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译］
修养个人的生活在于把自己的心安放端正。心里有愤怒，心就不能安放端正；心里有恐惧，心就不能安放端正；心里受着喜好的牵累，心就不能安放端正；心里有忧患，心就不能安放端正。端正虚静的心已经不在了，就会看事物视而不见，听声音听而不闻，吃东西也不知道它的味道。这就是修养个人的生活在于把心安放端正的原因。
［原文］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语译］
整顿好家庭在于修养个人的生活。人对于他所亲爱的人会失之于偏颇，对于他所认为低贱厌恶的人会失之于偏颇，对于他所敬畏的人会失之于偏颇，对于他所怜悯的人会失之于偏颇，对于他所姑息或骄纵的人会失之于偏颇。所以说，喜爱的而又知道其中有恶劣之处，讨厌的而又知道其中有美好之处，这样无偏颇的态度天下少见！所以谚语说：“人是没有知道自己的儿子的坏处的，是没有知道自己的庄稼茂盛的。”这就是说个人的生活没有修养好，是不可以整顿好他的家庭的。
［原文］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
《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语译］
治理国家的生活首先在于整顿好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家人都无法教育好，反而能教好别人的，绝没有这个道理。所以君子不一定走出自己的家庭，他的文化榜样延伸而感化一个国家。孝道是用来侍奉君主的，悌道是用以侍奉兄长的，慈爱是用来治理百姓的。《尚书·康诰》说：“就像母亲爱护初生的婴儿一样。”从来没有一个姑娘是先学会养孩子而后嫁人的。如果你的本能是健全的，即使不能完全达到目标，也不会离得太远。一个家庭学会了仁爱，一个国家就会学到仁爱；一个家庭学会了谦让，一个国家就会学到谦让；一个家庭贪婪狠戾，一个国家就会不守法纪。事物的法则就是如此。这就是所谓“一句话可以破坏一件事，一个人可以使国家安定”。尧舜为天下做出了仁爱的表率，人民就会学习他；桀纣给天下做出了残酷的样子，人民也会模仿他。他们的命令如果和他们的行为相反，百姓就不会听从。所以，君子必须先要求自己然后要求别人，自己没有过恶然后才去责备别人的过恶。在他自己的身上不采用推己及人的怒道，反而能影响别人明白宽怒的道理，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有的。所以治理一个国家的生活在于整顿好自己的家庭。
《诗经·桃夭》说：“桃花那样的艳丽，桃叶婆婆多美盛！那个女儿嫁到了夫家，一家和睦真安宁。”做到了全家和睦安宁，然后才有资格做一国的榜样教导别人。《诗经·蓼萧》说：“和睦的家庭敬爱兄长爱护弟弟。”敬爱兄长爱护弟弟，然后才有资格做一国的榜样教导别人。《诗经·鸣鸠》说：“君主的礼仪丝毫不差，就能使一国井然有秩序。”君主的行为足够成为父亲、儿子、哥哥、弟弟的榜样，而后百姓自然会效法他。这就叫做治理一个国家的生活在于整顿好自己的家庭。
［原文］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主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
《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戮矣。
《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
《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实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
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菑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语译］
恢复天下太平在于治理国家的生活。当权的人尊敬老人，普通的人也就知道当好儿孙；当权的人敬重长辈，普通的人也就知道尊重和友爱；当权的人仁爱幼弱和无助的人，普通的人也就不会做出相反的事情。这就叫做君子有规范自己行为的测度的标准。一个人憎恶来自上面的东西，就不要用来对付自己的下面；憎恶来自下面的，就不要用来服侍自己的上面；憎恶来自前面的，就不要放在后面的前面；憎恶来自后面的，就不要放在前面的后面；憎恶来自于右面的，就不要用来对付左面；憎恶来自左面的，就不要用来对付右面。这就叫做絜矩之道。
《诗经·南山有台》说：“人民悦乐的君主，是百姓的父母。”普通人喜欢的君主就喜欢，普通人憎恶的君主就憎恶。这就叫做人民的父母。
《诗经·节南山》说：“庄严的南山啊，岩石莽莽。威严的师尹，人民瞻仰！”执掌国家的当权者万万不能不小心谨慎；一旦偏颇，就引起天下人的抨击。
《诗经·文王》说：“殷朝还没有丧失人民的时候，能够配对上帝。应该吸取殷朝的教训，保持天命不容易。”这说的是得到人民的，就得到国家；丧失人民的，就会丧失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君子首先注重自己的德性。如果他有德性，就会有人民；如果有人民，就会有土地的权力；如果有土地的权力，就会有财富；有财富，就能有用度。德性是根本，财富是结果。如果君主忽视根本，而企求额外的财富，就会导致人民互相争夺和竞争利益。所以君主积累自己的财富，就会失去人民；君主分散个人的财富，就能获得人民。如果一个人言词狡诈和欺骗，就会得到言词狡诈和欺骗的回答；如果他的财富是欺骗得来的，也会由欺骗的方法而失去。
《尚书·康诰》说：“天命不是固定不可改变的。”好的君主就能得到天命，不好的君主就会失去天命。《楚书》说：“楚国没有财宝，做好事才是我们楚国的财宝。”逃亡的晋国公子的舅舅狐偃说：“我们逃亡的公子没有财宝，只有对同宗人的感情联系是他的财宝。”
《尚书·秦誓》秦穆公说：“我假若有那么一个大臣，朴实真纯，不假装有别的本领，心性淡然寡欲，豁达大度能包容一切。看见别人有才能，就像他自己有那种才能一般；看见别人英俊聪明，心里喜爱；不但能像从他的口里称赞的一样，而且确实能够容纳贤才，就将是一个能辅佐国家的人，他会保护我的子孙和黎民百姓。假若这个大臣，别人有才能，就妒忌和憎恨；别人俊美聪明，就设法压抑使之不能发达，实在不能容纳人，也就不能保护我的子孙和黎民百姓，这样的人对国家是很危险的。”只有仁德的君主才能驱逐那等邪恶的臣，把他赶到四方夷狄地方，不让他和我们同住在中国。这就是说只有仁德的人才能爱别人，也才能恨别人。看到贤德的人君主不能任用，即使任用又不是尽早任用，就是怠慢或没有尽到君主的责任。看见坏人而不能退黜，退黜了又不能驱逐到远方，就是软弱。喜爱别人厌恶的，厌恶别人喜爱的，就叫做违反人的自然本性，灾难必然落在他的身上。于是我们看到作为君主的基本原则：必定是忠实和诚信才能保持他的统治，骄傲而又生活放纵就会失去他的统治。
积累财富有其基本原则，即：如果有很多财富的生产者，只有很少的消费者，如果人很快地挣钱，而花费缓慢，那么财富就总会是充足的。仁义的人用他的财富发展其人品，不仁义的人则发展财富于他个人的消耗。从来不曾有过君主好仁德，而他的目标会失败于好义的臣民；从来不曾有过人民好义，而国家事务不能贯彻完成的；也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国家财富集聚在国库里，君主不能继续占有的。
孟献子说：“士人一变成大夫已经保有马匹和车辆，就不再照看鸡和猪了；丧祭用冰的卿大夫之家，就不再养牛和羊了；拥有百辆车子的贵族之家，在他的家里就不应该保有强夺收税的家臣。宁可有一个偷盗他的财货的管家人，也比有一个强夺收税的家臣为好。”这就是说国家的物质兴旺不在于物质的兴旺，而在于正义的兴旺。
掌握政府的首脑而依赖聚敛财富的，是因为任用小人而造成的。他想要做好，但是小人管理着国家，带来了国家的灾难，所有的善意都没有达到目的。这就是说国家的物质兴旺不在于物质的兴旺，而在于正义的兴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