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年7月，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来到人民大学，在听取了该校党委关于她不接受改造的情况汇报后，当即表态：“像林希翎这样的大右派留在你们学校里是改造不好的，还是交给我吧！我有办法对她进行强制改造……”
随即，她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关进北京草岚子胡同13号，这是一座从日伪、国民党到共产党时期都用来关押政治犯的看守森严的监狱。
至1957年10月14日统计，在中央国家机关，共划出右派分子4837名，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2.75%，其中极右分子828名，共产党员754名。但接着划下来的结果，远远打破了这一比例。
在司法部，比例竟高达23%，考虑到这比例实在是太触目惊心了，有几个工农出身的干部也一块被打了，经过复议，“赦免”了一些，可比例仍高达16%，即在该部机关的二百多干部里，有三十几个被打成了右派。
在新华社，当时还是个身板刚抽条的“孩子”，连司机、炊事员、幼儿园阿姨等勤杂人员都算上，全社不过千把人，编辑部人员大概就五、六成，可全社共划了96个右派分子，绝大多数是党员，并被开除党籍，占全社人员总数近10%，在记者、编辑人数里则占到18-20%……
在全国人大，至57年12月14日，在一届人大代表中定性为右派分子的有62人；在全国政协，58年3月10日，一次被免去政协委员职务的右派分子达21名；在团中央，将大批在解放前夕投奔解放区的热血青年，如刘宾雁、李凌、丁望、王亚生、陈野……划为右派，此外，更早年代的白区学生运动的骨干人物陈绪宗、陈模、李庚等，也被打成右派。
在《文汇报》，有徐铸成、浦熙修等6名编委和谢蔚明、杨重野、刘光华、梅朵、姚芳藻、朱嘉树等15名记者、编辑、职员被划为右派分子。在该报驻京办事处的10人里，就有7人被打成右派，余三人，作为“内控分子”，帽子拿在组织手中。此外，还有钦本立等党员干部受到党内处分；
在《光明日报》，除储安平外，共清查出右派分子15人，他们是学校教育部主任潘文彬，党派部第二主任王少桐，要闻部副主任张槐荫，编辑、记者郑笑枫、徐颖、许子美、殷毅、钱统纲、肖恩元、谢捷等人；
在中国作家协会，由协会主办的《人民文学》、《诗刊》、《文艺学习》等几个刊物，它们的主编、副主编、编委、编辑部主任，绝大多数不是被划为右派分子，就是受到“留党察看”、“严重警告”等党纪处分。所址设在鼓楼东大街103号院的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第三期，该期学员88名，内有日后成了著名诗人的流沙河，有一半获打右派……
真是浩浩荡荡，横无际涯：
下至大专院校、中等专业技术学校的学生，中小学教师，中央还作出规定，要把划为小学教师的右派分子的70%，调离学校，想是不能让他们污染了孩子们的心灵；上至省部级干部，全国共有4名省长、9名副省长，被划为右派并解除职务，其中遭开除党籍的，有浙江省长沙文汉、青海省长孙作宾、浙江省副省长杨思一、甘肃省副省长孙殿才。连毛泽东历来情有独钟的人民解放军也未能幸免，全军共有7000多名军官被打成右派分子……
全国到底划了多少右派分子呢？
八届三中全会估计要划右派15万人。
1958年4月，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说，全国右派有30万。不久，又说有40多万。
1959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改悔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中认定，全国的右派有45万人……“这说明，我们对右派的情况，并没有一个切实可靠的估计，而基本上是跟着群众运动走，整出多少算多少。从指导思想上讲，虽然也说过‘不可过分’、‘决不要扩大化’，但更多地是怕漏掉，所以在反右派过程中，一再反对‘温情主义’，强调‘深入挖掘’。机械地规定百分比，比例不够就硬凑。这种明显的主观随意现象普遍发生，严重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导致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二十年后，官方统计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2877人，其中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少数在原单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长。
实际上，还不止这个数。
罗德里克与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一书中指出：“反右运动比从前的历次运动清洗了更多的人。估计有40万到70万知识分子失去了职位，并下放到农村或工厂中劳动改造。”
我们可以从下放的官方数字中，去印证这个说法。
《人民日报》1957年9月11日报道，自同年5月，全国已经有30万干部下放到农村、工厂，以参加劳动、联系群众。但这时尚未达到高潮，而且下放在这时被视作克服官僚主义的有效手段，并当成整风运动的一个内容；当反右运动开始之后，下放才真正掀起了高潮，其性质也变化为一种惩罚右派分子和虽未戴帽子却在领导者眼里具有右派倾向的人们的主要手段。
据新华社报道，到57年11月，下放的人数增加到81万人；三个月过后，更迅猛升至130万人，宛如劣质商品的优质包装，这里面也包括了一些真正是披红挂彩、被敲锣打鼓送下去的革命干部……
据有人讲，就是一个省、一个省的统计数字加起来，全国被划右派分子的实在人数，已接近百万。与中央统计数字相距如此之远，其主要原因是，1958年夏秋之间，不少地方面酣耳热，兴致未尽，又搞了一次反右斗争“补课”，强调“深挖细找”，给补划了一批。
再就是当时作为右派给批了，处理了，却没有正式上报，乃至在档案里根本不见右派的材料，二十年水深火热，出生入死，当的却是一个冤冤枉枉的右派。
还有的，则更像是天方夜谭了，张贤亮在《烦恼就是智慧》一书里，提到这样一个右派：
“有一天收工回来，看见一个乡下人蹲在号子门口呼天喊地地哭。这样的人怎么也会成为右派？问他，他泣不成声。后来才搞明白，原来他们那个县要押送二十个右派来劳改农场，押送的人已经派好了，他却想趁此机会到外面逛逛，非要争取这趟差事不可。苦苦请求，领导才同意他跟另一个干部一起押送这些右派。走到途中，一位右派先生逃跑了。两个押送的人，赶紧向县里打长途电话请示办法。县领导说，二十个，跑了一个，不够上级给我们规定的右派指标了，就让他去顶那个空缺吧。”
凭自己的体验，张贤亮感觉在劳改农场里，那些喊冤叫屈的人肯定活不长。你只有“认罪服法”，而后尘封脑袋，活跃舌头，像饿狠了的猪一样去四处拱食，才能得以苟延残喘。他断定，这个想沿途用公费旅游的倒霉鬼，一定死在了公费管吃管穿的劳改队。这样的人死了也就死了，像河边被河水悄无声息给卷去了的一颗沙粒，很难在世界上留下一点痕迹……只要去中国的穷乡僻壤、恶山瘦水里转转，要俯拾这类“沙粒”绝不在少数。当年无须任何行政或法律手续、仅凭一句话，一摸脑门，便制造出了这些天方夜谭的衮衮诸公，或是已悠然作古，或是正颐养天年，在他们丰富的革命阅历里是断难留下这些“沙粒”的位置的。因此，官方的统计数字即便再实事求是，也不会涵盖到这些“沙粒”。
如此众多的右派分子恍若产品一般，从1957、58年的流水线上源源下来，这到底依据的是一个怎样的比例呢？
比例的概念，出自于1957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准备学生回乡工作和在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对人物应有具体分析的指示》，指示中说，“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比较大，大约有10%以上，霸占许多领导职位。”
此后，这一比例的概念，便成了划分右派分子的六条标准之外的另一条标准，颇似产品在质量之外还得有数量，各地区、各部门的反右斗争，都有了必须完成的比例。
我听说了这样一件故事：
在安徽山区某县的一个小学里，30多位教工里已打了4个右派。本来恍若桃花源中人，半个月看一回报纸，吃菜去墙边的地里摘，春天房里也能爆出春笋，夜里在油灯下批改作业，只有难得地开上一次会，校长才会拎来一个擦得澄亮的汽灯……
日子过得古老而又简单，“整风运动”、“大鸣大放”对于他们外太空一样遥远。可与文明有遗忘的角落相反，在中国一旦涉及到整人的运动，便很难有遗忘的角落，而且越是文明程度低的地方，常常整起人来越是激烈。
4个“右派”里，有2个是在一次会上给县教育局提了几点意见，认为乡里对山区小学关心不够。一个人是因为上课时忘带了一篇范文，偶然地回到家，看见乡长坐在椅子上正搂着他新婚的妻子亲咀，恍若乡长抱着的是一根木头，他不动声色地退出门，不料脚后跟竟触响了门边放着的杂物……
再一个教师，屡次三番地在班上批评一个吊而郎当、已经留了两回级的学生，这学生在作业本上画了一把手枪，说是要开枪打死他，他走过去，愤而撕掉了这页，可他还是被打中了，开“枪”的是这孩子在县公安局当副局长的舅舅……
明白这一切的校长，对“温情主义”的底蕴也十分明白。他毫不犹豫地将他们打了右派，可他依然愁肠百结，一如他满脸深得几近能插进犁头的皱纹，离县里下达的右派指标，学校还差一个没有完成。正在这时，一个年轻的教师上门来向他汇报思想，这年轻人一年半前由地区师范分来这里，刚来的第三天，便向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申请书里以诗一般的语言写道，要以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的主人公为榜样，以自己的青春和全部知识，化为春日满山嫩黄、粉白的迎春花，去照亮山区孩子们无邪的心灵……
望着这个年轻人，校长晦暗的胸间，陡然也璨开了一束粉白的迎春花，他叫年轻人来跟前坐，这份少有的亲热，让对方一时间手脚失措，他说：
“来，你来帮我出出主意，看还缺的一个右派指标给谁？”
他扳着指头，一一点过：不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硬得似铜墙铁壁，就是人老实得像榆木疙瘩，山区里各方面条件艰苦，要撑持住这小学，还得靠这些“榆木疙瘩”；再不，上有老、下有小，真有个什么意外，一家人吃饭都成了问题……
年轻人像是明白了什么，血陡然热了起来，眼睛里也一下热糊糊的，鼻子里却有些酸楚：
“校长，要不，这指标……给我？”
校长紧紧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他还紧紧地握住了这年轻人的手：
“那就委屈你了。不过你还只有二十几岁，吃点苦也好，就算是党组织在考验你。等事情过去了，最多二、三年吧，你再回到学校，我一定要让你入党！”
次日，年轻教师和那4个右派一起被乡公安员押送去县里，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校长只知道他被送去了一个偏远的矿山监督劳动，从那里他还寄回两封信来汇报思想，以后便没有了音信。几年后，有人告诉校长，他在采矿时被矿石砸断了腿，成了残废；校长又从其他人那里打听到，他并未成残废，只是人疯了，被他的姐姐接去了城里……
后人读到这里，多半要问：
校长怎么能这样屈打无辜呢？这个年轻人怎会如此轻率，似飞蛾一样扑火呢？
从这件事的处理方式里，我们可以发现，校长虽不打算做一个“温情主义”者，却又是一个人道主义者，除了逼于无奈外，校长一定还有原因。
而这年轻人，显然是属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大地上那比比皆是的充满了理想主义的一代人，像凤凰涅一样，他们期待去理想的光焰中燃烧自己，奉献自己；但前面，毕竟不是理想的所在，而是社会的阴沟，促使他像十九世纪俄国十二月党人走进西伯利亚的茫茫风雪一样走进了一场苦难的，除了一种变形的、苦涩的追求，也一定还有原因。
这两者的原因多半一致，即他们对于反右斗争的酷烈，和一旦沦为“右派分子”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远远估计不足。
纵观反右斗争开展前后党内的秘密指示，和公开的党报社论，我们不难发现对于右派分子的定性与处理，有一个调子越来越高的过程：
5月中旬，中央认为鸣放期间出现的错误言论，“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反映，要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来对待这股风，右派也是人民的一部分，也只能这样对待。”
6月下旬，中央认为“右派分子同人民的矛盾，实际上有些已经超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但是，还需要按照情况的变化，加以分析，才能分别确定。”
在7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里，一方面，右派分子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反动派”、“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但另一方面，社论又指出，对于右派分子，“是不是要办罪呢？现在看来，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他们中许多又是一些头面人物。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只在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累戒不戒，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
到了7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仍指出：“治病救人”的方针，仍适用于一般右派分子，反右斗争恰好是一般右派分子得以改正错误的机会。社论号召各级党组织，不要使用“急躁、残酷和简单的方法”来处理右派分子，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团结和教育绝大多数人的目的，才能击败处于少数的右派分子……
7月9日，毛泽东本人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也表示：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对这种人，你不攻一下，不追一下？攻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攻得他回头。我们用各种方法切实攻，使他们完全孤立，那就有可能争取他们，不说全部，总是可以争取一些人变过来。
他们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大知识分子，争取过来是有用的。争取过来，让他们多少做一点事。而且，他们这一回帮了大忙，当了反面教员，从反面教育了人民。我们并不准备把他们抛到黄浦江里头去，还是用治病救人这样的态度……倘若按以上精神办理，1957年固然还是共和国肌体上的一块溃疡，但对于中国的现代史，决不会像日后这般惨重。
此后的调子便日趋激烈了，最终，导致这块溃疡在二十年里恶化不止的，是1958年5月5日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他首次将右派分子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派相提并论，简化曰：地、富、反、坏、右。
或许，这是毛泽东的态度在1957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之后，他对右派分子的愤懑日趋强烈的结果；
或许，这如罗德里克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里所分析的，因为右派分子的纷纷出笼，证实了昔日对整风运动的担心与抵触并非多余的刘少奇、彭真等人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起来，调子的日益升级，正是他们强硬态度的结果，而且，这份强硬，除去对着右派，对于右派出笼的始作俑者，也不无一石二鸟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