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不仅能写各种文体的文章，而且还有一手正楷和草书好书法。他既精通汉语，又粗通英语、俄语，既是林学农学专家，又懂得许多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他退休后同我谈起中国历史、世界地理、哲学和时事政治，滔滔不绝。
这些天，我们同胞兄妹都在筹备同一件大事——纪念父亲归真一周年。
说是纪念，其实也不过是随俗请阿訇和亲友吃一顿饭，而被请的人很自然地会给亡故的人作一个好祈祷。我并不赞同这种做法，觉得这种请客有博取人们赞扬儿女孝顺的嫌疑，远不如将款待众人的费用悄悄施舍给那些家境十分贫寒的人，祈求安拉回赐亡父更实在。尽管如此，由于母亲在我这儿居住，她老人家很看重这些礼仪，为了博取她的喜悦，我同妻子商量，也招待一次至亲好友，不过地点选在清真寺，一则这样可以请常去寺里礼拜的老人参加，二则防止来客又借此送礼。
可没有料到，这些被动的行为，却使自己心底刚刚有些安稳的记忆又活跃起来。坐在计算机旁，近日的喧闹似乎远远离去，只有父亲的身影，父亲的话语，萦绕在脑海，盘旋在心头。我不能不将他们用文字留存下来，因为只有这样，心灵方能安宁。
一
父亲出生在甘肃省广河县三甲集大场村的一个殷实人家，经名穆海麦德·则克仁牙，学名马中范。
我的祖父因为读了几年私塾，在当时的庄子里是少有的读书人。青年时曾经到马氏军队当营副，其实是担任书记官。由于受不了军队的严格管束，没过两年便辞职回家。他用积攒的军饷买了几亩地，又借钱开了一间杂货铺，一年有十几个银元的收入，生活水平便超越了所有的祖宗，加之一手好书法，常被人请去写重要信件和契约什么的，慢慢的竟然在当地“有名”起来。至今，老家方圆几十里，说起“大场上的寿三（祖父的字）”，六七十岁的老人们很少没有不知道的。
虽然随着儿女的增多和小买卖的不景气，祖父一家的生活条件并没有继续改善，但祖父深知生活和知识的关系，节衣缩食，想方设法供4个儿子上学。父亲排行老三，比较调皮，也比较聪明，所以深得祖父偏爱。我大伯、二伯只是读了小学，而父亲在家乡完小毕业后，又被送到兰州西北中学学习。中学毕业以后，以高分考取了西北林学院。当时以父亲的成绩，完全可以进南方的名牌大学，但唯有这所林学院不要学费，还有可能发奖学金，所以父亲就选择了它。
早饭干馍馍，晚饭馍馍干，午饭去离学院不远的一家小饭馆凑合。学院没有清真食堂，即便有，父亲和来自家乡的几个同学也吃不起。祖父每月至多托人带去两块银元，这点钱，全部用来吃饭，也只够每天吃一碗热饭。如果忍不住买了一本最想看的书，或者看了一场时兴的话剧，就只能一天三餐啃干粮了。生活如此艰苦，学习劲头却始终不减。父亲的学习成绩，在同年纪同学中，从没落在三名之后。国民党为了在同共产党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当时加紧在高等院校学生中发展力量，勤奋而聪颖的父亲，自然成为发展的主要对象之一。入校第二年，父亲成为三青团分队副，毕业前夕，又被吸收为国民党员。在许多同学的眼中，父亲可谓好运连连。然而正是这种廉价的好运，给父亲日后的生活埋下了难以摆脱的厄运种子。
1947年春，父亲以优异成绩从西北林学院毕业。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已步入颓势，经费拮据，已有的政府机构面临大幅裁减，省政府农林部门根本不可能录用新的工作人员。父亲无法实现祖父的夙愿，便回老家务农。只呆了几个月，经过祖父熟人的推荐，父亲在临夏县当了一个小职员。差事虽不起眼，但每月有8块银元的饷银，祖父祖母高兴，父亲在兄弟姐妹中也好不风光。不料一年多后战事日紧，官饷连月拖欠，父亲呆在县衙门反过来要老家带钱去养活自己，只好卷铺盖回家。不过，毕竟是家乡少有的大学生，当解放军接管当地政权后，父亲又被请去担任了三家集小学新中国第一任校长。
二
自古至今，临夏没有什么工业，几百万人口主要依赖土地生活。共和国新政权急需发展农林业的人才，父亲是难得的林业大学生，当然要用在最适合的位置。1952年夏，一纸调令，父亲由三家集来到临夏州种子站，成为临夏第一代农林专业技术人员。到“文革”被打成“当权派”之前，父亲先后担任了州种子站副站长、州农业局副局长、林业局副局长、太子山林业总场副场长等职务。尽管由于是党外人士，从未担任过正职，但在每个单位，始终是专业权威，工作有办法，说话有份量，颇受同事尊敬。
父亲的这段岁月，可谓春风得意。少数民族的非党员干部，原本是官场上的边缘人，可阴差阳错，竟然成为临夏地区第一代高级工程师，30岁就进入了县处级干部的行列。而且，还以全国少数民族第一届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到北京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接见。临夏州在省城搞临夏农林产品大型展览，在各县搞大面积养鱼试验，编制全州林业建设长远规划，都是父亲担任业务总负责人。父亲还经常陪同州委书记州长甚或省上领导赴大江南北开会，下各县乡检查指导工作。
父亲不仅能写各种文体的文章，而且还有一手正楷和草书好书法。他既精通汉语，又粗通英语、俄语，既是林学农学专家，又懂得许多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他退休后同我谈起中国历史、世界地理、哲学和时事政治，滔滔不绝。我这个所谓的本科生当他的学生似乎都不够格，只有老老实实听他指教。父亲喜欢看书学习，但也不是成天埋头于书本之中。年轻时，他是足球场上的常客，篮球队的中锋，曾代表州政府机关四处参赛。他爱好摄影，几次业务展览，他是主要摄影者。他也偶尔为我们儿女照几张像，留下了不少珍贵的瞬间。
父亲最大的业余爱好，也许莫过于中国象棋。“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给他罗织的罪名之一，就是“游手好闲，贪恋下棋，每个星期天都在棋院混日子”。因为痴迷下棋，母亲常常嗔怪父亲丢失了随身钱物，忘记了回家吃饭。父亲下棋也没得过什么响当当的冠军，可无论是在州政府机关，还是在老家三家集，他是大家认可的“高手”。只要他到棋盘旁，不少棋手就会主动让贤。父亲也当仁不让，马上就同对手“打杀”起来。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吃皇粮的官员分为3个等级。地级职务以上为高干，乡村以下为初干，县处级无论正副职均为中干。当时国家经济状况不佳，衣食住行许多方面都实行配额制。我记得母亲手持父亲的“中干”供应本，每月都能买来一块羊肉、一包黑糖、一包茶叶，还有几盒“恒大”牌香烟什么的。虽然数量不多，但在当时，这是平民百姓难得一见的奢侈品。当然，除了香烟是父亲在单位上应酬用，其它的好东西，母亲都保存起来，专门给我的祖父母食用。我和大哥的奢望，不过是母亲给我们嘴里抹一点糖稀，以及吮吸羊骨头上的香味——骨头上的肉早已被母亲剔得干干净净。
在我的记忆里，祖父母是我们家的绝对权威。我们平时受母亲管教，母亲对父亲百依百顺，而父亲对他的父母则是有言必从。除了吃饭，我们平时很少看到父亲，成年后才知道那时父亲不是在单位加班，就是常常到外地出差。放学回家，只要发现家里有父亲，那么当天肯定有好吃的东西，因为父亲是不会空着手回家见我的祖父母的。祖父母吃肉，我们就有肉汤喝；祖父母吃点心，我们也能尝点点心皮。如果父亲回家后又走了，那么祖父母还会把我们唤到他们身边，将手中的好东西分出许多让我们分享。可只要父亲在家，我们是不敢去祖父母屋中期盼的。父亲常常给我们说：“阿爷奶奶老了，吃不了多少日子了，你们吃好东西的年间还多着呢。现在吃饱馍馍和饭就成了。”我们虽然嘴馋，但觉得父亲的训诫句句是真理，不能违反。
尽管父亲对他的父母十分孝敬，但末了还是留下了终身的遗憾。祖母病危时，父亲正在湖北忙着调鱼苗的大事。等听到消息赶回来，母亲和我的叔叔早已将亡故的祖母拉回七八十公里外的老家，安葬在离清真寺不远的祖坟地了。父亲只赶上了伯父他们炒菜请客祭奠亡母的“头七”。
祖父在老家归真那天，父亲又出差在兰州，匆匆忙忙回去，要强了一辈子的祖父，已经被清洗得干干净净，用“克凡”布包裹着，再也不能睁眼看他骄傲的老三儿子了。父亲无意中走进隔壁房间，祖父就是在这里咽气的，房间还没来得及收拾，仍然是祖父生前的情景：屋里凉飕飕的，空气中弥漫着窒息的大小便味；土炕隆起的土堆上铺着毛毡；炕角是一床旧棉被，上面污迹斑斑。父亲看到这一切，伤感的泪水喷涌而出。尽管他知道祖父患病，大小便失禁，常常控制弄脏衣裤，污染铺盖，但在如此的环境中辞别人世，他还是没有想像到。他悔恨自己，半年前竟然没有仔细考虑乡下的困难，没有坚持挽留，同意老父回到了老家！50年后，刚强的父亲谈起这段往事时，再次老泪纵横：“我永远忘不了你爷爷睡过的那个炕，忘不了那个臭气熏天房间。为儿女的让父母那样无常，还是人吗！”80高龄老人自责的话语，让为人父为人子的我心灵禁不住颤抖！
三
十年浩劫，给整个中华民族造成了沉重的灾难，父亲也受尽摧残。
记得当时我们家在临夏八坊大西关。那些日子街上每天都能看到一队队红卫兵呼唤着口号，押解着胸前挂有大牌子的“牛鬼蛇神”游街，而“牛鬼蛇神”几乎无一例外地手敲一面铜锣，边走便自我攻击。这天，好像是星期日，我们兄妹都没有上学，忽然刺耳的口号声涌进了我们家。我好奇地跑出房门，院子里已经站满了军黄色的年轻人。
一位女将开始尖声宣读手中纸片上的文字，我只听清了 “当权派马中范……”这几个字。
“把当权派马中范拉出来！”话音未落，自己走出房间的父亲，立刻被红卫兵围住，脖子挂上了一块大木板。一些红卫兵一声又一声地喊着打倒“打倒马中范！”“文化大革命万岁！”之类的口号，一些人分头闯进我们家的各个房间，到处乱翻东西，连大门口的小储藏室也翻了个遍。不大一会儿，翻出一些父亲的图书和笔记，装进一个衣箱，高喊着口号，将父亲押走了。
我和大哥被突如其来的一切惊呆了，傻傻地在一旁愣着。当院子里安静下来时，才发现8岁的大妹爬在母亲身旁啼哭着，原来母亲早已瘫倒在屋檐下，小便失禁，昏迷不醒。在邻居的帮助下，我们将母亲抬回房间，喂了邻居送来的抢救药。虽然不一会儿母亲就苏醒了，但从这一天起，母亲患了心脏病，平时也没有什么反应，但只要生气或者受到惊吓，就会立刻失去知觉。倘若不及时服急救药，是不会恢复正常的。
听大哥说，父亲很快被押解到太子山林业总场，边劳动改造，边交待罪行。大约一两个月后，我按照母亲和大哥的安排，乘车五六个小时，去总场看望父亲。母亲说，我岁数小，他们（造反派）不会把我当回事，而我又比较机灵，可以探得虚实。
走下长途汽车，又走了几公里山道，终于来到山清水秀的林场场部。我毫无欣赏景色的兴趣，不是因为父亲数次领我来过这里，而是因为心里惦念着父亲，急切地想看到父亲。
远远一队人走来，中间一个个子高大的人低着头，但我感觉到就是父亲。“阿——达——”我大声呼喊着，一口气跑到父亲身旁。“别哭！哭什么？”父亲停下脚步，严厉地说。管理人员不是红卫兵，是个中年男子，大约动了恻隐之心，让父亲离开队伍，送我到住处。父亲安排好我，简单问了几句，好像怕有人会来督促，自己匆匆又追队伍去了。我在那间黑乎乎的屋子里等待着，一直等到天快黑时，父亲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来了。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让我回家，临行前反复交待，回去给母亲说，他在这里一切很好，千万别担心，也千万别来看望。
在林场劳动改造的那半年多，父亲受尽了苦。不仅白天10多个小时劳动，晚上加班写交待。饭里没油水，而且不是生了，就是糊了——“牛鬼蛇神”的饭菜，人家怎么能认真对待！这还不算，问题交待得不好，造反派还要动手。尽管父亲直到去世没有告诉过谁打过他，但母亲说父亲给她透露过，在当时，挨耳光挨拳头并不奇怪。在那个年月，曾经是“国民党员”、“三青团分队副”的父亲不挨打挨骂，那倒应该是怪事！
后来，父亲和几个县处级的当权派又被转到临夏市西郊的奶牛场改造。由于父亲办事认真，待人公道，被安排去做饭。这同那些成天到田间地头的“战友”们相比，就轻松多了。我曾多次骑自行车去奶牛场看望，父亲无论是精神面貌，还是身体状况，都有明显的改善。1969年，我们全家作为“九种人”的家属，被强制遣送到父亲原籍农村，我好长时间没有见到父亲。
1972年，父亲在当权派、走资派中第一批得到“平反”，被安排到和政县农林局任副局长。父亲和过去的老下级们相处得非常融洽，特别是每月都有那么一两次“平伙”，吃得很满意。我曾按照父亲要求，几次从三家集宰好羊，用自行车捎到和政县，让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吃“平伙”。父亲的同事们对我很关爱，每次去那里，总能得到一些学习用具或其它什么小玩意。父亲也不反对我接受，只是吩咐要同弟妹们分享。
1974年秋，我报名参军。第三年，大哥来信说，父亲已经调回州林业局，担任副局长兼林业科学研究所所长。在父亲40年的官场生涯中，这是他第二次担任正职。第一次是三家集小学校长。
后来我从西藏军营探家，曾去位于临夏市北塬的州林科所。尽管是科研性质的轻闲单位，父亲却异乎寻常地忙碌。办公室墙上贴着全州林木病虫害防止规划图，桌面上放着几份正在审阅和等待审阅的科研报告，不时有科研人员进来请示。对我这个四五年不见的儿子，他顾不上交谈，只是吩咐厨师今晚加菜。父亲的生活条件显然有了大的变化，林科所基本上都是汉族职员，所以食堂是汉餐。但为了照顾父亲的饮食，局里特意安排一位回族厨师专门开设小灶，给父亲做清真饭菜。那厨师手艺的确不错，即便是土豆粉条，屈指可数的几片羊肉，炖得香气盈人，吃了还想吃。
80年代初，父亲不再担任州林业局副局长兼林科所所长，回到林业局里当了总工程师。但在单位里，上上下下还是称他“马局”。没有了行政职务，父亲也没闲多少。我从新疆军营回家探亲，到临夏林业局大楼去看望父亲。年近六旬的父亲，办公桌上依然是一叠又一叠资料和文件，他埋头于纸堆，好像并没有什么不耐烦的表情。而唯一的变化，是父亲周日不再迷恋下棋，喜欢静静地看一些宗教书籍。
尽管单位领导反复挽留，甚至州里领导都出面做工作，但父亲还是在他满60周岁后毅然办理了退休手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