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文化原本就具有多维源起的特征，这种起源上的多元性在某种意义上即决定了“融合”的必要性，而“融合”的同时即意味着其他文化因子的渗入，即意味着自我体系的开放，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几乎又可以说，浙江文化从来都不曾形成一种具有自我完善性与封闭性的文化体系，它总是在与不同的文化形态与文化因子的不断交往与融合之中来表现它自己的。在历史上，浙江一次又一次地成为文化交汇的核心地带，不同的文化因子、价值观念、思想形态在这里碰撞、交往、互动、更新，正是在文化的多元形态与不同价值维度的互动与整合之中，浙江文化又显现出了整体上的完整性及其内涵的统一性。如果说“融合”是对自我之故步自封的放弃，是对他种文化的尊重，那么“批判”就是在多元形态的交往之中对于价值的理性甄别及其自觉选择，所以“批判”也即是自我的表达，同时也是以多元整合为前提的对于价值的重建，而此同时也即表现为思想形态或价值观念系统的创新。“创新”与其说是对于固有传统或文化形态的舍弃，毋宁说是对它的继承与更新，本质上是一种继承的方式。事实上，多维视域之下的多元整合，以及整合过程之中对于相互交织的不同价值理念的细致甄别与选择，既是浙江文化在历史运动过程之中能够获得其自身发展并体现其历史完整性的根本的动力机制，也是在这一过程之中始终能呼应时代而开辟出文化的新格局，并表达其独特的价值取向及其内在精神气质之统一性的根本原因。
七
如果历史的纵览能够就一种文化的渊源、核心价值理念与独特精神气质的形成以及主要思想与文化形态的演变作出宏观阐述，而提供给人们一种文化历史的纵深感，那么文化现象的横向展示，便能为人们提供一种“空间上的”广域视界。这种纵横交错的撰写方式，有可能更为有利于在时间的深度上与空间的广度上来全面呈现浙江文化的整体性及其内涵的丰富性，另一方面，横向的展现尽管只是“散点式”的，但却完全可能是文化本身在纵向开展过程之中所形成的特色或范例，它们会在不同的层面与意义上强化纵向叙述之中所开显出来的文化特性，而增添其内容之“感性”的丰富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浙江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及其所取得的宏观成就是令人瞩目的。处于相同政治制度、经济政策、时代氛围之下而出现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原因或物质基础原因的单纯追溯恐怕无法全然说明问题的本质。从浙江经济发展的整体现状来看，凡是经济活跃、发展较快而又成效显著的地区，都是历史上文化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南宋浙东学派思想所覆盖的核心地区。这一事实似乎已经表明，经济与文化之间是存在着某种内在的本质联系的，尽管我们实际上无法将经济的发展状态归结为任何一种单一的文化原因。但不管如何，追溯浙江文化中某种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因子而为浙江经济的当代发展作出某种内因的诠释仍然是可能的，因为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之中，人是文化的根本承担者与体现者。而从另一方面来考虑，这一诠释又是使浙江的古代文化能够在当代社会获得其价值转换与实现的一种可能的理论方式。
浙江地域文化的形成及其整体发展，与“水”的关系密切。“一江一湖一河”，将浙江文化的不同区域联系为一个整体。钱塘江是浙江文化得以发育与形成的母亲河，历史上既得其灌溉之利，而又是出海的通道，扮演着商品贸易与文化交往的双重角色。但从文化的历史内涵及其影响的普遍性而言，我们更为关心“一湖一河”，即西湖与大运河。
西湖虽然是一个天然“泻湖”，但从唐代开始，它的纯粹自然角色开始隐退而逐渐被人文内涵所置换，既成为“自然的人化”的典范，也成为“人化的自然”的典范。最早对西湖进行“人化”而使它获得文化内涵的是白居易，宋代苏轼继之，而他们吟咏西湖的不朽诗篇则连同他们的名字一道被融入了湖光山色。到南宋时期，西湖各富诗意的主要景观已经基本形成，而以“十景”为典范的景观体系则至清代前期而达于鼎盛。千百年来，西湖的具体形态虽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它不变的却总是能以它的绰约风姿来承载人们的喜怒哀乐之情，来表达人们的审美趣味，来激荡人们的生命情怀，来显扬人们的精神气韵。西湖不仅仅只是湖山，它是浸透了中国文化的审美理想与生命情感的“感性形式”；它是人与自然相交往而实现精神汇聚的场所，是各种不同的文化形态相交相融而实现和谐共生的场所，隐逸的清高、出世的怀想、世俗的繁华、超然的淡雅，它都将它们融于一体却又不失其天然的本色。在某种意义上，西湖几乎就是浙江文化全部精神气韵的感性“象征物”。
京杭大运河全长1794公里，流经浙、苏、鲁、冀、津、京六省市，沟通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是历史上治水的一项系统工程，也是治水历史上的杰作。大运河浙江段，全长250公里，将杭州、嘉兴、湖州连为一体。隋代以后，大运河一直承担着漕运的重任，是南北水路交通的主要通道，也是浙江对外经济交流与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它对浙江地方经济的发展及其在全国的影响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大运河不仅将浙西的杭嘉湖平原联系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区域，同时它也促进了沿岸城镇的形成与发展，孕育了独特的民居风格、桥梁建筑、风俗礼仪、生活习惯，从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运河文化”。
在经济与文化双向互动的宏观意义上，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必将促进文化的发展，而文化的发展又会为经济增长带来直接或间接的推动力，从而提升经济本身的文化内涵。而在社会文化建设的层面上，图书收藏以及出版事业的状况，是衡量文化整体发展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从五代以来，尤其是南宋以后，浙江藏书的丰富以及出版印刷事业的发达，较之他省，皆列前茅。官府、私人、书院、佛寺道观四大藏书体系完备，不仅收藏量丰富，而且藏书质量高，尤其是在杭嘉湖与宁绍地区，形成了一系列全国著名的藏书楼；而浙江的官私刻书事业，自南宋以后，同样位于全国前列，板刻精细，用纸讲究，品质上乘。浙江向来号为文物之邦，人文渊薮，浙江藏书与刻书业的发达，不仅体现了浙江地方经济的发达与繁荣，而且毫无疑问，它们对于文化的积累与传播，对于历代人才的涵养与培植，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文化作为生活的创造，自然会体现于生产与生活的全部过程；在一般意义上，产品作为生产活动的成果，便同时成为文化的物质形态或精神价值的载体。
不过我们同时也更为强调，并不是任何产品同时都一定是“文化的”，而只有那些不仅体现了人的劳动，而且体现了劳动过程中的精神创造、寄寓了生活的理想与价值诉求、表达了某种独特的生活理念与精神气质的产品，才具有真正的文化内涵而成为“文化的产品”。浙江物产丰饶，各以其地域环境与生产方式的差异性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的产品”，但我们只选取青瓷、丝绸、茶叶、黄酒以为代表而给予叙述。这些产品，不仅都具有极为悠久的生产历史，其工艺史本身即体现为人与自然互动的精神历程，承载着人们的价值理念与审美情趣，引导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体现了特别的生活情怀，孕育了特殊的民俗风情，而且作为“文化的产品”，它们各有其自身的传播历史，不仅对中国文化整体之中的其他层面或部门有着悠远而深刻的影响，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媒介物。这些产品所蕴含着的深刻的文化内涵，在历史意识的积淀之下，它们作为文化象征物的意义与功能甚至超越了作为产品本身的实用功能。浙江文化整体所体现出来的某种精神气质，那种精致、雅趣、柔美、清新，在生活方式的具体展开过程之中，几乎与瓷、丝、茶、酒不可分离。
文化的表呈方式或显现形态显然是多维度与多面向的。一种文化当中所包含着的某些特殊的观念以及人们对于生活的理解与期盼，当它们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来呈现的时候，就表达为这一文化群体所公共的与共享的生活习俗；在宽泛的意义上，信仰形式也是习俗的一种表现形式。习俗以及与此相关的民间礼仪，绝大多数都与生产方式以及特定的生活方式相联系，它们往往是通过“事件”的方式来具体呈现的。浙江地域之内的民间习俗，虽然在一般意义上与绝大多数的汉族地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由于文化渊源上的历史传统的差异性，以及与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相联系的差异性，仍然形成了自成特色的民间习俗与礼俗形式，不同地区也有地方性的民间信仰。这些不同的习俗、礼仪与信仰形式，虽然不具有宏观意义上的普遍性，但却具有浙江地域空间之内的特殊性，是浙江文化外向显现形态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全面了解并领会浙江文化的整体内涵所必要的与不可或缺的部分。
人自从经由劳动而将自己从自然界当中分离出来，就开始走上了自身的文化道路。文化的历史，即是随族群生活而展开的社会史与生活史。但是，犹如并不是任何生活事件都会进入历史而成为“历史事件”一样，并不是任何关于生活的价值理念或观念形态都会成为“文化史”的要件，而只有那些在不同维度上以不同方式体现了族群生活的本质精神、表达了公共的价值理念、传递了共同体公共价值追求之下的特殊的精神气质的生活观念或形态，才构成文化史的基本结构核心。
在这一意义上，文化的历史，便同时是创造该文化之群体的精神史与心灵史，是在生活实践与过程当中逐渐被凝结起来而属于群体共同拥有的生活观念与价值理念的开展史。毫无疑问，不论是作为社会史与生活史，还是作为精神史与心灵史，本编关于浙江地域文化的叙述都不可能是“全面”的，而只能是“片段”的。我们所真正希望的，是借“片段”以托显“全面”，而读者则能通过“片段”与“散点”的描述，而“通览”出浙江地域文化在内涵上的历史完整性及其所包含着的独特的精神气质。生活在继续，文化的创造便在延续。处于当今的时代，我们应当可以通过传统的回忆、通过历史的吉光片羽来领会我们所处的生活世界，融铸传统而开拓出新时代的新文化。当然，这也正是我们的目的。
附记：本文完成于2010年10月3日，当时我正在比利时根特大学访学。
2009年2月，我被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聘为浙江文史馆馆员，因中央文史馆组织各省文史馆编纂“中国地域文化通览”丛书，我当时曾被浙江文史馆领导指定为“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浙江卷”的主编，为此我曾数易其稿，经编委会讨论而确定了写作体例、拟定了写作纲要并组成了写作队伍，各位作者于2010年8月完成再改稿。本文原是为“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浙江卷”所写的“绪论”，但后来因换了主编，本文自然也就不能再用了。虽然，所谓敝帚自珍，盖亦人情之常，而本文中的确亦还包含着我对浙江文化整体的一些思考，遂趁编辑《浙东学术》第二辑之便而予以原样发表，因原非专题论文，内容或显散乱，敬祈读者亮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