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出生在世代学习理学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自幼聪明，但对科举考试兴趣不大，多次参考，均名落孙山，对此他却并不十分在意。1879年，22岁的康有为在游历过为英国殖民者霸占了近40年的香港之后，对于西方文明有了些感官上的认识，觉得英国人“治国有法度”，不像古代所谓的“夷狄”那样没有文化。于是，他开始钻研西方的科学知识，逐渐成长为当时学术、思想界的先行者之一。根据清朝的有关规定，一般老百姓是不能直接给皇帝上书的。康有为不管这些，1888年，身为老百姓的康有为，首次向皇帝上书，分析当时国内和国际的形势，提出了改革法律、沟通民情、提防小人的改革方案。光绪皇帝虽然并没有看到这封上书，但康有为却赢得了普通老百姓的广泛关注，人们开始注意起他来。1890年春，在同学陈千秋的引荐下，年仅18岁的梁启超前来拜访已33岁的康有为。此时的梁启超刚在广东乡试中考取第八名举人，可以说是少年有为；而康有为虽然年龄较大，但因科举考试不顺，此时不过是一名监生而已，在“学历”上比梁启超低一格。按照当时的科举习惯，梁启超中举在先，应是康有为的“前辈”，所以梁启超心中自然有些沾沾自喜。二人见面之后，聊了好几个时辰，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当头棒喝之后，使他一时不知所措，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他毅然决定拜监生康有为为师。
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举动，自然扩大了康有为的影响。于是，不少优秀青年接踵而来，康有为便在长兴里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从康有为那里，梁启超学到了一些做学问的基本方法，为他以后的学术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从此，在康有为的引导下，梁启超逐渐成长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
梁启超师从康有为，不仅是他从政生涯的开始，而且也是他进入学问殿堂的起点。他曾说过：“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不过，此时师弟二人在思想上还是有一些分歧的，只不过这些分歧不是太大而已，但却也种下了日后恩怨的种子。
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支持下，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但是，由于慈禧太后的反对，9月21日，维新运动宣告失败，前后仅仅历时103天！因1898年为旧历戊戌年，故这次改革又称为“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逃亡到日本。康有为手捧自称是光绪皇帝缝在衣服里的所谓“诏书”，继续宣传他的保皇保教主张。起初，梁启超像从前一样，惟师命之是从，可渐渐地，随着对西方资产阶级著作的大量研究，他的政见发生了显著变化，与从前“若出两人”。
最主要的变化是他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特别赞同被称为“最后一个无所不知的人”的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的名言：“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并以《自由书》为题，写下一组文章，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认为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是医治中国痼疾的良方，认为中国若能采纳其思想，必将出现大同盛世。
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也从保皇转向革命，这段时间，他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的来往开始密切，有时甚至在三更半夜还拥被长谈，结果便有了合作组党的计划，“拟推（孙）中山为会长，而梁（启超）副之”。梁启超甚至召集其他同学，联名致函康有为，劝其退休，“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康有为得知梁启超倾向革命的思想之后，非常生气，立即严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并斥责其倡导革命的错误。由于多年来，梁启超已养成了对康有为的敬意和畏惧，他只得在表面上答应悔改，但实质上并未放弃对革命的信仰。
在尊孔保教问题上，梁启超也开始有意摆脱康有为的束缚。早年的梁启超，在康有为的影响下，常常谈论尊孔保教，好朋友黄遵宪和严复分别向他说明“教不可保”的道理之后，他开始转变思想。1902年，本着“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想法，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从今以后，只有努力保国而已，从“保教党之骁将”转变为“保教党之大敌”，受到康有为的严厉批评。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是共和制，还是立宪制？当时的人们从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出发，表达出各自的观点。此时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样，坚持中国应实行“虚君共和”，但不久，随着革命的发展，梁启超便把自己的主张改为“和袁慰革，逼满服汉”。而康有为依然固执己见，不愿与时俱进，康梁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在致康有为的信中，梁启超说，数月来，和您议论起时事，总是出现矛盾，很难领会您的意思，最后只能在表面上答应，回到家后，头痛目眩。“大抵与师论事，无论何人决不能自申其说……师平昔事无大小，举措乖方之处，不一而足，弟子亦不能心悦诚服，无如何也。”不过，这段时间，梁启超对康有为虽有不满，但矛盾没有公开，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为人所知。此后，因对共和与帝制的政见不同，二人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梁启超甚至公开发表文章，批驳老师康有为，二人关系严重恶化。
1912年元旦，民国成立。对于民国成立后出现的许多问题，康有为“触目伤心”，非常看不惯。为了恢复封建教化与伦理纲纪，他继续鼓吹尊孔崇儒的老调子，将孔子看做国粹和国魂，四处活动，组织孔教会，甚至要尊孔子为教父。在大总统袁世凯的支持下，全国上下，尊孔读经，甚嚣尘上。袁世凯支持康有为尊孔读经，目的是为其复辟帝制服务，但康有为却以为只有溥仪才能做皇帝，故早在1914年3月间，康有为就同张勋暗中谋划，欲复辟清朝。袁世凯复辟帝制，不仅没让溥仪做皇帝，而且公然自称洪宪皇帝，康有为当然不能容忍，于是毅然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
袁世凯的皇帝美梦仅做了83天，便在全国一片叫骂声中，呜呼哀哉了。康有为并没有从袁世凯的复辟失败中汲取教训，相反，他却加快了让溥仪复辟的步伐。1917年7月，他联同统率辫子军的张勋，利用时任国务总理段祺瑞和大总统黎元洪之间发生府院之争的机会，请溥仪重新登基做皇帝，史称张勋复辟。因复辟有功，康有为被任命为弼德院副院长，并戴上头品顶戴，没想到12天后，复辟失败，名列通缉令中。康有为只得躲在外国使馆和租界里做诗品画，直到1918年，在得到北洋政府的特赦之后，才敢走出租界。
与康有为积极复辟相反，梁启超坚决维护民主共和。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后，梁启超组织进步党，一方面欲与国民党相抗衡，另一方面则欲监督和引导袁世凯走上政党政治的道路。袁世凯做了大总统之后，觉得不过瘾，还想尝尝做皇帝的滋味。一班无耻文人摸到主子的旨意后，立即组织筹安会，借讨论国体问题，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摇旗呐喊。针对社会上的这股复辟逆流，梁启超以他那酣畅淋漓的文笔，挥毫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派人拿着20万元的银票，劝他不要发表这篇文章。梁启超却不为利诱，毅然发表。
同时，他还联合蔡锷等人，组织护国军，以武力讨伐袁世凯。
1915年12月25日，云南正式宣布独立，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在此前后所发表的许多通电，均为梁启超预先草拟。为了推动广西军阀陆荣廷独立，梁启超又只身前往广西，历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迫使陆荣廷于1916年3月15日宣布独立，所有重要电文，均为梁启超草拟。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护国战争很快便取得了胜利。
与其师康有为不同，梁启超不仅反对袁世凯称帝，而且反对任何形式的复辟，他深信世界潮流不可阻挡，任何复辟阴谋都不能得逞。当康有为在《上海周报》上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公开主张清帝复辟时，梁启超立即发表《辟复辟论》，将矛头直指康有为，明确指出此文的实质是“党袁论”、“附逆论”、“筹安新派”。张勋复辟一发生，梁启超立即随段祺瑞誓师马厂，参加武力讨伐。他不仅代段祺瑞起草了讨逆宣言，而且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通电，斥责其师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据说通电写好之后，有人担心会破坏师生友谊，梁启超却理直气壮地回答道：“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
康有为在张勋复辟失败后，不仅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将怨气发泄在梁启超身上，咒骂他为“梁贼启超”，将他比喻为专食父母的枭獍，并做诗斥责：“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逢蒙曾向后羿学习过射箭技术，后来却害死后羿。）康有为通过这首诗表达对弟子梁启超的愤怒。
康梁公开辩难及交恶之后，刘海粟等人积极从中斡旋，二人关系有所缓和。1922年，康有为原配夫人在上海逝世，梁启超曾亲往吊丧，但这不过仅维持着师弟之谊而已。1927年，康有为70岁生日，康门弟子齐集上海祝寿，梁启超虽然因事未来，但却托人送来寿联和寿文。在寿联里，梁启超暗将康有为比做孔子，极得以“圣人”自居的康有为的喜好。在寿文里，梁启超深情地回忆起早年在万木草堂学习的经历及师弟之间真挚的情感，感谢先生的教诲之恩，并高度评价了康有为对当时及以后的影响。
祝寿的喜庆气氛尚未散尽，1927年3月31日，康有为便逝世于青岛。梁启超闻讯之后好生伤感，因见他身后萧条得万分可怜，赶紧电汇去几百块钱，作为赙礼。4月17日，梁启超联合康门弟子，在北京设灵公祭，含泪宣读悼文。在这篇情深义浓的悼文里，梁启超肯定了康有为早年的历史贡献，但也委婉地批评了他在复辟帝制上的错误。
晚年的康有为和弟子梁启超之间关系有所缓和，但表面上诚挚的师生友谊并不能掩盖二人政治立场上的分歧。晚年的康有为依然没有从溥仪复辟失败中汲取教训，继续鼓吹尊孔复辟。1924年10月23日，溥仪被冯玉祥赶出故宫，康有为则指责道：“挟兵搜宫，何以立国？”并不顾年迈体弱，由上海赶往溥仪在天津的住所张园，“觐见圣躬”。溥仪生日时，康有为再赴张园祝寿。康有为70寿辰的前一日，溥仪遣人送来“岳峙渊清”匾和一柄玉如意，以示祝贺。康有为受宠若惊，“当即恭设香案，望北叩谢天恩”。
对于当时蓬勃发展的大革命运动，他则称之为暴乱，“俄化”，甚至在他去世前夕，还致电反动军阀张宗昌，要他先发制人，“用重兵”，对抗已逼近上海的北伐军。
与康有为相比，梁启超却反对复辟倒退，维护共和，追求立宪，他认为历史是在不断进步的，封建帝制再也不可能在中国复现，自从清帝退位以后，“我敢说，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也不会卸下，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尽管民国还存在种种黑暗，并不是真正的民国，但总比封建帝制要好，他坚信社会潮流浩浩荡荡，一往无前，民国比封建进步，这种观点比起康有为的复辟论调，要进步得多。
康梁之间的恩恩怨怨，原因何在？
梁启超曾从思想、性格及思维方式上找原因，认为康有为“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应该说，梁启超的这种分析有一定的道理。
康有为偏颇的理论和成功的实践
书法理论典籍上，批评色彩最明显但火气也最大的当数项穆与康有为。项穆站在明人立场上对苏东坡、米元章的指摘，激烈得出人意外；而康有为以晚清书法巨子的身分，对帖学一系作全面否定，大肆鼓吹他的尚碑意识，虽说也造就了一代书风，要之终觉得太过偏激。理论的能力应该是尽量公正地评判历史功过，因此需要周密的理性思考，只图一时痛快，将异己者一概骂倒，这是不能令人心悦诚服的。特别是此公提出“卑唐”，将有唐数百年名家如云的书法功绩一笔抹杀，以理论家衡之未免有点滑稽。
大凡一个有成就的理论家大概也很难成为创作大家。理论需要冷静的逻辑分析，创作需要火热的激情，理论强调公正而创作必须“偏激”。在古来，像孙过庭、苏东坡这样的双栖人物极为少见。康有为的理论震聋发聩但不是理论应有的姿态，也许他并无意于做真正的理论家，而是以此为创作服务：代创作立言。因为对北碑一面倒的偏爱正是康有为书风的一大特征——当然他不取方笔杀伐之态，而是在遒劲舒展、外松内紧的摩崖书风方面浸淫良深。以如此的特殊立场视唐碑，在审美趣味上的格格不入是理所当然的。雄强的趣尚和锐意变革书风的决心，使我们想起了此公在政治舞台上的作为：“戊戌变法”的最初目的，也是希望中国从积弱中走向雄强，当然，作这样的比附也许稍嫌牵强。但以他在政坛的一度叱咤风云而卒遭惨败的情况看，则胸中郁勃不平之气发为书法，该不会去倾心于容貌姣好的赵董一流，怕也是预料之中的。
康有为醉心于《石门铭》，以平长弧线为基调，转折则方圆兼备，软笔羊毫那种特有的粗茁、浑重、厚实效果在他的线条中有很好的体现，迥然有异于赵之谦的顿方挫折、节奏流动；又不同于何绍基的单一圆劲少见枯笔，这是他的别开生面处。至于线条控制带出结构的动荡，非四平八稳者比，亦是清代碑学的总体特征之表现。但粗笔时见松散虚空，不够凝敛紧迫，要亦一病。
康有为——“圣人”还是庸人？
很长一段时间内，康有为是作为“改良派”和“保皇派”被放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对立面的。这种评价当然带有明显的政治标记，因此，当斗转星移，人们开始重新评价改良和渐进改革的意义时，也对康有为为首的变法活动给予了积极评价，把他看成一个爱国的改革先驱。但很快，康有为的人格又遭到了怀疑，康有为的狂妄，虚骄，功利都成为被诟病的对象。
康有为的功绩是否曾被夸大？今天的人们对康有为究竟是否又过于苛刻？
其实，追究关于公车上书的真实性等问题意义并不大，作为一个维新领袖，康有为的历史功绩诚然是不容否定的。问题是，维新运动在仓促中确实失败了，六名志士横死成就了爱国者之名，而他自己一溜烟做了飞毛腿，这不能简单地往“反动派”头上一推了事。而康有为自己，逃亡海外后很快变成顽固的保皇派，甚至成为共和革命的敌人。康有为的立场，能力和动机，甚至人格受到后人质疑并不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