物有一种图腾情结。比如，我国少数民族像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等，均有自己民族的十二兽法用以纪年。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种图腾情结就与天干地支联系了起来，并用于纪时了。
天干地支的发明者
在中国古代的历法中，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被称为“十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叫做“十二地支”。两者按固定的顺序互相配合，组成了干支纪法。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来看，天干地支在我国古代主要用于纪日，此外还曾用来纪月、纪年、纪时等。那么，干支纪法的发明者究竟是谁？
大约在战国末年，依据各国史官长期积累下来的材料编成的史书《世本》说：“容成作历，大桡作甲子。”梁启超在《国文语原解》中认为，天干地支这二十二个字，颇为“奇异复杂而不可思议”。他主张干支应与罗马、腓尼西亚（腓尼基）和希腊文的字母等同起来看待。并在《饮冰室合集》中，从字形和读音上揭示彼此间的联系，以为中西自古以来的字形与读音，屡经变迁，“若从两方面尽搜罗其异形异音而校合之，安此二十二文，非即腓尼西亚之二十二母乎”？按梁氏的观点，中国古代干支纪法的发明，似乎与腓尼基的二十二字母有关联。然而，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释干支》中，提出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以往人们对干支的解释，都是望文生义的臆测，“十天干”纯属十进位记数法的自然发生，其中多半是殷人所创制。至于“十二地支”，起源于古巴比伦，在比较中国古代的十二辰和古巴比伦的十二宫后，指出中国古代的十二辰和十二地支，都是从古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演变而来。其传入中国的途径，可作大胆推测，也许商民族“本自西北远来，来时即挟有由巴比伦所传授之星历知识，入中国后而沿用之”，或许“商室本发源于东方，其星历知识乃由西来之商贾或牧民所输入”。尽管郭、梁的说法影响较大，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一些学者从我国上古的夏代帝王世系和商代汤王以下所有帝王的名字中，探究十天干中的字已被用于名号这一特有现象。为驳干支外来说，陈遵妫在《中国天文学史》中指出，“在四千多年前的夏代，可能已有干支产生了”。郑文光在所著《中国天文学源流》一书中认为，十天干起源于我国古代伏羲和“生十日”的神话传说，是十进位法概念在纪时中的反映，应当产生于渔猎时代的原始社会：“十二地支”则由常羲“生月十有二”的神话传说演变而来，产生于殷商之前，后逐渐演变为十二辰。所以，郑文光推断：“十二支宜乎是夏人的创作。”杜石然等则在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一书中，主张夏代已有十天干纪日法，商代在夏代天干纪日的基础上，进一步使用干支纪法，从而把十天干和十二地支配合在一起形成六十日循环的纪日法。
“三正”历法
一年的岁首（即作为开始的月份）对今天的人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但在上古时，却是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才最后确定下来的。
有学者研究指出，我国历代使用过的历法多达六十六种，其中大多为阴阳历。阴阳历创始于夏朝，又称夏历。春秋时开始以十二地支纪月，叫做月建。人们把冬至所在的月份称为子月，子月之后，依次是丑月、寅月、卯月等等；子月之前，逆次为亥月、戌月、酉月等等。到底以哪一个月为岁首呢？
先秦时主要有夏历、殷历和周历三种不同的规定。三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岁首月建的不同，也就是正月的月建不同，所以又叫做“三正”历法。
司马迁在《史记·历书》中说，“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换言之，周正以通常冬至所在的建子之月为岁首，殷历以建丑之月为岁首，夏历以建寅之月为岁首。以我们今天通用的夏历为准，那么周历的岁首“一月”就相当于夏历的十一月，殷历的岁首则相当于夏历的十二月。正由于岁首的月建不同，与之相对应的四季也就不一样了。见下表：
先秦时期的历法比较混乱，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时期，历法尚处于草创期，各地区的历日制度尚未取得一致。另一方面，当时诸侯林立，纷争不已，各国也有意采取不同的历法，以示其个性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