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西亚·马尔克斯关心哥伦比亚的教育事业，也主张通过历史来教育人们，所以他希望写一部新的哥伦比亚历史。
他在如何在哥伦比亚青少年中发现和培养文艺天才方面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说，根据我的观点，记者、艺术家、作家和一般艺人，他们在出生时就伴随某些以后会出现的爱好、能力和才干。我这里想要说的是，在叙述故事方面，有些人会叙述，有些人就不会叙述，我并不想说，第二种人比第一种人差，我只是认为他永远不是讲故事的料。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记者和艺术家身上。总的来看，仿佛今天不存在教育一般，它将才能化为乌有，因为人们把儿童和青年引上歧途，以便剪断他们的翅膀。这不是因为心坏，而是由于不了解学生的天才。我从经验中知道这个。对我来说，为了成为作家，所有那些年我都变戏法般地学习，因为代数、几何及其他一切夺去了我的时间。当然儿童必须学习，并用总的文化来塑造自己，但是，教师们应该意识到，学生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发展自己的本领。而要得到这些本领和为这些本领开辟适当道路，就应该从在家庭里的努力开始。因此我创造一种工作——它不是一种教育方法或一种学校——在此工作中体现出作家和艺术家们的经验，以便看一看我们能否帮助教育家们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们的设想是，教育开始在摇篮，结束在坟墓，而不仅仅是在学校。我本人认为，艺术家们从幼年便可觉察出来。
加西亚·马尔克斯以自己成长为作家的经验谈论如何教育和培养哥伦比亚的青少年。他视下一代是未来的希望，十分重视。
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提出用哥伦比亚的历史和历史故事，并借助于电视，来教育青少年及全体人民，所以他提出“新历史”一说。
他希望编制一套关于哥伦比亚新历史的电视节目，作为特别节目播放；他还希望创建一所哥伦比亚秘密历史研究院，之所以冠上“秘密”两个字，大概是在初创阶段不想公诸于世，待成绩斐然后再公开。这符合这位大作家的逻辑思维。
哥伦比亚的一家报纸在评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设想时说，他的这个念头是用文火煮制成的。作为美好的设想，并没去寻觅，它就出现了。它是从女历史学家玛丽亚·特雷莎与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次偶然相遇后产生的，因为两人都怀着一个共同的不安：哥伦比亚的历史！
加西亚·马尔克斯怀着一种特殊兴趣说：“为了澄清我们过去的真实情况，建立我们的秘密历史研究院。”
研究院的“产品”也许将是历史与文学、真实轶事与再创作的现实之间的一种合理平衡。
这些产品将反映在电视特别节目中，通过电视向成百万的哥伦比亚观众介绍哥伦比亚的历史。具体来说，这段历史是自1790到1915年。历史学家建议，把这段历史称为“从叶绿素到烟火”。
这个令人激动的节目，其主持者是卡米洛·托雷斯、安东尼奥·纳里尼奥和卡尔塔斯等。
围绕着卡博的构想和卡博本人，聚集了历史学家、档案和文件爱好者与查阅者，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他们查找资料，研究那个时代人们的爱好与生活方式，甚至连送一个孩子上学要花多少钱、贵族和贫民为什么会死亡那么多，是患伤寒或是肺病都研究得很详细。他们定期向加西亚·马尔克斯提供奇闻轶事，报告工作进展情况。
等材料查找好后，加西亚·马尔克斯调整了电视小说的结构，调查了哥伦比亚人的接受能力，并研究了如何使各种年龄的电视观众都达到最佳的收视效果，最后确定编制一套分为6个部分的电视连续剧，每次播放1小时。
这部电视连续剧6个部分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一个由于种族不和而未如愿的爱情故事；一伙梦想得到自由的黑人；村上有个滥用权威的家庭；两个审判妖术的妇女；关于一个饶舌女人的故事以及两个村镇都想左右村政府的故事等。
卡博对这套电视连续剧感到高兴。因为他不仅接触到了国家的秘密历史，而且学会了分组工作：“我在生活中的伟大发现，我幸运地认为，还不算太晚”。
总之，卡博的想法是为达到让哥伦比亚人对历史感兴趣的目的，让人们从电视小说过滤器里看一下历史。
卡博的做法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所以能得到支持。在支持卡博并参加实际工作的人员中不乏历史学家。有大学教授、专攻政治历史的马加丽塔·加里多和专攻社会历史的巴勃罗·罗德里格斯；罗伯托·路易斯是麦德林国家大学教授；而女顾问迪亚娜·奥夫雷贡是专攻科学历史的国立大学教授。
但是，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这一做法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并在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利用与滥用历史》的署名文章。
文章说：“早在1946年，路易斯·爱德华多·涅托·阿特塔就批评了哥伦比亚历史的状况，这位巴兰基利亚知识分子的矛头指向历史研究院和当时最尊贵的祖国史学。”
文章接着说：几乎半个世纪过去后，看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希望重开这场争论。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递交关于哥伦比亚教育的学者委员会报告时说：“他们批评过我们，他们把一种对历史的满意解释官方化。”加西亚·马尔克斯抨击“官方历史”不是第一次了。在《迷宫中的将军》出版时，加西亚·马尔克斯接见玛丽亚·埃尔维托·桑佩尔（见1989年3月14日《一周》周刊）时说：“我惟一知道的是，我们不了解哥伦比亚的历史。”这正是他同意用他的书的收益成立一个基金会的时候，“以便去组织一批年轻的未被污染的历史学家，设法写出一部真正的哥伦比亚历史，不是官方的历史”
1994年12月12日，哥伦比亚有影响的《时代报》也发表一篇文章，题为《“故事”后面有历史》，并刊登了一幅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照片，照片的说明是：故事的设想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正习惯地把自己右手的食指头放在微张的两唇之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正陷入深思之中。
《时代报》告诉我们，大部分的哥伦比亚历史系列片都围绕着解放战役转，围绕着独立宣言，以及出生在拉丁美洲的高傲的西班牙人转。而这并非确实因为这是哥伦比亚漫长历史的最感人的一章，而是因为到现在为止，少数人还没把脑袋钻进其他方案里。
哥伦比亚人说，对在电视上做出花样的最热情者是文学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他希望通过奇闻轶事，将哥伦比亚18世纪隐蔽的一边照亮一下。
1993年10月3日，星期日。
哥伦比亚《旁观者报》以《为了21世纪的21位学者》为通栏标题，以灯火辉煌的卡塔赫纳城的夜景为题图，报道了在此间举行的一次世界学者深思会议降下帷幕的消息。
这次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召开的世界著名学者深思会议，由哥伦比亚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主持。
这次自9月27日至10月3日的会议共进行8天。意大利、法国、巴西、埃及、以色列、坦桑尼亚、罗马尼亚、印度和中国的学者在讨论会上发了言。加西亚·马尔克斯以特别关注的热情几次讲话，并作了有趣而且含义深长的总结发言，受到好评。
这次会议比1992年在巴黎召开的首次会议的规模大。会上，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米切尔·塞雷斯提出，为了满足那些不能接受正规教育的公民的需要，创建一种远距离学习的世界大学。这样做能利用通讯技术在世界各地扩大教育的覆盖面，又不干涉每个国家的主权。
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塞雷斯的设想是对那些希望但又不能接受正规教育的公民的一种回答。教科文组织负责人西班牙的费德里科·马约尔支持塞雷斯的设想，他认为，这个办法“可以说是这次会议的具体成果”。
意大利作家温贝托·埃科表示，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说，“迄今为止的问题是如何教育青年人”。他又说：“为了使教育和文化能够达到那些边远的国家与地区，应该有计划的采取新的解决办法。”
埃科还说，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放眼未来，未来的希望在于培养全世界的儿童，而成年人已没啥事可做了。
大会的主持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强调说：“在这次由5大洲21位知名学者参加的会议上，应该找出解决行将结束的20世纪的混乱状态的办法，以此作为维护环境、和平与文化的基础。”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谈到由于苏联解体和南斯拉夫出现数个独立的国家后而在东欧爆发战争时说：“人类在本世纪末和21世纪初遇到的最大问题将是新的民族问题，特别是大的移民问题。”
在谈到如何解决上述问题时，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这是个很大的政治、经济和人道的问题，但根本上是个文化问题。”
为了解决加西亚·马尔克斯提出的上述问题，教科文组织负责人费德里科·马约尔说，正在制定的解决办法之一是建立世界电台与电视网络，负责宣传教育信息和维护环境、和平与文化价值的必要性。
学者们最关心的问题是移民问题、民族主义和各国的内部冲突。他们认为，20世纪的遗产是一个分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混乱的世界。他们正在卡塔赫纳收拾这个世界。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谈到当今世界问题时斩钉截铁地说：20世纪一切都不祥；因此，一切都要留在21世纪去做。今天，世界上的任何问题都是一种文化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本次学者深思会议旨在解决现存问题。我相信，人类现存的最大问题是民族问题，特别是大的移民问题，这次会议应该关注这一点。20世纪把一种绝对的混乱状态留给了我们，我们将看看是否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们提出的任何建议都必须有助于和平。
与会的学者均以饱满的热情讨论涉及到今日社会的迫切问题。他们认为，今天已陷入深刻的信任危机。他们的头脑都很清楚地知道是要为21世纪制定一项计划，并要以某些方式，集中力量努力实行这项计划。马尔克斯认为，障碍是很多的，但必须克服。“必须想到，生活总是能为我们提供某种美好的东西。”
在“卡塔赫纳声明”中提出创建环球大学，即采取一种教育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容纳世界上的所有教育方式和教育水平，办法是通过一种公开的无界限的全球普及的教育体系进行教学。总的来说，这是一种没有歧视，基本合理并有道德的教育体系。
卡塔赫纳学者深思会议是在科学家们中间开始，在关心世界的朋友中间结束的。会议的最后文件，确实是一种反映了有细微分歧和观点的文件，但这是学者们都可以接受的文件。
会议上讨论的问题很多，诸如妇女问题、青年问题、儿童问题、教育问题，以及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分歧等等。但其目的都是为了达到像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的那样，创造一个“能够孕育幸福”的世界。
会议最后一致认为，“希望是平静正义的生活总会战胜以任何暴力形式造成的四分五裂的生活”。
哥伦比亚《旁观者报》详细报道了这次大会的一般情况，还摘发了采访其中12位学者的谈话纪要。中国学者张卫（音译）工程师在回答关于下一个世纪的技术问题时说：技术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科技已经以一种任何人也不可想象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因此必须重视技术，可以把技术引进一个更幸福更有成就的社会。这些观点有助我们去抒写未来。
最后，这次会议的主持人加西亚·马尔克斯作了总结性发言。他的发言妙趣横生，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我们又聚集在这里。我在巴黎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仿佛听到有人说过，即使我们达不到任何目的，但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来到了这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交了朋友。在巴黎时，我们已经迈出几步，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成了朋友。这要归功于我们关在一起的这么多天，好像是做夫妻，但不是在两个人之间而是在二十个人之间做夫妻。我想，我们将夫妻形式中的一些形式付诸实际后便知道是夫妻或不是夫妻。一些人先试，另一些人后试。第一种，一种秘密形式是永远不会同时生气。第二种，如果两个人同时偶然生气，他们生气不超过5分钟，或最多10分钟，然后又相互说话了，仿佛任何事也没有发生似的。
我们用这种形式才得以进行各种讨论和争论。我们的最后意见统一在一份文件里，在这份文件里，可以觉察出在最后几分钟是有点儿仓促。我认为，在会议将要结束前的1小时，我们谁也不认为会有一份如此一致的文件出现，我们都相当赞同这份文件。
早在45年前，我出席了在日内瓦召开的四大国会议，我们记者都等待一份文件。与这次会议和这份声明的惟一区别是，那份文件始终没有出笼。那次会议对他们来说不像我们这次最后大家都成了朋友。那是涉及到战争的胜利者美、苏、法、英政府。他们知道并且相信，他们实际上已经战胜了。而我们赢得的惟一战争是会议之战。我们现在是朋友，过去是朋友，将来继续是朋友，而多亏了这一点，你们才得到一份我在日内瓦没有得到的文件。
