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丧失原则一味退让
1938年，希特勒已吞并奥地利，并试图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他以苏台德地区纠纷为借口，荒唐地向捷克提出领土要求。当时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第对此却采取绥靖政策，一味退让，不愿与希特勒闹翻，希望能拉住德国一起反对苏联。
张伯伦一开始就给捷克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捷克政府“尽最大限度”来满足德国。希特勒在确信法、英两国不干涉的前提下，蓄意在苏台德地区制造事端。
8月3日，张伯伦加快了妥协步伐，他派员充当捷克政府与苏台德日耳曼人的“调停人”，他派去的人对苏台德日耳曼人姿态越来越高，但对捷克政府却愈来愈苛刻。
正当苏台德日耳曼人与捷克摩擦越演越烈时，德国悍然陈兵数十万于边境，公然进行“军事演习”，一方面希特勒对捷克软硬兼施，一方面对英法又以武力相要挟。
德国政府一再制造事端。9月15日，张伯伦又不顾69岁高龄长途跋涉7小时前往德国最偏远的伯希特斯加登同希特勒会晤。
在此后的一系列谈判中，希特勒玩弄张伯伦于股掌之中。张伯伦则以谋求对德国的妥协为最大原则，一再退让，并且一再表示对希特勒的个人好感和信任。张伯伦一心只想避免战争，什么事都答应。
这一切使希特勒得寸进尺。
1938年9月29日，在慕尼黑召开的英法德意四国首脑会议上，捷克被完全出卖给希特勒政府，而张伯伦则在其中充当了不折不扣出卖捷克的“中介人”。
从此，捷克走上沦陷之路。
张伯伦的悲剧是多方面的，他在外交谋略上的完全妥协方式则是其悲剧的主要原因。其特点是避免关系破裂，不惜一切让步。
点评：
对人处事温和大方，把对方当作信赖的朋友，这是公关艺术必不可少的，但是一旦自己的观点、原则、立场与对方发生根本冲突而又一味妥协退让，则会最终将自己出卖给对方。
法律大于个人信用
唐贞观年间，在太宗李世民的倡导之下，朝廷开展了大规模的选拔推荐人才的活动。由于这个活动规模声势宏大，就有人打算混水摸鱼。太宗听说有人谎报官阶和资历，就命谎报的人自首。并警告说，如果不自首，一经查出，便处以死刑。
过了不久，有一个谎报资历的人事情泄露了。大理寺根据国家的法律，将这个人判处了流放。
太宗听说这件事以后，就把大理寺少卿戴胄找了来，问他：“你本来知道我当初下的诏书上说，不自首的人处死刑。现在，你判处他为流放，这不是向天下人表示我说话不算数吗？”
戴胄回答说：“要是陛下当时就杀了他，这不是为臣的所能管到的。但是，现在你既然已经把他交给大理寺处建了，我就不能违背法律。”
太宗问戴胄：“那么，你自己遵守了国家法律，却让我说话失去信用吗？”
戴胄说：“法律，是国家用以取信于天下的保证，国家的信用才是最大的信用。您所说的话，只是当时凭着一时的喜怒讲出来的罢了。陛下一时发怒，想要杀死他。
后来知道不能这样，才将他送给大理寺按照法律处理。
这正是您忍耐小的忿怒而保持大的信用的结果。我觉得陛下的做法非常可贵，因此很值得珍惜。”
听了戴胄的这番话，太宗说：“在我执法有误的地方，你能够纠正我，我非常感谢你。”
于是，太宗李世民改变初衷，同意了大理寺的判决。
点评：
在说服别人的时候，把轻重是非的大道理讲清楚了，对方就容易接受。
针锋相对迫使对手让步
在亚当斯成为门罗手下的国务卿时，他在对外关系中坚定地维护了美国的威望，经过几小时的激烈对抗，他迫使傲慢的英国公使斯特拉福德·坎宁平等地对待他并尊敬美国。
一天，坎宁怒气冲冲地闯入亚当斯的办公室，抗议众议院关于在哥伦比亚河口的美国拓垦计划的一些发言。
亚当斯很生气。他不仅认为美国对有关领土的要求和英国的要求一样有根据，而且为被一个外国使节盘问国会辩论中的发言而愤慨。他告诉坎宁，这正像美国驻英公使听到下议院谈到派军队去设得兰群岛，竟去盘问英国外交大臣一样。
“你们对设得兰群岛有任何权力吗？”坎宁狂怒地叫道“你们对哥伦比亚河口有任何权力吗？”亚当斯反唇相讥。
“你难道不知道我们有权力吗？”坎宁喊道。
“我不知道你宣称对什么有权力，也不知道你宣称对什么没有权利”，亚当斯回答，“你宣称对印度有权力，你宣称对非洲有权力，你宣称对……”“可能对一片月亮有权力。”坎宁讥讽地说。
“不，”亚当斯平静地说，“我没有听说过你宣称对月亮的任何部分有独占的权力；但是可以肯定在这个可供人居住的地球上没有一点地方你不宣称有权力。”
坎宁多次无理打断亚当斯的谈话，而亚当斯毫不客气地逐句加以批驳。
二人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争吵了很长时间。最后英国公使理屈词穷，终于让步，表示希望“培养两国之间的———和谐”，而且保证他将“永远不忘他对美国政府的尊重”。亚当斯鞠了一躬，会见便结束了。
亚当斯的傲慢和冷淡性格赢得了战斗的胜利。由于亚当斯把他所认定的国家利益放在政党利益之上而使人人都认为亚当斯“难应付”。
点评：
多数时候，在谈判中适当让步是必要的。但如果对傲慢，有得寸进尺的倾向的话语，你就要考虑是针锋相对了。
国家的盛衰直接影响着百姓的行为
从前有一个国王，认为自己把国家治理得比他父亲和爷爷的时候还好。
有一次，国王问各位大臣：“我的政绩比起我祖父和父亲来如何？百姓们现在的生活比以前更幸福了，对吗？”
听了国王的问话，不等其他大臣开口，敢讲实话的宰相就抢先说：“陛下！这个问题要由亲身经历过您祖父、您父亲和您三朝代的老人来回答。这些大臣是回答不了的。”
国王下令在京城里寻找这样的老人。最后找到了一个老头，是位织布匠，他亲身经历了国王、国王的父亲和国王的祖父三代王朝。
国王把这位织布匠召进王宫，问道：“你经历了我们祖孙三朝，你告诉我，我的政绩怎么样？”
织布匠说：“陛下，听我慢慢道来———50年前，是您祖父掌朝。一次发生了大风暴，成千成万的房子被掀走了屋顶。为了躲避风暴，一个过路的人提着钱袋，领着满身都是首饰的媳妇，来到了我家。我张罗他们吃了饭，等风暴过去之后又用牛车送他俩回去。等到您父亲当政时，我已经成了一个老头。每当想起那次刮大风的事，我总是寻思：那一天我不应该什么也没有要就把那位富人送回去。现在，大王您继了位，只要我一想起那件事，就责怪自己：我多么愚蠢！家里来了财神爷竟白白把他放走了！趁着那天刮大风，我把他们俩的财物弄到手，那该多好！抢了那财主的钱袋，夺下他儿媳妇的首饰，这样我就发大财啦！唉，现在只要一想起那件事，我就非常后悔！”老织布匠说完，就用嘲讽的眼光看着国王。
国王很快明白了老织布匠的意思：他祖父把国家治理得比他父亲好，他父亲治理得又比他好，他治理得最糟糕。国王从老人的话中受到教益，开始着手改进自己的朝政。
点评：
对上司表达报怨的时候，用举例和对比的方法既形象又生动，还不致使对方过于难堪，因此容易接受你的意见。
秉公办案
《旧唐书》载，武则天当政时，大理寺少卿徐有功经常据理直言，依法论争。
有一次，有个官员犯了罪，武则天一气之下，要将此人处以极刑。徐有功马上启奏，认为此人虽有过失，但罪不至死，如果草率地将他杀头了之，就是破坏了刑律。武则天既然君临天下，下了旨怎能改口？于是，徐有功就与她当廷争起来，越说越激烈，甚至忘了君臣之间的用词语气了。武则天怒不可遏，喝令武士将他绑了，推出去斩首示众。徐有功被押下殿时，扭过头来大声说道，“臣可死，法绝不可改！”武则天为之动容，连忙叫武士松绑，赦免了徐有功“犯上”之罪，并下诏对原先要处决的那个人按律论刑。
徐有功为人正直，不畏权贵，得罪了不少人，免不了会受人暗算。
一次，有人向朝廷打小报告，诬陷徐有功犯法。由于武则天对徐有功非常信任，没有轻信这一面之词，才使他幸免于难。
后来，这个诬告者犯了罪，武则天将这个案犯交徐有功审理。他完全依法行事，一切都按当时的法律程序办，犯罪事实十分清楚，犯人供认不讳，甚至没有动过刑，量刑也很得当。有人问徐有功：“这个人曾经诬告你，想置你于死地而后快，你怎么不趁机给他定重罪呢？”徐有功正色说道：“我执行的是国家法律，与他的过节是个人私怨，现在我代表朝廷审理此案，怎么可以公报私仇呢？”
点评：
为人正直是为官者的基本素质。秉公办案，自然会名垂青史。
被时间抛弃的总统候选人
温德尔·威尔基作为美国总统候选人，才能出众，机智敏锐，被认为是“两党历来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中属于最富于感召力的人”。1940年，他与已连任两届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摆开了竞选的擂台。威尔基对付罗斯福的一个最有力的论点就是美国总统没有连任三届的传统。
本来威尔基是很有希望成为美国总统的，但是，他在时间安排上的致命弱点却使他丧失了这一有利的时机。当有过多的事情分占他的时间的时候，他显得有些不分轻重缓急，不知道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干出更有成效的事情，而是毫不拒绝地干那些事倍功半的事情。
这天，他乘坐火车沿途在一个个小站发表动人的演说，每次都有几百人被他的讲话所折服。一天下来，他显得精疲力尽，声音沙哑。而当竞选即将结束之时，在电台上向千百万人阐述自己观点的节骨眼上，他却只能从他受损的嗓子里吐出一些发音难听的字句来，此时的地完全丧失了一个演讲者侃侃而谈的潇洒风度。他似乎弄清楚是几千人重要还是千百万人更重要。
罗斯福由于公务缠身且有残疾而少于公开露面。虽然参加竞选的时间少了，但时间却有了更高的利用价值。
他十分注重对千百万人的电台讲话，以至出现了他一讲话人们就兴奋异常的效应。
最终的结果是美国总统的任期传统给打破了。
点评：
在时间的把握和运筹上的不当，使威尔基没有能够如愿以偿。不在时间上安排好主次的人，最终会被时间所抛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