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五世是位深受英国人民爱戴和敬仰的国王，可他登位之初，大多数英国人并不了解他，更谈不上尊敬。
乔治五世最得民心的举动，是他对国内罢工工人持同情的态度。
1926年，英国由于经济不景气，工厂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因而爆发了全国大罢工。朝野一片恐慌，厂主们要求政府给予严厉镇压。乔治五世却为工人辩护说；“工人们是在争取获得赖以生存的工资啊！”他给首相鲍德温写信，告诉他：“工人们所需要的是工资和工作，而不是失业。”他责成政府“尽快解决工人就业问题。”他还偕同玛丽王后来到失业最严重、工矿最集中的威尔士地区。他们甚至坐上运煤的小火车去矿井了解工人的情况，到矿工们破烂的屋子里同他们一块喝茶。
有人对国王的行动感到不解，一位至高无上的国君似乎没有必要采取这样的举动。据说，乔治五世当时曾说过这样的话：“虽然出生的机运把我推上了这样一个特殊地位，但是，我还是一位普通的人。”正是这种体察下情、同情百姓疾苦的举动，使乔治五世赢得了极大声誉。
点评：
国王的责任就是爱民。据说目前的泰国国王就深受国人爱戴，他一般不涉政事，只是一味亲民。当国家遭遇政治危机时，他把对立的双方叫到王宫谈一次话，危机顿时化解。
漠视荣誉的恩格斯
马克思逝世后，年迈的恩格斯独自肩负起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责任。他以火一般的热情为国际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操劳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赢得了国际先进工人的衷心爱戴和敬仰。在巨大的荣誉和声望面前，恩格斯一如既往，保持着谦虚谨慎的作风，反对以任何形式推崇和颂扬他个人。
1893年秋，恩格斯去瑞士、奥地利和德国作旅行和访问。这些国家的工人群众出于对他的热爱，纷纷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恩格斯再三说：“这完全不适合我。”
在苏黎世、维也纳和柏林，他不得已到集会上讲话时，总是指着悬挂在会场上马克思的像说，他只是作为马克思的战友来接受大家的欢迎，分享马克思的荣誉。在谈到他自己时，他说：“如果说我在参加运动的50年中的确为运动做了一些事情，那末，我并不因此要求任何奖赏。
我的最好的奖赏就是你们！到处都有我们的同志：在西伯利亚的监狱里，在加利福尼亚的金矿里，直到澳大利亚。……这使我感到骄傲！”
1890年11月下旬，在恩格斯70寿辰前夕，贺信和贺电雪片似地从欧美各国向伦敦瑞特琴公园路122号飞来。
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等打算专程从柏林来向他祝贺。恩格斯一再表示这完全是不必要的，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倍倍尔的再三坚持，并说明来伦敦还要会见英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人，恩格斯才勉强同意他们来参加他的家宴，并表示只此一次。马克思的幼女、英国工人活动家爱琳娜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月刊上发表了一篇祝贺他寿辰的文章，恩格斯看了很不高兴，批评她不该“过分地颂扬我”，说要对她“训一训”才好。
第二年冬，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歌咏团为恩格斯71寿辰准备了一场音乐晚会，邀请恩格斯出席。恩格斯当天才得知此事，他为自己未能及时阻止而感到不安，便立即给歌咏团写了一封信，找了一个托辞谢绝了他们的邀请，并告诉他们：“马克思和我都从来反对为个别人举行任何公开的庆祝活动，除非这样做能够达到某种重大的目的。我们尤其反对在我们生前为我们个人举行庆祝活动。”
恩格斯生前反对人们以任何形式推崇他个人，也“从不考虑死后的荣誉”。他在晚年曾经多次表示，自己作为马克思的一个不大出色的战友和助手，得到了过多的荣誉和过高的评价。他对梅林说：“历史最终会把一切都纳入正轨，但到那时我已幸福地长眠于地下，什么也不知道了。”他不需要后人为他树碑建馆。他曾经表示，希望他故乡自有的房屋有朝一日能成为党的印刷厂厂房。
点评：
一个人只要为社会做出了真正的贡献，给人民带来了利益，即使不树碑建馆，也会永远留在人民心中。
里根夫妇的表演
聪明的政治家不仅不会因一些尴尬情境而手足无措、反而极注意抓取情境上的幽默材料，以聪明机智扭转局势，使之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一次，美国总统里根在白宫举行的钢琴演奏会上讲话，第一夫人南希不小心连人带椅从台上跌落到台下的地毯上，不过她很快地爬起来回到自己的位置。观众一半是为她出洋相，一半是为她麻利的举动而热烈鼓掌，但不管怎样，这个意外插曲对于正在演讲的总统来说情境是非常尴尬的。或许不少别有用心的记者会因这情境的幽默滑稽而兴奋不已。可里根不愧是老牌政治家，他察看了一番，知道夫人并没有受伤，便俏皮地说道：
“亲爱的，我告诉过你，只有在我演讲得不到热烈掌声的时候，你才该做这样的表演。”
点评：
谁都知道，里根讲的不是真话，可这随机应变的调侃，这临场发挥的机智，化解了各种幸灾乐祸、担忧和尴尬的心理情绪，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杰出的政治家毛泽东我国第一代杰出领袖毛泽东也是一位高明政治家。
他审时度势，一次又一次将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之舟推向高潮。
在日本侵华初期，共产党要谋求和国民党的合作，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首先，共同抵御外敌入侵是民族之大义、民心之所向，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不仅国民党不答应，全国人民也不会答应，而且会毁掉共产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其次，当时的共产党力量还十分薄弱，不足以同国民党抗衡。而抗战正好可以争取到时间，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并积蓄力量以壮大自己。
因此，当德国友人王安娜1937年春天在延安请教毛泽东抗日统一战线成功后中国共产党将会作出的措施时，毛泽东回答道：“党的现行的许多的政策，大概会放弃吧。比如，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只是要求减租。对我们来说，蒋介石如果真的认真抗日，我们甚至准备把红军交给他指挥，边区的领导权也可以协商。我们的目标可以暂时搁下，以对付共同的敌人。”
这段话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决心：
为了抗日大计，甚至可以交出军政领导权！但共产党只是暂时搁下了自己的目标。毛泽东很早就对记者埃德加·斯诺提到过：“共产党永远不会放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除了在国共谈判的和谈桌上，毛泽东从不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共产党不最终夺取政权决不会罢休，眼前这一切，只是将来的一个必经环节。眼前不这样做，一是因为外敌当前，应以民族大义为重，二是力量不够，还不到最后决战的时候。”
毛泽东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把反对国民党与抗日这两个目标巧妙地结合起来了，既保存了实力，又发展了队伍，和蒋介石采用的“反共”与“抗日”两手政策并举的方针正好形成了鲜明对照。
后来证明，毛泽东这一方针是英明的决断。
但是经过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陈独秀的教训，毛泽东又强调，一方面，共产党要搞统一战线，否则共产党就无法摆脱目前的劣势得到发展。另一方面，他又提醒那些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人民群众的人，不能无原则地让步，否则，就不是共产党把人家统过来而是人家把共产党统了去。
毛泽东的政治家韬略在革命战争时期及新中国建立初期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毛泽东充满政治智慧的引导下，共产党蓬勃发展，最终实现了它夺取政权、建立人民共和国的目标。
点评：
在革命年代，他为了长远的政治目的，也曾暂时放弃眼前的主义。在建立国共统一抗日战线的过程中，他的这一才华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诸葛亮舌战群儒
在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中，有这样一段故事：
曹操南征，诸葛亮奉命出使东吴，联合孙权抗击曹操。当时，东吴分成主战和主降两派，主降派人多势众，诸葛亮一到东吴便被迫跟他们展开一场激烈的舌战。
诸葛亮对东吴这班“峨冠博带”的投降派早就了解，便针对他们懦弱无能、畏敌如虎予以揭露，以理服之，并对不同的人，用了不同的反驳方式。
张昭为贬低诸葛亮，讥笑他自比管仲是不自量，诸葛亮则用事实驳道：吾主兵不满千，将止关、张、赵云，且军不经战，粮不继日，“然而博望烧屯，白沙用水，使夏侯、曹仁等辈心惊胆裂：窃谓管仲、乐毅之用兵，未必过此。”并以庸医杀人为喻，隐然笑张昭等是庸臣误国。最后反唇相讥，说张昭等是：”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
虞翻夸大曹军声势，诸葛亮指出：“曹操收袁绍蚁聚之兵，劫刘表乌合之众，虽数百万不足惧也。”虞翻笑他“军败当阳，计穷夏口”，犹言“不惧”是“大言欺人”。
诸葛亮讥讽说：“刘豫州以数千仁义之师，安能敌百万残暴之众？退守复口，所以待时也。今江东兵精粮足，且有长江之险，犹欲使其主屈膝降贼，不顾天下耻笑。由此观之，刘豫州真不惧操贼者矣！”
步骘说他“欲效仪、秦之舌，游说东吴”。诸葛亮并不讳言，理直气壮他说：”苏秦佩六国相印，张仪两次相秦，皆有匡扶人国之谋，此非畏强凌弱，慎刀避剑之人也。君等闻曹操虚发诈伪之词，便畏惧谈降，敢笑苏秦张仪乎？”
对薛综说人心归曹，刘备不识天时必败，诸葛亮则愤怒谴责其为汉贼张目，“不足与言！”
陆绩鄙视刘备是“织席贩履之夫”，诸葛亮轻蔑地笑说：“公非袁术座间怀桔之陆郎乎，请安坐，听吾一言，高祖起身亭长，而终有天下，织席贩履，又何足为辱乎？
公小儿之见，不足与高士共语。”
诸葛亮在这场辩论中，充分显示了他的辩论天才，跟他辩难的，都是东吴负有盛名的才智之士，如果辨不胜他们，就无法说服孙权与刘备联盟抗操。
而这些人都主张投降，故诸葛亮把辩论的焦点放在这方面，并在以理服人的前提下，根据其人其论，分别进行反驳，对嘲笑的，反唇相讥；对为敌张目的，严词斥责；对胡说八道的，热嘲冷讽；对无知的，加以启发。
由于诸葛亮理足词严，群儒尽皆失色，这就给投降派狠狠当头一棒。
点评：
理足词严，进行有针对性地反击，就能让反对派心服口服。从而达到自己说服别人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